地域研究与开发杂志论文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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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研究与开发杂志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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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居民意愿的远程办公和人口空间重构趋势 ——以上海市为例

作者：朱玮,陈珂苑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

关键词：远程办公;人口分布;迁居选择;叙述偏好;上海

　　【摘要】旨在探讨远程办公的长期施行所可能导 致的人口空间重构。以上海为例，基于对822位 受访者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远程办公意愿模型 和迁居意向模型。发现工作属性是影响人们选择 办公方式的主导因素；人们偏好设施水平高、公 园可达性好、人口密度低、对本人和配偶通勤均 便利的居住地，且线上办公程度越高，迁居市外 的可能性越大。用合成人口数据模拟个人办公方 式选择和家庭迁居决策，发现远程办公占比为 71.6%，因远程办公而迁居的家庭占全市家庭约 12%，迁往市外的家庭约占5%。人口空间重构的 态势为“大分散，小集中，导入区年轻化”，江 浙是主要的市外迁居地，市内人口净导入板块集 中在中心城区设施水平高的个别板块和远郊生态 品质高的板块。  

　　1  序言

　　“远程办公”亦称“线上办公、居家办公、 移动办公”等，是指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实现在 非传统工作场所进行工作的方式。其概念提出于 1970年代[1] ，被认为是缓解诸如拥堵和汽车尾气 排放等通勤相关问题的重要手段[2] 。随着1990年 代电信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远程办公在欧 美国家开始流行；2019年新冠疫情发生后，远程 办公规模在全球迅速扩大，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对 于远程办公的接受度和期待[3] ，如美国湾区政府 协会认为，远程办公具有改善住房、经济、环 境等方面的前景，将其纳入了区域长期规划政 策[4] ；日本地方政府推动吸引远程办公群体到人口过疏化地区以助力地方重振[5] 。我国的远程办 公发展虽较晚却迅速，2024年我国线上办公用户 规模达5亿人，占网民整体的45.4%[6] 。在数字经 济的国家战略推动下，开展远程办公的机会和条 件都将继续发展，远程办公影响人民生活、城乡 发展、空间格局的效应将逐渐显现。

　　除了人们的通勤受远程办公的直接影响外， 另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居住。远程办公能够降低就 业者对传统集中工作场所的依赖，放松通勤距离 对居住地的制约，给予家庭迁居以获得更低居住 成本、更好生活品质的机会，从而引起人口空间 分布的重构，并带动其他功能的空间重塑。研究 发现，远程办公者的生活圈更依赖于住地周边的 设施[7] ；而因对传统工作空间需求的减少，企业 的选址也能更加灵活[8] 。因此，认识远程办公与 家庭居住的多样关系，理解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机制，对于把握未来城乡人口空间格局是一个根 本问题。

　　既有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个问题。 一是人们对远程办公的采纳和实践方式。解释 远程办公采纳行为或意愿的因素主要包含工作 性质、组织约束、家庭条件和个人态度4个方 面[9] 。其中最主要的空间因素就是家庭居住地及 其相联系的通勤。多数研究显示，远程办公倾向 与通勤距离的正向关联[10-11] ，证明远程办公是一 个人们用来应对长距离、高成本通勤的策略[12] 。 第二个层面则是在远程办公影响下的家庭迁居， 这关系到迁居人口的规模以及地方人口结构的改 变。对该问题的解释通常采用迁居理论框架[13] ， 并将远程办公的行为、意愿或形式作为解释因素 之一。国外诸多研究发现，远程办公与家庭迁往 较为偏远的地区存在联系[14-15] ，因而远程办公也 被视为复兴乡村、发挥其景观和环境价值的途 径[16] 。但也有研究发现，远程办公者向郊区迁居 的倾向不明显[17] ，甚至更偏好大都市地区，因为 那里有相比郊区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18] 。 由于迁居是家庭长期的生命阶段决策，其机制复 杂，远程办公不是其主要驱动力[12] ，因而其对迁 居行为或意愿的影响并不总是显著的[14，19] 。目 前，我国的远程办公研究集中于管理和技术领 域，在城乡规划相关领域中几乎是空白。仅一项 在南京的研究显示，长职住距离和临近购物中心 是引发人们居家办公的主要建成环境因素[20-21] 。

　　本文旨在探讨在远程办公的长期施行下，我 国城市中的人口分布可能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 进而思考城乡规划和政策的应对策略。研究将以 上海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人们采纳远程 办公的意愿及远程办公者所在家庭的迁居偏好， 并建构数学模型来把握其中的规律；在此基础 上，采用模拟方法估计全市远程办公的潜力和相 关家庭的未来迁居行为，推测人口规模和结构在 市域空间的重构态势。

　　2  数据及样本特征

　　2.1  数据采集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收集人们的远程办公意 愿和迁居意向数据，包含4个部分。第一部分为 受访人的个人和家庭信息；第二部分询问远程办 公经历以及未来采纳意愿；第三部分为因远程办 公引起的迁居经历，受访人对“是”“否”“尚 未，但在计划中”选项作出选择；第四部分询问 受访人在假定远程办公形式下的迁居意向。这 里预设的办公形式包括“线下办公”“混合办 公”“线上办公”：线下办公指每周不超过1天 采用远程办公的形式；混合办公定义为每周2～4 天采用远程办公的形式；线上办公指所有5个工 作日都用远程办公。混合办公定义中排除了仅1 天远程的形式，是为了限制选择情境的复杂度， 并考虑到1天远程办公应该几乎不影响迁居。该 形式划分一方面吸取了人们普遍偏好混合办公[22] 来保持同事交往、保障工作质量[23] 的研究发现； 另一方面假设了远程办公形式对迁居决策产生影 响，线上办公者的办公形式约束更少，因而在迁 居决策上可能拥有更多的自由度。在调查中，如 果受访人没有远程办公的意愿，则调查终止；如 有意愿，则需分别在混合办公和线上办公情景 下做出迁居选择。供选择的选项为39个居住目的 地，其中包含受访人当前的居住地，即不迁居； 有36个目的地位于上海，用实际房地产市场的覆 盖全市域的居住板块来表达(图1a)；目的地#37 表示上海邻省江苏和浙江；目的地#38和#39 表示其他国内地区，其中#39同时为受访人的 “老家”。

　　问卷调查主要通过因特网配合少量现场截访 两种途径实施，其中网络问卷由专业调查公司实 施。该公司利用其上海的样本库约2万个人成员， 随机邀请他们通过调查平台参与。鉴于工作行业 对远程办公采纳的显著影响[24] ，对采样过程采取 了多阶段的行业控制，尽量保证从事《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下的12个行业大类 的样本数量均衡。在2023年7月、10月和11月发放 问卷约1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822份①。

　　2.2  样本特征

　　样本的空间分布与实际人口分布比较接近 (图1b)，但社会经济属性上偏向较年轻的人口， 体力劳动群体的份额偏少(表1)。实际已采用 远程办公的受访者占45%，而对其支持率接近 80%。实际远程办公者中，多数采用每周1～3天远程的形式；而愿意远程办公的人占90%，其中 多数偏好每周2～3天远程的形式，线上办公的份 额也相比实际大幅增加。

　　有约20%的实际远程办公者已经或者计划因 为工作方式的改变而迁居，这与意向迁居比例基 本一致(图2)。在假定的远程办公情景中，随着 每周远程天数的增加，迁居意愿增强，同时更多 家庭选择离开上海；尤其在线上办公情景下，迁 居至江浙沪以外地区的比例显著提高。“老家效 应”明显：选择江浙作为迁居地的人中有35%来 自当地，而该比例在意向迁往其他地区的人中为 87%。虽然从国家尺度看，远程办公会促使人口 分散，但在市域范围内，人们更倾向于迁往中心 城区；在线上办公情景下，迁往远郊崇明区的人 口比例有所上升。

　　3  决策模型建构

　　3.1  远程办公意愿

　　采用多项逻辑斯蒂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来解释受访者在线下办公(OW)、混合办 公(HW)和线上办公(TW)之间做出的选择。公 式如下：

　　其中，以线下办公作为参照项估计各办公形 式的选择概率Pw。xm为解释变量，αR 和 βmR为对 应混合办公和线上办公的模型参数。

　　结果显示(表2)，显著影响混合办公效用的 因素数量多于线上办公，这与选择前者的人数 较多有关。婚姻状况对远程办公偏好的影响力 较大，且单职工最倾向采纳，或因为单身者需 要较多线下社会交往[11] ，而远程办公对双职工 家庭的责任分工冲击较大。年龄的影响中，中 青年人的混合办公意愿强于青年人，或因为后 者在事业发展初期更需要与同事接触；而不善 于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开展工作可能是中老年人 对线上办公接受度最低的主因。工作属性的影 响与既有研究发现近似，总体来说，基于办公 室环境的工作行业(如研发、金融、信息技术) 相较现场工作型行业(如零售批发、制造业、教 育)更有可能采用远程办公，尤其是线上办公。 该规律同样体现在岗位因素，体力劳动者采用混合办公的可能性较低；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在 其他办公室岗位中，高层管理者的意愿最低，或 因为他们一般担负较多的责任来当面协调不同人 员、部门和工作流程。

　　3.2  迁居意向

　　采用多项逻辑特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来解释受访者的迁居地偏好。用i={1， 2，……，39}表示备选居住地，人们选择某居住 地的概率定义如下：

　　其中，ViR表示居住地的可见效用，xik为解释 变量，βkR为对应的模型参数。因为受访者在混 合办公和线上办公情景下分别做了迁居决策，所 以会得到两个选择模型。

　　结果显示(表3)，房价是居住目的地的吸引 因素，有违常识。分析发现，因不显著未纳入 模型的设施密度变量与房价正相关(Pearson r= 0.664，sig. < 0.001)，所以两者对效用的各 自影响存在重叠；推断实际上人们被设施可达 性所吸引，而非喜欢高房价，但后者更综合地 反映了生活环境品质的地域差别；这也较好解 释了人们偏好迁往市中心的结果。用各模型的 参数与当前居住地参数之比，来比较各因素在 两种远程办公情景下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 可见，房价在线上办公情景下的影响力小于混 合办公情景。

　　人口密度的负向影响和公园密度的正向影 响表明人们寻求更好的居住环境质量。此外，公 园可达性在线上办公情景中显得更加重要，这可 能是因为人们在闲暇时间有更多机会享受自然环 境。所有3个距离因素都合理地呈现负向影响； 其中，到当前居住地的距离最具影响力，表明人 们优先考虑维持现有的居住环境而不是通勤距 离，这种偏好在线上办公情景下更为强烈。有趣 的是，在混合办公情景下，人们对配偶通勤距离 的关心多于自己；这表明家庭成员可能协调他们 的家庭责任以应对远程办公，由于远程办公者本 人节省了通勤时间，就能在考虑搬迁时更多地照 顾非远程办公配偶的需求。在线上办公情景下， 通勤距离显然对迁居地选择无关紧要。

　　在4个虚拟变量中，当前居住地对效用的影 响最大，符合多数意向远程办公者不考虑搬迁 的统计结果，显示了地方依恋或迁居成本的强作 用。江浙和其他地区的参数代表它们的随机效用 均值，而非对上海的相对吸引力；这是因为这些 目的地的房价、设施密度和距离变量难以准确测 度，因而被设置为0。与江浙相比，其他地区在 混合办公情景下的迁居吸引力明显较弱；但在线上办公情景下，它们与江浙的差距缩小，印证了 线上办公减少住房选择限制的假设。从这个角度 看，远程办公可以激励非本地居民返乡发展，兼 顾事业与家人或是其关键吸引力。

　　4  潜力测算及人口空间重构

　　应用以上远程办公意愿模型和迁居地偏好模 型，基于上海合成人口数据[25]②，探讨全市潜在 远程办公规模、迁居行为和其可能导致的人口空 间重构。该合成人口数据含约871万家庭户，其 中职工家庭约633万户，就业人口约1 104万人。

　　对所有就业人口的远程办公意愿进行模拟后 发现，线下办公占28.4%，混合办公占61.7%， 线上办公占9.9%。以1 km×1 km栅格为空间单 元，以就业地视角统计意愿远程办公人数占所有 就业人口的比例(图3)；可见在比例相对较高的 外环线内(中心城区)，浦东的远程办公潜力大于 浦西；潜力突出的局部片区有张江科学城、外高 桥保税区、紫竹科技园和临港产业园区等地。具 体以平均潜力为83%的张江科学城为例，分析效 用构成发现，以信息、软件和科研技术服务为主 导的产业结构是造成其高潜力的主因。

　　从每户职工家庭中随机选择1位职工作为迁 居模拟的决策主体，得到选择线下办公的家庭占 25.6%，并假定他们不迁居。其余家庭中的22% 将迁居，占所有职工家庭的16.5%，占所有家庭 的12%；其中混合办公家庭的迁居比例为21%， 线上办公家庭的迁居比例为30%。从迁居目的地 看，上海市内占58.5%，江浙占37.7%，其他地 区占3.8%；据此因远程办公迁离上海的家庭数 占所有家庭的约5%。混合办公家庭主要在上海 市内迁居，而线上办公家庭主要迁往江浙；迁往 其他地区的主要是线上办公家庭(表4)。从外迁 家庭的市内来源看，以江浙为目的地的分布由市 中心向外围规则递增，其中位于北部、南部和西 部边缘板块的比例达到约50.1%～55.6%，而位 于核心区板块的该比例约为27.3%～31.7%；因 为一方面外来人口在郊区的占比相对高，另一方 面迁往江浙的家庭以混合办公为主，仍需要向市 内通勤，因此其就业地在郊区的可能性更高。对 比之下，迁往他省的家庭以线上办公为主，因为 不受通勤约束，其比例较高的来源地在中心城区 和近远郊均有涉及，未呈现明显规律。

　　在上海市域内，远程办公引起的家庭迁居 将导致9个板块的人口增加，其余27个板块的人 口减少(图4)。位于市中心的黄浦板块最有吸引 力，另外包括徐汇板块和长宁板块；其余的人口 导入板块大都位于远郊，五大新城③所在板块均 属人口净流出区。对人口变化的动力进行分析，

发现板块的吸引力主要受到设施水平(房价)和生 态环境的正向影响，以及人口密度的负向影响。 黄浦板块的迁入人口最多，同时迁出较少，其设 施水平贡献了最多的效用，弥补了人口密度高的 劣势；而虹口、普陀、杨浦、陆家嘴北蔡板块的 人口密度也较高，但设施水平不如黄浦、徐汇、 长宁板块，综合导致迁出多于迁入的结果。远郊 崇明板块，青浦金泽板块、朱家角板块的设施水 平较低，但优质生态环境贡献了最大的效用，加 上人口密度的负作用小得多，因而成为人口净导 入区。值得注意的是，五大新城中，青浦城区、 奉贤城区板块属于净迁出最多的地区；它们的设 施和环境条件没有明显的优势和劣势，但综合吸 引力相对低并且人口基数较大，导致迁出人口明 显多于迁入人口。

 

　　将迁居职工家庭中的成员一并统计，估计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各年龄段人口比例变化 进行聚类后，得到6类变化模式(图5)。总体特征 是，中心城区的部分板块和南北远郊部分板块不同程度地年轻化，其余板块不同程度地年长化。 高度年轻化类中仅黄浦板块一处，徐汇板块和长 宁板块属于中度年轻化，轻度年轻化地区在中心 城区北部和南北远郊。轻度年长化板块占所有板 块的比例最高；而高度年长化板块之一就包括张 江科学城。

　　5  结语和讨论

　　以探讨远程办公影响下的人口空间重构为目 标，本研究以上海为例，首先通过构建远程办公 意愿模型和迁居意向模型，把握了这两个基本问 题的定量规律。发现工作属性是影响人们选择办 公方式的主导因素，这与既有文献的主流结论一 致；从事面向信息的行业相较面向人的行业、管 理型岗位相较体力劳动岗位的职工更有可能采取 远程办公。人口属性的影响主要来自年龄和婚姻 状况；30～49岁的中青年人、单职工家庭相较其 他群体实施远程办公的可能性最大。远程办公者 的迁居决策中，对不迁居的偏好最强，且希望迁 居地接近现居住地；人们偏好居住地的设施水平 高、公园可达性好、人口密度低；本人及配偶的 通勤便捷性仅在混合办公情景下被考量；远程办 公可以促进非本地人返乡，线上程度越高，选择 非江浙沪地区的可能性越大，但临沪地区仍是非 沪居住地的首选。 基于模型和合成人口数据模拟人们的办公方式选择和家庭迁居决策，发现线下办公 占28.4%，混合办公占61.7%，线上办公占 9.9%；因远程办公而迁居的家庭占全市家庭的 约12%，离开上海的家庭占全市家庭的约5%。 迁居大部分发生在市域内，其次向江浙，少量向 其他省(图6)。混合办公家庭主要在上海市内迁 居，而线上办公家庭主要迁往江浙。市内迁居形 成的人口净导入板块占少数，集中在中心城区设 施水平高的个别板块(主要导入区)和远郊生态品 质高的板块(次要导入区)。对于位于中心城区的 非主要导入板块，迁居大多以主要导入区为目的 地，其次是周边其他板块，少量迁往远郊的次要 导入区；同时它们也接收郊区的迁入家庭。近郊 板块的迁居总体上出大于入，迁入地主要是中心 城区，其次是次要导入区，并接收来自远郊和周 边的少量迁入家庭。多数远郊板块则比较均匀地 向次要导入区、近郊板块和中心城区输出人口。 迁居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在空间上的变化，中心城 区的部分板块和南北远郊部分板块不同程度地年 轻化，其余板块不同程度地年长化。据此，远程 办公引起的人口空间重构特征可以用“大分散， 小集中，导入区年轻化”来概括。

　　由于以上探讨基于当下人们对远程办公的 意愿，没有考虑雇主态度这一决定性因素[24] ，因 此70%的远程办公潜力或看起来过高。不过，从 雇主角度开展的最新研究支持混合办公[26] ，也显示出企业积极的采纳计划[8] ；2015年，欧洲的制 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远程办公比例超过65%，信息 通信、金融等产业的比例则更高[27] 。本研究的另 一个缺陷是样本偏年轻、体力劳动者比例较低 (2020年上海市40岁以下劳动力占58%)[28] ，这一 方面受到网络调查样本库本身的限制，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能更高效地采集有远程办公和迁居意愿 的样本，因为经验和本实证分析都证明，年轻人 和非体力劳动者更倾向于远程办公，而中老年人 处于生命周期的稳定阶段，迁居的可能性较低。 所以尽管样本有所缺陷，模型中也纳入了年龄作 为解释变量，对中老年选择结果预测的可靠性 可能还需要提高。综合以上事实，至少在知识 产业密集的我国城市，50%的远程办公率也许是 可期待的。而从上海人口外迁的事实来看，2024 年外来常住人口减少23.8万，占全市常住人口 的0.96%[29] ，自2020年累计减少64.5万，占当年常住人口的2.59%[28] ；因而本研究估计长期实施 远程办公下外迁5%(或在整体50%远程办公下为 3.5%)的家庭占比，其数量级并不脱离实际。本 研究未深入考察的一个事实是有1/5的远程办公 者为此而实施或计划迁居，这与迁居意愿的表达基本一致；综合来看，来自职工家庭10%的迁居 需求足以对城市职住空间、交通运营维护、设施 布局产生显著改变。

　　在规划应对上，国外学者担心远程办公刺 激居住郊区化，非但不能缓解通勤问题，反而 导致长距离小汽车出行加剧；这种情况确实存 在[12，30] 。具有“中国特色”的该问题则更复杂 一些。一方面，近40%的市外迁居地偏好意味着 这部分对市内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会转移到临沪地 区；同时，因为混合办公占大部分，跨省市、跨 城通勤的需求增加对交通和服务设施区域协调规 划管理的要求将提高。另一方面，上海远程办公 者对中心城区的迁居偏好显著地强于国外同侪， 导致人口向心集聚需求加剧。在受访者凭主观愿 望而不充分考虑市场供需的情况下，该结果可能 不尽合理；但这也反映出人们对高质量生活品质 的追求和现状供给在市域空间中欠平衡的问题， 如五大新城至少目前尚未展现出对远程办公人群 的明显吸引力。反过来看，一个功能更加混合、 更有人气、更年轻的中心城区也值得期待；模拟 结果显示，中心城区产业的远程办公潜力大，企 业对办公空间需求的下降和更多的迁址选择或将 增加办公物业闲置，那么通过改造和更新引入居 住、生活服务等多元功能将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远郊地区依托优质生态环境也将获得发展机遇， 城镇和乡村在保证基本生活服务的前提下，可能 形成青年“数字游民”社区；他们也许就职于城 市里的软件公司、银行、研究院所，高水平的教 育和医疗还不是他们的主要需求；因而可能会形 成一种以阶段性、流动性、更替性为特征的社区 运行模式。最后，回到设施弱于中心城区、生态 不比远郊、略显尴尬的五大新城，如果远程办公 导致新城人口入不敷出，那么发展较低远程性、 更容易把人留在当地的“人-人”交互(服务)、 “人-机”交互(制造)产业就应该优先于“人数”交互(信息)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