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经贸大学学报杂志论文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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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经贸大学学报杂志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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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时代我国期刊出版的趋势、逻辑和应对

作者： 姚锋

作者单位：

关键词：数字时代;期刊出版;辩证关系;二元互促;二元冲突

　　摘 要 ：期刊是我国出版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文化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 要力量。随着数字时代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期刊出版迎来了新的发展趋势和新的历 史机遇。期刊出版的发展趋势背后蕴含着二元辩证的逻辑关系 ：其存在的二元互促关 系是主要方面，其存在的二元冲突是次要方面。在理解和阐述数字时代期刊出版所特 有的趋势和逻辑的基础上，我国可从政策、法治和举措三个维度进行积极应对。 

　　期刊出版是文化繁荣和文明传承的重要一环， 也是文化思想传播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在公共文化 繁荣上，还是文化产业的全产业链条上，均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从整体来看，进入数字时代后，我 国期刊出版存在以互促为主，以冲突为辅的二元互 动的持续性状态，研究其中的辩证关系和应对之策， 有利于我国期刊业的深入改革和长远发展。

　　一、数字时代我国期刊出版的发展趋势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让出版领域具有了 资源开放性、过程智能性和多元交互性等特点，将 对传统出版业产生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期 刊出版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可以说，在数字时代， 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智媒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为期刊 出版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 一 ) 总体趋势 ：期刊出版呈现多元、多向的 快速发展态势。2019 年至 2022 年，新冠疫情以一 种独特的方式悄然加速了各行业，尤其是期刊出版 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这场疫情不仅促使线上业务 蓬勃兴起，更引领了相关业态的精细化与深化发展， 线上空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潜力。一系列前 沿数字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引领我国期刊出版 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数字纪元。在这一转型浪潮中， 期刊领域的个性化出版与知识服务等新兴业态尤为 亮眼，呈现多元、多向发展之态势，不仅为用户量 身定制了高度个性化的出版内容，实现了用户体验 与文化消费场景的双重升级，还极大地促进了公共 文化服务模式的创新与拓展。鉴于此，面对数字时 代的浩瀚蓝海，探索并构建期刊出版内容生产的新 数字模式，已成为推动网络期刊出版持续健康发展 的必然选择与重要趋势。这一趋势不仅要求期刊出 版机构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技术与应用，更需 深刻理解用户需求，以用户为中心，打造更加精准、 高效、便捷的数字出版生态，共同开创期刊出版业 的美好未来。

　　从国家政策的宏观视角审视，“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的构建，以及聚焦于拉动内需与激发消费潜能的战 略部署，预示着未来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路径。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繁荣发展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的宏伟目标。这一政策导向无疑为期 刊出版业铺设了坚实的政策基石，预示着其将迎来 一个依托政策红利、实现创新性飞跃的黄金发展期。

　　从国内和国际的竞争者视角来看，在竞争激烈 的市场环境中，期刊出版业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以 YouTube、Netflix 等国际巨头为代表的， 以及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等国内领先的，集多 媒体与社交属性于一身的娱乐传播平台，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不断重塑 着受众内容消费的习惯与偏好。在这一趋势下，传统期刊出版业态面临着被边缘化乃至被挤出市场的 严峻考验。面对挑战，期刊出版业须积极应变，探 索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通过数字化转型、 内容创新、渠道拓展等多维度策略，提升期刊产品 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以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满足读 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同时，强化品 牌建设与文化传播功能，深入挖掘并展现中华文化 的独特魅力，以文化自信为引领，推动期刊出版业 在激烈的国际出版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迈向更加 辉煌的未来。在传统的印刷时代，纸质期刊印刷和 发行的数量受到传统出版生产力的制约，购买渠道 也相对固定，而数字化期刊的“货架”空间是无限 且易获取的，因此数字期刊不会绝版，其生产和发 行成本也得到极大压缩。相较于传统纸质期刊，数 字期刊不仅拥有强大且丰富的内容储备可能性，其 综合性的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也将突破升级，虽然 一方面这样可能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但另一方面 也会让其体验过程更人性化，体验形式更多样化。

　　即便在中国硬实力不断提升的当下，中国出版 产品在西方主流文化圈中尚不多见，能够深刻融入 并有效影响其主流舆论场的期刊出版更显不足。与 此同时，中国与欧美强国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竞争 日趋白热化，这一背景无疑加剧了全球信息传播格 局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在此背景下，我国期刊出版 业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时代重任与历史使命。它不 仅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更应当成为联接 中外、沟通世界的桥梁，积极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 魅力与深厚底蕴，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文化软 实力和影响力。因此，我国期刊出版业应勇于担当， 不断创新，努力生产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高质量的内容供给满 足国内外读者的多元化需求 ；还应加强与国际出版 界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文化对话，共同构 建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国际文化传播体系，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 二 ) 融媒体化 ：期刊出版的规模效应趋强。 当前媒体发展的鲜明趋势是 ：众多线下和线上的各 类型传播主体在以 AI 为代表的智媒技术的助推下 向着融媒体的方向拓展和挺进。期刊出版也将会日 趋融媒体化，规模效应亦会趋强，具体表现为以下 两个方面。

　　一是出版技术的深度融合与革新。当前，以大 数据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重塑出版业的版图与生态。智媒、大数据、云计 算、区块链、虚拟现实及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的迅 猛发展，不仅驱动着移动 App、微博、微信等融媒 体平台持续迭代升级，更引领期刊出版业步入了一 场深刻的生态重构。这场变革极大地加速了出版内 容的深度挖掘、出版载体的多元化拓展以及出版服 务模式的全面升级。传统期刊出版中，长期困扰业 界的互联网商业盈利模式正逐步清晰，并激励着行 业不断探索新颖且可持续的盈利路径。技术融合为 期刊出版带来了显著优势，它创新了数字化的传播 媒介，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实现了出版价值的 深度挖掘与增值，并成功构建起一系列新型服务平 台。以《知音》等重量级传统期刊为例，它们已成 功转型为集在线教育、音视频互动、读者社群等多 维度资源与服务于一体的“数字化期刊”，有效增 强了用户黏性，实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尽管 VR、 AR 等技术的应用初期成本较高，但其与期刊出版 的深度融合趋势已不可逆转，预示着未来沉浸式、 交互式、视觉化及个性化表达将成为主流传播形式。 此外，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期刊集群”与“超 大规模刊群”也将愈发普遍，进一步推动期刊出版 业的规模化与集群化发展。

　　二是出版渠道的多元融合与拓展。尽管国家层 面已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实体期刊在持续发展上仍 面临诸多困难。在此背景下，部分期刊机构积极实 施渠道融合战略，将线下优质内容与线上多元渠道 融合拓展，探索除传统纸质销售外的新型内容变现 模式。例如，通过与网红合作进行期刊直播销售等 创新尝试，有效拓宽了内容的传播方式与收益的渠 道。智媒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加快了信 息的传播速度，还促进了社会资源的网络化共享、 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及高效化利用，显著提升 了包括期刊出版在内的多个行业的经济运行效率与 水平。展望未来，数字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流、技 术流、资金流及人才流的汇聚与互动，将进一步优化期刊出版的分工协作体系，推动其生产与运营模 式向集约化、智能化及创新化方向迈进。

　　( 三 ) 内容为王 ：期刊出版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步入数字时代，我国期刊出版业虽实现了规模上的 显著扩张，但在传播效能与全球影响力方面仍存诸 多短板。就国内而言，期刊出版的整体质量与多样 性尚未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 需求 ；放眼国际，能在全球舞台上独领风骚、具备 广泛知名度的期刊品牌更是稀缺。造成这一现状的 原因，主要是内容生产层面存在短板。在内容为王 的期刊出版业，内容挖掘与持续创新无疑是其核心 要务。在智能化媒体转型的浪潮中，无论是传统纸 质期刊还是新兴的网络、数字出版形态，均应坚守 内容为本，深挖并拓展纸质期刊的固有价值，致力 构建集在线教育、线上阅读、虚拟体验等多维度于 一体的期刊出版融合产业链，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与 多元化。为此，期刊出版业须在内容建设上倾注更 多心力，广泛汇聚优质内容生产资源，不断提升内 容质量与原创能力，借助大数据技术的力量，实施 个性化内容推荐策略，精准对接读者偏好，打造既 受读者欢迎又符合市场需求的高品质内容，推动期 刊出版向更加专业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通过这 一系列努力，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我国期刊出版的整 体实力与竞争力，更能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出更多具 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化品牌，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 更响。

　　二、数字时代我国期刊出版的辩证关系 ： 二元互促和二元冲突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和深入，我国期刊出版越 来越呈现出二元互促和二元冲突并存的情形，其彼 此影响和彼此依存的辩证关系也越发显著。

　　（一）期刊出版的二元互促。一是从传播方式 来看，存在传统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的互促。当代中国，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 术促使期刊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出版规模更加庞 大，出版内容的存储与获取有了更加丰富、便捷的 路径，知识的传播更为普遍。[1] 在此背景下，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 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2] 不 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均为联系受众的桥梁，遵 循类似的媒体传播规律。传统媒体的效能受限于空 间和时间，新媒体则相对缺乏严谨性和权威性，唯 有二者的结合和互动方能最大化其优点、最小化其 缺点，从而实现一举两得 ：一方面，基于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新型传播体系可以 实现技术、内容、渠道、平台的深度融合，给读者 带来多元化的阅读体验 ；此外，新的传播形势将改 变期刊出版相对薄弱的基础设施和人员的固化思维 模式。另一方面，传统期刊出版模式相对新媒体而 言，前者具有后者难以取代的权威性和严谨性等固 有优势。总而言之，期刊出版应顺应数字时代媒体 融合的发展形势，以探索传统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的 平衡点，找到期刊出版二元互促的最佳协调支点， 以寻求更长久且稳定的发展。

　　二是从编辑把关来看，存在个体经验和智能算 法的互促。传统期刊出版的内容质量，是由经验丰 富的责任编辑进行个体把关。传统的期刊出版在选 题、作者和版权资源上依然有其优势，但由于其出 版周期长、缺乏互动性，再加之无法较好对接新技 术和经营思路落后等原因，受众极易流失，传统的 期刊出版的生存空间及其各种效益因此受到挤压。 新媒体、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介入期刊出版， 将改变编辑的编校行为、出版模式，大大提高传播 效率等，而且通过智能化算法推荐可更精准地将内 容传播出去。总之，唯有实现二者的合理搭配才能 够达到期刊出版内容质量的最佳效果。

　　“人类的认识开始于经验，形成于理性。”[3] 受 过长期能力培养和高等教育的编辑，在经历了编辑 岗位上的一线工作锻炼后，具备了智能的算法推荐 所不具有的“经验理性”，即作为独特个体的编辑 们积累了足够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工作感受等， 能够从中获得对现实世界的“实践理性”的认知， 其与智能算法的最大区别在于所具有的经验性和创 造性，而这也正是智能算法所无法具备的。两者在 数字时代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互相影响和互 相提升的良性互促关系。

　　三是从出版面向来看，存在国内期刊出版和国际期刊出版的互促。国内期刊出版与国际期刊出版 的互动应在提升自身出版能力水平的基础之上，寻 求合理的盈利模式并确保产业链的稳定发展。譬如， 以爱思唯尔为代表的国际出版平台就利用其在数字 出版领域的优势，通过网络新媒体等渠道寻求多方 位、多面向的国内外出版合作模式。与之相应，为 了加强国内与国际期刊出版的互动，我国的期刊业 也应与之共同打造期刊推广交流平台，向全世界彰 显我国期刊出版水平，扩大期刊出版宣传及国际影 响力，以实现最优互动。总之，我国期刊只有真正 走出去，互鉴互通、互相促进，成为全球范围期刊 出版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才能持续增强中国 期刊在全球的影响力。

　　（二）期刊出版的二元冲突。期刊出版的二元 冲突在价值范畴的首要表现就是其产业性和公益性 的冲突，也可以理解为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文化产业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冲突。这一点在我国也以 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4]

　　期刊出版除了涵盖产业性和公益性的二元冲突 外，其表现形式从不同角度还囊括了流变性和固化 性、垄断性与分散性、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 形态等衍生性的二元冲突。从经济学视角去深究， 不难发现，以上多类型二元冲突的背后，隐藏着不 同主体基于不同经济动机和诉求而产生的多样化的 价值观差异。具体而言，期刊出版的社会效益是指， 期刊出版机构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给社会和国家带 来的诸多综合性收益，具体可分为微观经济效益和 宏观经济效益。其中，宏观经济效益实际上是“社 会效益”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且不限于隐性的正 外部性。期刊出版进行产业化时务必遵循其经营规 律，并找到其与公益性的平衡点。总之，文化产品 的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期刊出版社会效益的天然主 导地位，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二者是辩 证统一的关系。换个角度来看，期刊出版的产业性 和公益性看似互相冲突，却因此而存在着更为密切 的联系。从实践而言，那些取得不俗成绩的期刊出 版机构，无不在二者间达成一种既精确又模糊的平 衡状态。

　　此外，期刊出版的二元冲突虽然客观存在，但 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如果只强调期刊出版 作为文化产业的公益性，那么期刊出版机构则会出 现结构单一，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需要 等问题，甚至会出现资源配置不合理和资产闲置、 浪费等导致效率低下的现象。这些弊病严重束缚了 我国期刊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定程度的市场化 和产业化来实现期刊出版经济效益的提高。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要求分清事物的本质 和现象，只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才能明辨是 非、站稳立场。数字时代我国的期刊出版也是如此， 坚持党在文化传播领域的领导是不容置疑的，一旦 “不能区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不能 处理好一元主导与多元繁荣的关系”[5] ，期刊出版 工作就会陷入僵局或走上邪路。

　　三、数字时代我国期刊出版的应对之策

　　数字时代的我国期刊出版事业，显现了不同于 以往时代的发展特点，面临着新的发展趋势和新的 机遇，以下从政策维度、法治维度和实施措施维度 分别阐述应对之策。

　　（一）政策维度。近些年以来，我国期刊出版 行业不断迎来利好政策。《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出 版社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大学出版社 应“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统一的原则……”《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 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引导学术研究立足中国实际， 回应现实关切，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要创新 内容载体、方法手段、业态形式、体制机制，加快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不断提升开放办刊水平、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这些政策 为期刊出版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发展思路，但 在落实过程中应该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制定科学合理且有针对性的促进政策，也可以 赋予当地出版主管部门或出版主体以一定的自主 权，以此推进不同期刊出版模式的自我孵化和良性 发展。

　　我国现行针对文化产业的财税优惠政策主要根 据整个文化产业的状况和特性而制定。有学者就指 出，相关税收政策制定之依据在于文化创作的“成本病”等特殊经济规律，而其财政补贴政策之依据 则在于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外部性”等。[6] 而 作为文化产业中较为特殊的期刊出版业，更有其自 身的特殊性。但现行政策中少有考虑这一点，造成 相关政策的针对性不强，且相关举措难免存在或是 力度不够或是切入点不到位等问题。总之，我国未 来相关政策的制定应着眼于有利于期刊出版机构内 外部运行各项机制的建立，以将其自主性优势充分 发掘和发挥出来。

　　（二）法治维度。2025 年最新修订的《出版管 理条例》是规范期刊出版的最重要法规之一，为各 期刊出版机构相关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根本遵循，为 保障、促进期刊出版产业和事业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提供了法律支持。[7] 此外，已经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正在制定的“文化 产业促进法”也是该领域的重要法规。期刊出版带 有显著的公益性，毫无疑问应该纳入公共文化服务 的范畴，政府应给予基本的场所、人员和经费等方 面的支持和保障。同时，期刊出版也具有一定的、 特殊的文化产业属性，在以“文化产业促进法”为 代表的法规中，宜调整或增加对出版产业，乃至对 期刊出版的促进性、奖励性的规范内容，譬如，根 据税收法定和量能课税原则，可在强调其公益性为 主的基础上合理确认其适度的税收负担能力；再如， 针对期刊出版的税收优惠幅度应该更大，在此基础 上再根据数字时代的特点确立“公益出版税收减 免”“公益出版促进”等机制，从法治的角度促使 其公益性和产业性达到最佳平衡效果。

　　（三）实施措施维度。在数字时代，实施措施 是将上述和期刊出版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落地的关键 性一步，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找到期刊出版 公益性和产业性在实施层面的动态性平衡。

　　一是继续优化那些已适应期刊出版市场化改革 的行之有效的相关机制，借鉴国外期刊出版的经验， 整合各方资源，努力培育有中国特色的期刊出版和 传播品牌，更好地承担文化传承和传播的历史使命， 充分发挥期刊出版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有效推动 作用。

　　二是要建立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期刊出版编辑 团队，重视并组建有较为深厚专业背景的学者化编 辑团队，不断适应数字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新特点 和新趋势，让其在具备传统编辑经验和严谨编辑思 维的基础上，增强对新媒体、大数据时代创新思维 意识的培养，并提升对各类智能化传播手段的理解 和应用能力。

　　三是要实现期刊出版各项机制的体系化、科学 化，并形成长效而良好的协调运作模式。我国期刊 出版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 为”方针，以及“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双效”原则，相关机 制的体系化构建应遵循以上原则。

　　四是期刊出版主管部门应重视并落实期刊出版 的质量评估机制、促进机制和管理机制等，在实施 过程中，既要重视物质奖励，也应注重精神鼓励 ； 既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更要科学合理地将“量” 和“质”的评价相结合 ；此外，应适应数字时代的 新特点，逐步在按劳分配的原则基础上，结合“按 能分配”和“按智分配”，推动出版专业化和编辑 学者化，平衡相关主体的权责利，营造数字时代期 刊出版行业的良好生态和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