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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价值链参与、有偏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作者：吕晓一,戴 枫
作者单位：郑州科技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大学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参与;劳动收入份额;技术进步;工业行业
摘 要：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是衡量社会公平与民生福祉的重要指标，提升劳动收入份 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本文基于 2001—2020 年中国工业行业相关数据，从有偏技术进 步的角度探讨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01—2011年 我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方向整体上偏向资本，2012—2015年偏向劳动，2016—2020年再次呈现资 本偏向，但偏向资本程度明显下降；（2）技术进步偏向劳动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3）前向全 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偏向劳动，进而提升行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后向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作用则不明显；（4）在数字经济行业与高端技术行业中， 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在非数字经济行业与中低端技术 行业中其作用不显著。 ：
一、引言
收入分配是关乎社会公平、民生福祉的重要 议题，劳动收入份额则是初次分配的关键指标。 劳动收入份额不仅反映社会分配公平程度，还会 对消费水平与经济循环产生重要影响。构建“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扩大内需为支撑，劳动报 酬的提高则是扩大内需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十四五”规划《纲要》指 出，“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目标之一，并且进一步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则再次提 出要“坚持多劳多得，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相关 政策文件显示出对劳动收入的关心与重视。已 有研究发现近几十年诸多国家劳动收入份额呈 现不断下降趋势[1] ，而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自 2007 年达到最低点后开始回升[2] 。为何我国劳动收入 份额呈现先降后升的特殊变动趋势？以全球价 值链参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国际分工是否有助 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劳动者在经济外循环 的利益分配过程中分得的蛋糕是相对变大还是 变小了？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扩大内需，加快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来说，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中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劳动收入份额 的作用机制与影响不尽相同，部分研究认为全球 价值链参与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不利影响。 如唐志芳和顾乃华[3] 基于制造业服务化的视角， 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会降低制造业服务化 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作用；Sung et al.[4] 基于经 济开放程度的视角分析了 17 个国家 1981—2021 年工业行业劳动与资本报酬，发现经济全球化程 度提高会带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刘维林[5] 对国 内 2000—2014 年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测算，认为 全球价值链参与通过外资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产生了“挤压效应”；高运胜[6] 等分析了 42 个国家 2000—2014 年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劳 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认为全球价值链参与通 过资本型技术进步偏向显著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也有研究认为全球价值链参与有助于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如 Jiang and Milberg[7] 认为全 球价值链有助于专业化程度提高，进而通过技术 溢出效应带来劳动收入报酬份额提高；隋广军[8] 将国外增加值率作为全球价值链参与的衡量指 标，发现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劳 动收入份额呈 U 型关系，在跨越临界值后全球价 值链参与程度的提高可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增 加；刘曙光[9] 等以 1995—2008 年 38 个国家制造业 为研究对象，得出全球价值链参与会促进劳动收 入份额的提升，但其正向影响受到贸易规模和要 素禀赋结构的负向调节。
尽管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全球价值链 参与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研究，但较少文献考虑 技术进步偏向在全球价值收入分配效应中的作 用。参与全球价值链会通过产业转移和外资投 入等影响技术进步偏向，而技术进步偏向是引起劳 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主要原因[10] 。我国早期以工业 行业为主导，以加工贸易形式融入全球价值链[11] ， 工业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更容易凭借深度融入 取得技术进步，促进行业内部生产效率提升与产 业结构优化，为整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深 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我国工业行业的技 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偏向还是劳动偏向？这一过 程是否提升了行业内部的劳动收入份额？以上 问题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本文从技术进步偏 向的视角出发，对我国 2001—2020 年工业行业全 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进 行研究，并基于技术进步偏向的视角进行机制检 验。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两点：第一，从技术 进步偏向的视角出发研究全球价值链产生的收 入分配效应，对该领域的文献进行补充和完善； 第二，从企业视角分析了技术进步偏向视角下全 球价值链参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一定 程度上拓展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劳动收入份额 影响的理论内涵。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劳动收入份额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价值链参与会带 来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开放型经济是导致技 术进步偏向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在经济全球 化过程中，资本丰裕的发达国家主要集中生产和 提供资本密集型中间投入品，倾向于发生劳动节 约型技术进步，即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而发展中 国家正好相反，即技术进步偏向劳动[12] 。Acemoglu[13] 则认为在长期开放型经济中技术进步最终 会表现为纯粹劳动增进型。在参与全球价值链 的初期，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价值链分工与国际 产业转移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尽管这一过 程会提升发展中国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14] ， 但更多表现为资本偏向的有偏技术进步。而在 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发达国家倾 向于进行“技术封锁”，试图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 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口与 产业转移获得技术创新的成本增加。与此同时， 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的自主研 发能力也逐渐提高。当从外部获取技术的成本 高于自主研发的成本时，企业倾向于通过自主研 发实现技术进步，这一过程更强调对高技能劳动 力的需求，倾向于发生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
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有助于促进劳动收入份 额的提升。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表现为新的生 产技术、管理方法或者工具的创新，使得劳动者 在生产过程中能够以相同的投入创造出更多价 值。当工业企业发生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时，一 方面，劳动者边际产出增加，企业为了吸引和保 留这些更具生产力的劳动力，会选择提高工资水 平，这将会直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劳 动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在相同的劳动投入下可以 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而提高企业的产出水平和 经济效益，企业倾向于进一步扩大生产，增加劳 动要素的投入，这将会间接提高劳动收入。当行 业整体发生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时，对劳动要 素，特别是高技能劳动要素的需求会增加。在劳 动要素供给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行业整体工资水 平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也就相应提高。
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说：
H1：全球价值链参与会带来劳动偏向型技术 进步，进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二）不同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对劳动收入
份额的异质性影响 根据融入方式与承担角色的不同，可以将全 球价值链参与分为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前向 全球价值链参与（Forward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是指一个国家（地区）出口中间品用于别的国家（地区）最终品生产的参与方式。其参 与程度通过其他国家最终品中包含的本国中间 品增加值的比重衡量，反映了参与主体在全球生 产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作为中间品供应 国 的 角 色 。 后 向 全 球 价 值 链 参 与（Backward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是 指 一 个 国 家 （地区）主要通过进口其他国家（地区）的中间产 品，并将其用于本国生产，最终将产品出口到其 他国家（地区）的参与方式，通过本国最终品中包 含其他国家中间品增加值的比重衡量。
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可以通过劳动偏向型技 术进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在前向参与方式下，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早期依靠劳动力和自然 资源等比较优势，出口低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 产品获得分工利益[15] 。随着前向参与程度的加 深，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 术，出口能力与出口质量提高，逐渐实现由劳动 密集型中间品出口向技术密集型中间品出口的 过渡。此时企业在研发、设计等增加值较高的生 产环节具有优势，会将劳动力成本较低的非核心 业务转移，保留研发、设计等高增加值的生产环 节，这一过程中低技能劳动力被培养或筛选，高 技能劳动力比例上升，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发 生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企业参与到全球价值 链的高端环节时需要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生产 能力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这种需求驱动的 技术进步也倾向于偏向劳动，因为在高附加值的 生产环节中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水平是关键因 素。此外，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还可以促进企业 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劳动生 产率，产生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力收 入份额。
相比之下，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通过劳动偏 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作用 则不明显。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通常表 明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下游，依赖于其 他国家的资源和技术优势，从事技术含量与附加 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等环节。在后向参与方式下， 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劳动密集度较高，利润率较 低，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相对较低，劳动生产率 和工资水平也相对较低。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 还会导致技术依赖和低端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 处于低端位置的时候会过度依赖进口的中间品 和技术，而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这种情况下， 企业可能更倾向投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资本 而非提升劳动力水平，技术进步方向表现为资本 偏向。此外，后向参与的市场往往竞争激烈，价 格压力大，企业通过压缩劳动力成本来保持竞争 力，这将会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因此，后 向参与度对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有 限，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可能不明显，甚至 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H2：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会通过劳动偏向型 技术进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后向全球价 值链参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或 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三、主要指标选取、测算与变动特征
（一）主要指标测算
1.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参照 Wang Z et al.[16] 计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主要计算方法为在投入产出模型中按照去向（来 源）将增加值（总产出）进行分解，具体计算公式 如下：
式（1）反映了增加值的去向，等号左侧 Va′ 表 示增加值，右侧的四个组成部分中，VLY D 表示本 国消耗的增加值，VLY F 表示嵌入在最终品中出 口的增加值，VLAF LY D 表示包含在单次跨境行为 的中间品出口中的增加值（被称为简单价值链活 动），VLAF (BY - LY D ) 表示包含在多次跨境行为的 中间品出口中的增加值（被称为复杂价值链活 动）。相应地，式（2）反映了最终产出中增加值的 来源，等号左侧 Y′ 表示最终产出，VLYD 、VLYF 、 VLAF LYD 和 VLAF (BYLYD ) 表示最终品中的增加 值完全来源于本国、来源于国外的最终品进口、 来源于单次跨境行为的中间品进口与来源于多 次跨境行为的中间品进口(1) 。式（1）—（2）中后两 项被视为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全球 价值链活动，根据全球价值链活动占增加值（总 产出）的比重可以计算得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在此基础上，得出以中间品供应与中间品需求为 主要表现形式的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后向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2.技术进步方向指数
借鉴郑江淮和荆晶[17] 基于 CES 生产函数构 建的技术进步方向指数（non—neutral technology change index,NTCI）进行技术进步偏向的计算，计 算公式如下：
NTCI 表示技术进步偏向，σ 为资本与劳动 的替代弹性参数，SK 表示行业资本报酬，SL 表示 行业劳动报酬，L 与 K 分别表示生产过程中投入 的劳动力和资本数量，下标 t 表示年份，j 表示行 业。通过上式计算可得 j 行业 t 年的技术进步方 向指数 NTCIj,t ，若 NTCI 指数小于 0，说明劳动技 术效率参数增长得更快，意味着技术进步更加偏 向于劳动，促进劳动要素报酬的提升；反之，则可 以认为技术进步更加偏向于资本，促进资本要素 报酬的提升。
NTCI 的计算涉及以下关键参数：
（1）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参数 σ 。借鉴 Raval[18] 估计美国制造业企业资本与劳动要素的替代 弹性的方法，构建以下模型对我国工业行业资本 与劳动的替代弹性进行估计：
式（6）中，SKjt 表示j行业t年的资本报酬，SLjt 表示j行业t年的劳动报酬，Kjt 与 Ljt 分别表示j行 业 t 年的资本要素投入与劳动要素投入，1（/ 1- β1 ）为替代弹性的估计值。为防止可能出现的内 生性问题，参照已有研究，采用 2000—2020 年 17 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2) 对替代弹性进行估计 时固定行业和个体效应，并加入解释变量（人均 资本对数）的滞后一期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 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3) 估计 β1 。
（2）物质资本报酬 SK ：将利润总额与固定资 产折旧额之和作为物质资本报酬，数据来源为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3）劳动报酬 SL ：参照郑江淮和荆晶，使用工 业行业城镇在岗职工工资总额数据作为劳动报 酬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 鉴》。
（4）物 质 资 本 投 入 K：余 泳 泽 等 [19] 对 我 国 1985—2014 年间工业两位数行业资本存量进行 估算，本文在借鉴其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将工业行 业资本存量数据计算至 2020 年。具体做法为在 其估计的工业行业资本存量已有年份的基础上， 加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年 度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同时借鉴张军和章元[20] ， 将折旧率设定为9.6%，以1990年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进行平减，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
（5）劳动力投入L：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公布的行业就业人员总数确定。
3.劳动收入份额
收入核算法是衡量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方法 之一，计算公式为 LABSit = laborit /Yit 。其中 LABSit 表示 i 行业第 t 年的劳动收入份额；laborit 表示该 行业劳动者报酬总额，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选择工业行业城镇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数据作为劳动报酬；Yit 为该行业的增加值，来源 于OECD数据库(4) 。
（二）2001—2020年主要指标变动特征
观察图 1 可以发现，2001—2008 年 GVC 参与 度处于上升状态，2009 年因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
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此后得以缓慢恢复。2001— 2020 年间我国工业行业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 度整体高于前向参与度，这反映出尽管我国部分 工业行业在向附加值更高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发 展，出口产品中高科技制造业的贡献显著增加， 在向世界提供高科技领域的中间产品方面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5) ，但我国仍存在大量低端 工业行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整体上仍表现为 对中间品的需求大于供给。尽管前向参与度整 体水平低于后向参与度，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特别是2020年全球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我国工业 行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仍明显提高，这反映 出我国工业行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愈发重要 的地位。观察图 2 可以发现，我国工业行业城镇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占其行业增加值的比重在 2001—2010 年间无较为明显变化，在 2010—2015 年间有较为明显的上升，于2015年达到最高值后 开始下降。与 Xie[21] 基于 1950—2004 年 130 个国 家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的变动趋势大致相同(6) 。从 技术进步方向来看，2001—2011 年间技术进步方 向指数呈现不规律的波动变化，但整体上呈现资 本偏向，表现为仅有2005年和2008年两年数值小 于 0；2012—2015 年，该指数连续 4 年小于 0，表明 发生劳动偏向技术进步，对应期间劳动收入份额 大幅提升；2016—2020 年，除 2019 年该指数略小 于 0，再次转变为资本偏向，劳动收入份额也随之 下降。对比观察可以发现，技术进步偏向是影响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之一，发生劳动偏向型 技术进步时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发生资本偏向型 技术进步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四、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设定以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假设 1 和假设 2进行验证：
上述模型中，下标 i 代表行业，t 表示年份， LABSit 表示劳动收入份额，GVCPit 表示全球价值 链参与度，具体包括前向参与度（ GVCPfit ）与后向 参与度（ GVCPbit ），Controlsi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 量，Industryi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Yeart 表示时间 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 变量选取与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二）回归分析
1. 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劳动收入份额
式（7）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表 2 第（1）—（2）
列为基于前向参与度的回归，（3）—（4）列为 基于后向参与度的回归，第（2）列与第（4）列分别 在第（1）列与第（3）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
观察表 2 可以发现，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显著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在考虑控制变 量的情况下，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每提升一个 标准差，行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1.975%(7) ，后向全 球价值链参与度则没有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 著的影响，这反映出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 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差异性，我国更倾向于通 过向国际市场提供产品的方式促进工业行业内 部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体现出我国在国际市场 中作为供应者的地位在不断提升，且为了满足国 际市场日益增加的产品质量需求，资源密集型与 技术密集型的出口产品比重增加，对行业从业者 的技能要求也得以提高，增加了行业内的劳动收 入份额。控制变量中女性就业人数占比（ FEM ） 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反映出性别差异对劳 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女性的工资收入普遍低于男 性，与李丹和吕鑫萌[22] 的研究结论相同；国有企业 就业人数占比（ SOE ）的提高会带来劳动收入份 额的提高，原因可能在于相对民营企业来说，国 有企业往往还具有维持就业形势稳定等职能所 在；外资的进入（ ln FDI ）会显著促进劳动收入份 额的提高，原因在于外资吸引了大量剩余劳动 力，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而行业内的研 发支出（ ln RD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不 明显。
2.内生性问题
回归模型可能因遗漏变量或互为因果存在内 生性，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对这一问题进 行处理。选取行业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与征税率 的差额（ TAX ）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2SLS）进行回归分析。一方面，出口退税率 越高越能激励企业出口，企业前向全球价值链参 与度可能越高，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 一方面，从会计核算角度来看，企业获得的出口 退税金额通过“收入”与“税费”等科目核算，与员 工薪酬相互独立，不会直接对当期员工薪酬即工 资收入产生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将同一年份同一行业不同商品的退税率与征税 率分别进行算术平均后相减得到工具变量，出口 退税率小于或等于征税率，二者的差额为非正 数，该差额越大表示退税强度越大，企业出口收 到的补贴越多，倾向于增加出口，前向全球价值 链参与度越高，预测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回归系 数均为正。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 中，（1）—（2）列为不包含控制变量的 2SLS 回归，（3）—（4）列为在（1）—（2）列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观察表 3 可以发现，在考虑内生 性问题的情况下，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劳动收 入份额的正向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存在，与前文的 结论一致。关于工具变量的检验，不可识别检验 对应 p 值为 0.000，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 弱工具变量检验 C-D Wald F 统计量大于 15%偏 误水平下的临界值 8.96，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的问题，说明所选工具变量较为合理。
3.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以下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借鉴 Hummels[23] 的 研究，采用垂直专业化指数（VSS）替换全球价值 链参与度进行回归；二是考虑异常值的影响，对 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三是考 虑个体的当前行为会受到过去行为的影响，将被 解释变量的一期滞后项纳入模型，采用动态系统 GMM法进行估计，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 4 中第（1）—（2）、（3）—（4）与（5）—（6）列分别展示了更换解释变量、考虑异常值与动态面 板估计的回归结果。观察表 4 可以发现，三种稳 健性检验中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劳动收入 份额的显著促进作用依然存在，表明本文的研究 结果有较好的稳健性。第（5）—（6）列动态面板 估计中，AR（2）值大于 0.05，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Hansen 检验 p 值大于 0.1，拒绝过度识别的原假 设，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显示工具变量选 择有效。
五、异质性分析与机制检验
（一）异质性分析
行业属性会对全球价值链的收入分配效应产 生影响，本文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探讨：一是行 业是否具有数字经济属性[24] (8) 。数字经济行业是 将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 段与企业经营过程相融合的行业[25] 。数字经济行 业通常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对高素 质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对较高。在前向参与全球 价值链参与过程中，数字经济行业需要进一步提 升产品品质以提供更多的中间产品，这将会倒逼 行业内部劳动者的技能提升，继而提高行业内的 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收入份额。相比之下，非数字 经济行业可能面临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的问 题。这将会限制其从全球价值链参与中获益的 程度。二是行业是否属于高端技术行业[26-27] (9) 。 高端技术行业通常依赖于技术创新和知识密集 型生产，前向参与全球价值链会使这些行业接触 到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和产品附加值，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非高 技术行业，如传统制造业和农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些行业中在前向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 中会面临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尤其是来自劳动力 成本更低的国家的竞争，因而面临劳动收入份额 下降的压力。基于上述行业属性的异质性检验 结果如表5所示。
表 5 中，第（1）—（2）列分别为数字经济行业 与非数字经济行业的回归结果，第（3）—（4）分别 列为高端技术行业与中低端技术行业的回归结 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 对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显著促进作用，而非数字行 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则 不显著。产生以上差异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行 业通常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参与全 球价值链可以为这些行业带来更多的高素质人 才和先进技术，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 平，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非数字经济行业可 能面临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的问题，这将会限制 其从全球价值链参与中获益的程度。高端技术 行业中，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劳动收入份额呈现 促进作用且通过 10%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中低端 技术行业中，尽管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 额依然有正向影响，但其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高端技术行业通常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 附加值，这些行业对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水平要 求较高，因此劳动力的议价能力相对较强。在全 球价值链中，高端技术行业的企业往往占据着附 加值较高的环节，如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这 些环节的劳动生产率较高，能够为劳动者带来更 高的收入份额。而在中低端行业，市场竞争激 烈，企业为了保持竞争力，往往会压低劳动力成 本，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较低。
（二）机制检验
根据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参与 会通过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而促进劳动收入 份额的提高。因此，本文进一步对可能存在的技 术进步偏向机制进行验证。江艇[28] 提出传统的中 介效应模型在因果推断中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借 鉴牛志伟等[29] ，在传统“三步法”中介效应模型的 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采用 四阶段中介机制模型进行检验，以增强检验的完 整性与可信度。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其中各变量含义与前文相同，机制检验结果 如表6所示。
表 6 中，（1）—（3）列为不包含控制变量在内 的中介效应模型机制检验，（4）—（6）列则是在 （1）—（3）列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观察相关 系数可以发现，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导致技术进 步偏向指数显著下降，即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 加，技术进步的方向更加偏向劳动，而技术进步 偏向指数增加则会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下 降，即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增加，技术进步发生资 本偏向，劳动收入份额减少。进一步地，将全球 价值链参与和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同时纳入回归 模型，发现其二者系数与前文相一致且通过显著 性水平检验，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作为中介效应 得到了检验。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计算了 2001—2020 年我国 17 个工业行 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技术进步偏向与劳动收 入份额，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全球价值链参 与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采 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异常值与广义矩估计 法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对 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处理。最后按照行 业是否属于数字经济行业、是否属于高端技术行 业等标准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通过四阶段中介 效应模型对技术进步偏向这一作用机制进行验 证。本文最终得出结论如下：（1）2001—2011 年 我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方向整体上偏向资本， 2012—2015 年偏向劳动，2016—2020 年再次呈现 资本偏向，但偏向资本程度明显下降；（2）技术进 步方向偏向劳动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偏 向资本会抑制劳动收入份额提升；（3）前向全球 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偏向劳 动，进而提升行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后向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作用则 不明显；（4）在数字经济行业与高端技术行业中， 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 进作用显著，而在非数字经济行业与中低端技术 行业中其作用不显著。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主要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全球价值 链参与度，尤其是前向价值链参与度。鼓励企业 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核心技术等价值链前端 环节延伸，为国际市场提供更优质、更具有技术 含量的商品与服务。减少对低端加工制造产业 的依赖，提高产业附加值，实现自主技术进步，让 技术进步的方向更加偏向于符合我国要素禀赋 的劳动偏向，进而带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发 挥其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改进 作用。
2.针对行业性质与融入全球价值链方式的不 同，有针对性地加以政策引导。从数字经济与非 数字经济行业来看，对于传统非数字经济制造业 行业，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推动其数字化转型。例 如加强非数字经济行业的数字技能培训体系建 设，开展针对不同层次劳动力的数字技能培训课 程，从基础的数字工具使用到高级的数据分析、 算法开发等技能。提高劳动者在数字经济领域 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使其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 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对于高端制造行业与中低 端制造行业，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中低端 制造企业向高端制造环节延伸，如提供相应的贷 款优惠，加强对中低端制造行业的员工培训，建 立产业升级服务平台，为中低端制造企业提供技 术咨询、管理培训等一站式服务。而对于高端制 造行业，应鼓励创新，增加研发投入，拓展高端制 造业行业的上下游，实现高端技术产业对中低端 技术产业的带动作用，促进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 共同提高。
3.关注劳动者本身特征与企业类型对劳动要 素收入的影响。如针对因为劳动者性别引起的 收入差距，在就业市场中要加大对女性职工的权 益保障，减轻就业歧视现象。可通过媒体、教育 体系等渠道推广职场公平理念，也可通过相关法 律的完善进一步规范就业市场中因性别原因引 起的就业歧视。另外，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存在存在长期就业合同签订比例低、裁员风险 较高、非工资福利保障较低、培训投入不足等问 题，削弱了劳动者的就业保障，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带来不利影响。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加 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和完善就业支撑体系等措 施对非正规就业行为进行规范，加大劳动者在就 业过程中非工资收入与其他福利的保障，从而促 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