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通经济杂志论文格式要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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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通经济杂志论文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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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振兴战略中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机制与培育路径

作者：唐任伍 ,马志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

　　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核心抓手。发展新 质生产力是破解传统要素配置低效、技术渗透不足、制度供给滞后等系统性困境，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基 于系统理论“要素—结构—功能”框架，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多维机制。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通过智 能装备应用与数字技术扩散，实现农业生产力跃升和产业链高端化重构；依托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资本化机制， 推动资源利用模式向环境友好型转型；借助数字媒介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数字化转译和场景化传播，促进乡风文 明的活态传承；运用数字孪生技术重构多元共治网络，实现治理效能倍增；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城乡融合机 制，拓展村民增收渠道，促进物质富裕与精神丰裕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依赖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 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以及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其关键在于技术、产业、基础设施、主体能力、制度等子 系统协同演化实现结构与功能的适配。然而，当前我国乡村场域面临涉农领域“卡脖子”技术攻关不足与成果转 化率低、乡村三产融合深度不足与价值链低端锁定、数字基建城乡差距与智慧农业平台整合度低、乡村人口空心 化与新型人才结构性短缺、乡村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不足等现实困境，不利于培育新质生产力 和赋能乡村振兴。化解这些深层梗阻的关键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采用五维协同路径培育新质生产力。具 体而言，一是通过技术创新应用实现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突破；二是通过产业转型升级破解价值链低端锁定； 三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化发展底座；四是通过人才结构优化重塑人力资本供给体系；五是通过政策体 系完善创新生产关系适配机制。 

　　一、问题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农业强国、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 明确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1 ] ，并将之作为七 大战略之一写入党章，这标志着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开展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 2 ]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 一步指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并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3 ] 。新 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 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 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 4 ] 。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 盾的核心抓手，在根本上要靠生产力变革重塑乡 村发展动能。传统生产力范式下，乡村发展长期 受制于要素配置低效、技术渗透不足、制度供给滞 后等约束，存在产业弱质化、生态脆弱化、治理碎 片化等问题。新质生产力能为突破上述困境提供 历史性契机，通过数据、算法、智能装备等新型要 素嵌入，推动农业生产函数重构和乡村社会技术 系统迭代，促进乡村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 动的范式革命。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双重战略交汇期，系统解析乡村振 兴战略中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机制、培育困境以及 培育路径十分必要。

　　既有研究已对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的关联 性形成基本共识，但在理论建构和实践路径层面 仍然存在显著局限：其一，现有文献大多聚焦技术 创新等单一维度，缺乏对乡村振兴战略中新质生 产力赋能机制的系统解构 [ 5 ] ；其二，学者们普遍关 注新质生产力的经济产出效应，却忽视其对乡村 场域中生态价值转化、文化基因传承、治理网络重 构等非经济功能的激活机制 [ 6 ] 。尽管既有文献能 为乡村振兴战略与新质生产力研究提供借鉴，但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机制尚不清 晰。因此，本研究基于系统理论构建“要素—结构 —功能”分析框架，探究新质生产力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中的赋能机制和培育路径，具有重要理论 和实践意义。

　　二、乡村振兴战略中新质生产力的赋能 机制

　　生产力体现为人类根据自身需要利用、改造 自然的特定能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驱动力， 社会发展进步就是生产力从旧质到新质、从低质 到高质迭代升级的结果。新质生产力作为突破传 统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新型发展动能， 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本质上是一场系统 性变革。根据贝塔朗菲（Bertalanffy）[ 7 ] 提出的一般 系统理论，社会科学中的系统可按要素、结构、功 能三个维度进行解构。生产力系统是劳动过程中 形成，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互构 组合而成，具有改造和利用自然、促进人类社会发 展功能的有机整体 [ 8 ] 。时代不同、场域不同，生产 力系统要素内涵与组合结构不同，进而推动相应 时代和场域下的现实生产力发挥不同功能。而新 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 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作为新时代的生产力系 统，作用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场域，体现乡村“要 素跃迁组合—结构优化适配—功能显现提升”的 逻辑。

　　新质生产力作用于乡村振兴战略，促使乡村 生产力要素升级跃迁为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更高 技术的劳动资料、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且各新型 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优化组合，赋能乡村全面振 兴。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 素，是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是推 动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具体表现为具备创新精 神且与现代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 人才。更高技术的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 源泉和重要载体，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大数据、 自动化设备等应用于农业农村生产而形成的新一 代生产工具 [ 9 ] ，其比传统生产工具更具科技性和 数字性，能促进农村生产由机械化、自动化朝智能 化、数字化方向转变。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是新 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物质根基，新质生产力通过 优化乡村传统生产要素、促进数据等新型生产要 素在农业农村场域的应用，助力形成数智协同、虚 实结合的范围更广的劳动对象。

　　乡村振兴中的新质生产力三要素并非简单叠 加，三者通过优化组合催生乡村发展的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推动乡村人才、创新、科技、数据、绿 色等元素的突破性变化，优化乡村产业结构、生态 结构、文化结构、治理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带动乡 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等功能目标的实现。这种“要素激活—结构 重塑—功能涌现”的递进逻辑（如图1所示），从系统 科学视角为破解乡村振兴复杂难题提供理论锚点。

　　（一）技术赋能驱动产业兴旺：农业生产力跃 升与产业链高端化重构

　　新质生产力对乡村产业结构的重构本质上是技术革命引致的生产函数变革。传统农业受土 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线性组合的边际收益递减规 律限制，而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嵌 入，可通过要素数字化、流程智能化、决策算法化， 推动农业生产函数从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向超模 结构跃迁。新时代我国农业产业形态在需求端、 供给端、流通端发生深刻变革，呈现市场需求多样 化、生产创新加速化、流通变革持续化特点 [ 10 ] ，农 业不再是狭义单一概念，而是成为立体化复合型 概念，农业形态变革内在需要新质生产力赋能农 业发展。

　　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 料、新型劳动对象促进农业生产率跃升。劳动者 是最能动的生产力要素，农业劳动者通过掌握新 兴技术大幅提升自身劳动技能，进而从事更高级、 更智能、更具科技含量的农业劳动 [ 11 ] ，降低单位农 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在同等劳动时间内推动 更多农业物质要素运行，大幅提升农业劳动生产 率。劳动资料是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 标志，现代科技与传统生产要素深度融合，催生智 能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新型农业劳动资料，具体 表现为以智能农机、物联网设备、数字通信系统为 代表的新型生产工具。这些劳动资料能够重构传 统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传统 农业劳动对象表现为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以及农 作物、畜牧等农业原材料，新兴技术在农业领域的 应用拓展农业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以互联 网、区块链为代表的创新技术集群，推动农业电子 商务、智能物流、大数据平台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这些新业态与农产品生产、加工环节深度融合，不 仅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和产品质量， 而且有助于延伸农业价值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供新的 动力支撑。

　　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 [ 12 ] 影响产业链高端化重构。值得关注的是，科技赋 能并非表现为简单的生产率线性增长，而是通过 创造性破坏机制重构产业秩序，实现产业链高端 化。例如，无人机植保服务挤压传统农药经销体 系生存空间，倒逼农资产业链向精准化服务转型； 数字技术催生云养殖、共享农田等新模式，瓦解 “小农户—批发商—农贸市场”的传统产业网络， 推动形成农业“数字平台—新型经营主体—消费 者”的新型产业体系。

　　（二）绿色范式重构生态宜居：绿色技术扩散 与生态资本化价值实现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从生产力 发展角度而言，人类与生态是共存共生的关系，新 质生产力发挥作用的过程应是人类认识生态、了 解生态、科学改造完善生态的进步和发展过程。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底色，新质生产力对乡村 生态系统的重构，突破对先污染后治理传统路径 的依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扩散和生态资源资本 化重构双轮驱动，促进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高效 协同，推动乡村地区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绿色技术扩散在资源利用、污染治理、环境监 测预警等方面重构乡村生态，实现网络外部性与 成本替代效应的叠加。在资源利用方面，通过数 字技术深度应用与平台经济融合赋能，为农村居 民创造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和循环利用。例如，智慧农业 挤压农村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发展空间，减少过垦 过牧等粗放型和高肥高药、大水漫灌等高投入型 农业生产能源消耗，降低单位农业产值碳排放。 在污染治理与环境监测方面，借助卫星遥感系统、 水质监测网络等科技手段，提升土壤改良效果和 受污染耕地修复效率。

　　生态资本化价值重构促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 生态化的双向互构，推动乡村产业向环境友好型 和资源节约型转变，实现生产力由“能够改造自然 的能力”向“科学改造自然的能力”的跃迁。例如， 新质生产力促进自然风光、田园风貌等自然要素 发挥作用，催生乡村创意农业、认养农业、观光农 业等新业态，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与新兴业态 价值衍生。在这一过程中，村民的环保意识也得 到重塑，优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践路径，助力农 村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平衡发展。

　　（三）数字媒介传承乡风文明：乡村传统文化 符号数字化与创新利用

　　乡风指乡村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 式、风土人情等，包含村民的普遍价值选择、道德 观念和行为规范。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之“魂”， 传承乡风文明要求在乡村各项工作中引导新型生 产生活方式，保护乡村传统文化，打破乡村旧有思 维束缚，提高村民科学素养，促使村民自觉摒弃陈 规陋习，进而全方位提升村民精神面貌，形成尊崇 科学和文化的乡风。相较于城市，乡村社会在物 理空间上呈现地域广、人口散、相对封闭等特征，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乡村传统封闭状 态被打破，现代科技文明成为乡村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新质生产力正是以现代科技文明为显著 特点的先进生产力，其对乡风文明的重构本质上 是传统文化符号系统在数字媒介下的解构和再编 码过程。该机制遵循“符号识别—数字转译—意 义增殖”的三阶演化逻辑，通过区块链确权、多模 态交互、算法推荐等技术手段，推动乡土文化从静 态遗产向动态资源转型，实现文化基因的活态传 承和创新发展。

　　在乡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方面，新质生产 力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使乡村文化遗产 资源得以数字化保存和传播，有效避免文化资源 流失与被侵蚀。传统文化符号，如宗祠、农具纹 饰、方言谚语等，作为乡风文明的载体，在数字媒 介中经历“物—像—数据”的形态转换，被3D建模、 语义分析等技术转化为可计算、可编辑的数字对 象（如数字孪生模型），被算法赋予动态解释空 间。区块链技术为文化符号提供不可篡改的“数 字基因库”，对古村落建筑、民俗仪式进行区块链 存证，构建包含时间戳、产权链、内容值的文化记忆 矩阵，破解传统口述传承的易逝性困境，增强乡村民 俗、农耕文化等传统元素的沉浸感和体验感 [ 13 ] 。

　　在乡村传统文化创新性利用与发展方面，新 质生产力促进文化资源与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 一方面，数字科技为乡村文化创造更加丰富的应 用场景和消费模式，推动乡村文化数据要素化，催 生乡村文化新业态，如乡村文化创意产品和旅游 项目。另一方面，科技手段提升乡村文化资源利 用效率，形成高效分工的协作体系。村民专注于 传统手工艺品制作，企业负责电商销售与推广，不 同主体在文化产业链中各司其职，形成新的文化 生产组织管理关系。此外，新质生产力打破城乡 文化服务壁垒，引导城市新型文化资源与服务向 乡村流动，促进城乡文化资源共享。科技平台为 乡村提供满足村民文化需求的优质产品，促进乡 村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扩大文化服务覆盖 面，有助于化解乡村发展中的文化冲突，确保乡村 文化服务与时代同频。

　　（四）智慧治理提升治理有效：多元共治网络 的数字孪生与关系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要求，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 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 作用，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构建乡村数字治理 新体系 [ 14 ] 。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数字治理体 系，能够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转 型 [ 15 ]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治 理系统的重构是数字技术驱动下治理主体、工具 与空间的三重范式革命，可有效支撑乡村治理现 代化。

　　新质生产力显著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数字化 乡村治理平台将治理内容、流程与成效全面纳入 数字化框架，突破传统治理模式下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整合治理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数字孪生技 术通过高精度建模构建村庄三维镜像，实时映射 人口流动、土地变更、公共设施等动态数据，实现 虚实交互的治理空间重构。例如，数字孪生系统 模拟惠农政策传导路径，精准识别“最后一公里” 梗阻，实现从经验判断到智能治理的跃迁。技术 驱动的治理模式还有利于政府、村民、企业及社会 组织等多方主体协同参与，助力形成多元共治的 新型乡村治理格局，进而促进治理工作数字化、智 能化、高效化转型。

　　新质生产力重塑政府与村民关系。数字平台 的应用使政府能够更加及时、精准地回应村民的 意见和诉求，从而构建起更加和谐的政民互动关 系。这种关系的改善既能增强村民对政府的信任 感，也能为乡村治理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中高素质劳动者的参与，可 为乡村治理注入新活力。这些劳动者作为技术驱 动治理模式的核心要素，能有效缓解乡村治理主 体流失与精英缺位困境，改善村民之间的关系，提 升乡村治理整体效能。

　　此外，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拓宽公共服务供给 的渠道和范围，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新 质生产力催生智慧医疗、远程教育、数字政务、智 慧养老等一系列创新服务模式。这些新模式不仅 能提升公共服务智能化水平，还能通过精细化管 理满足使用者多样化需求，显著提高乡村公共服 务覆盖范围和供给质量。

　　（五）要素重组助推生活富裕：村民增收渠道 多维拓展与精神丰富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明显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仍存在较大差 距，城乡间、区域间、村民个体间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仍然突出。实践中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显 示出强劲的推动力和支撑力，能有效解决发展的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村民生活富裕既是乡村 振兴的中心任务，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既 关注村民物质层面的进步，也关注村民精神层面 的进步 [ 16 ] ，应体现为村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 全面提升。

　　新质生产力通过生产要素跃升和创新性配 置，有效拓展村民增收渠道和收入分配方式。新 质生产力对技术要求高，能提升农业劳动者技能， 增强村民就业能力，同时通过发展和应用前沿技 术将机械化劳动资料升级为智能化的新型劳动资 料，将原有劳动对象转变为包含数据、算力等新 要素的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者、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的创新性配置，突破乡村传统生产力靠 天吃饭的生产模式，扩展农业生产可能性边界， 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催生乡村新业态，拓宽 村民就业渠道，促进村民收入增长。新质生产力 推动村民参与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转型。在 数字技术赋能下，村民既能通过从事农业劳动获 得传统意义上的收入，也能借助数字平台进行灵 活就业，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数据采集、信息处理 等数字化劳动，从而拓宽收入来源。特别是随着 农业数据要素的生成与价值化，农业数据作为一 种新型生产要素被纳入村民收入分配体系，显著 提升农民经济收益。

　　生活富裕既表现为物质层面的保障，更表现 为精神层面的丰富与提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 终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7 ] 。在这一 过程中，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普及和知识传播，显 著提升村民认知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例如，数 字化教育平台方便村民获取各类知识资源、参与 在线学习和技能培训，进而增强综合素质和创新 能力。这种精神层面的丰富，不仅能满足村民对 美好生活的多元化需求，也能为乡村社会全面进 步奠定坚实基础。

　　三、乡村振兴战略中培育新质生产力的 现实困境

　　新质生产力培育依赖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 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 18 ] ，以及适应 的新型生产关系，其关键在于技术、产业、基础设 施、主体能力、制度等子系统协同演化形成结构与 功能的适配。尽管新质生产力能够在乡村振兴战 略中发挥重要赋能作用，但我国乡村场域中要素 低质锁定、结构转型迟滞、功能实现阈值等多重矛 盾交织，导致新质生产力陷入索洛悖论困境，即技 术投入（乡村数字经济投入）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 增速呈现非对称性。这一悖论折射出深层的系统 脆弱性：关键技术创新滞后和人力资本短缺形成 低水平均衡陷阱，产业断链和数字基建滞后引发转型动能耗散，制度非中性和治理碎片化导致政 策协同失灵，乡村技术生态、产业结构、基础设施、 主体能力、制度体系脆弱性的复合作用，阻滞新质 生产力培育。困境的复杂性源于我国乡村振兴的 独特情境：一是城乡要素时空错配，城乡数字鸿沟 与制度鸿沟叠加；二是传统生产关系路径锁定，小 农经济惯性、集体土地制度刚性、熟人社会网络共 同构成技术扩散的非正式制度壁垒；三是政策工 具失灵，涉农技术创新激励、人才引育政策等缺 乏，协同不足。

　　（一）技术创新瓶颈：涉农领域“卡脖子”技术 攻关不足与成果转化率低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科技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 力最核心的动力。然而，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内核 在乡村场域面临双重断裂，即基础研究供给不足 与应用场景转化失灵叠加，导致涉农关键技术陷 入“研发—产业”鸿沟。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 2023 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3.2% [ 19 ] ，但 核心种源、高端农机、农业算法等“卡脖子”技术对 外依存度依然较高，形成低端技术过剩与高端供 给短缺并存的畸形结构。

　　我国涉农关键性技术创新和推广体系存在不 足，难以满足乡村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要。一是 涉农关键性技术研发投入结构性失衡，涉农研发 经费不足，且过度集中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投入 严重不足。近年来，尽管我国在基因编辑、智能农 机等涉农技术领域取得一定进展，但生物育种领 域的进口依赖度依然较高，基因编辑工具相关专 利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不足。这种重模仿轻原创 的投入模式，导致技术攻关陷入“引进—落后—再 引进”的恶性循环。二是涉农技术创新推广体系 不完善，创新链条制度性断裂，导致许多先进技术 难以有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 20 ] 。农业技术创新呈 现“实验室—田间”的线性传导缺陷，中试平台和 示范基地覆盖率不足。以智能农机为例，北斗导 航系统定位精度已达厘米级，但因适配丘陵等多 种地形的动力系统和作业模块缺乏，实际应用率 较低。更严峻的是，科研考核存在唯论文导向，与 市场需求脱节，导致许多涉农专利因实用性不足 而被束之高阁。三是技术扩散存在社会性阻滞， 小农经济主导下的技术采纳成本较高。例如，物 联网大棚技术可提高产量，但初始投资较高，超出 普通农户承受阈值。这种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可行 性之间的张力，折射出技术创新与乡土社会资本 禀赋的结构性矛盾。四是产学研协同具有组织惰 性，科研机构、企业与农村之间难以形成合力，导 致涉农科技资源分散，缺乏核心技术的企业难以 在乡村找到合适的开发手段和应用场景，具备创 新能力的企业倾向于依托大城市人口红利，对乡 村市场投入意愿不足。这些企业即使在政策引导 下进入乡村，也往往会在政策优惠期满后迅速撤 离，难以提供长期稳定的技术支撑。

　　乡村传统思想和文化观念对技术创新的接受 和应用构成深层次制约。乡村社会的文化观念具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长期稳定性，导致村民对新 技术的接受度和适应性普遍较低。村民对新技术 可能表现出保守甚至排斥态度，从心理学角度看， 这种反应可归结于对未知风险的担忧和对变革的 天然抗拒。特别是新技术引入触及乡村社会核心 价值观念与传统规范时，会引发村民抵触情绪 [ 21 ] ， 阻碍技术推广应用。根据组织行为学理论，乡村 内部的传统权威结构与社会模式也可能成为技术 创新的阻力，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易形成封闭的 信息圈层，长老权威、经验至上的文化惯性会抑制 新技术扩散，使技术创新难以在乡村社会扎根。 这种文化观念层面的制约，既限制乡村对新兴技 术的接受能力，又削弱技术驱动乡村发展的潜力。

　　（二）产业升级梗阻：乡村三产融合深度不足 与价值链低端锁定

　　产业发展升级是生产力跃升的具体表现，新 质生产力培育依赖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然而， 乡村产业升级与三产融合面临浅表化嵌套和低端 化锁定困境。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乡村休闲 旅游业收入中的初级农产品销售占比有待提高， 文化创意、数字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贡献不足。 这种“融合假象”折射出产业系统“要素错配—结 构僵化—功能弱化”的深层矛盾，其根源在于城乡 要素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和乡土社会资本的结构性 约束。

　　乡村产业体系发展滞后，产业模式陈旧。长 期以来，我国乡村经济以附加值较低的传统农业 为主，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等高附加值产业发 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通过推动商品 经济改革和适度规模化经营对乡村产业结构进行多次调整，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传统模式仍 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分散化的生产主体导致乡村 产业结构单一，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较低，现代化 乡村产业体系难以构建。此外，乡村产业生产要 素活力不足，产业链条不完整，产品加工转化率 低，三产融合程度有限，资源利用率低下，资金、技 术等关键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城乡二元结构的长 期存在导致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阻碍城乡生产 要素自由流动，制约乡村潜在生态资源、文化资源 深度开发，影响乡村产业发展活力。部分农村地 区缺乏创新意识，未能因地制宜制定产业发展规 划，导致地域文化特色与核心竞争力缺失，农产品 同质化严重，市场竞争力弱，附加值低，供过于求， 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和发展受限。与此同时，乡村 产业管理运营和营销推广模式单一，数字化和新 媒体技术应用能力有限，导致农产品市场推广面 临诸多困境。

　　乡村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多重困难。部分乡村 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加之 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和管理中应用不足，难以获 得充分的市场信息和资源支持，产业价值提升受 限。数字经济未能充分赋能乡村产业链各环节， 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缓慢。乡村金融服务体 系不完善，导致产业升级难度进一步增大，融资 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依然存在，乡村传统产业在 技术改造与规模化升级方面缺乏足够的资金支 持。这种资金短缺不仅会限制先进技术的引入和 应用，而且会阻碍乡村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 量方向转型。

　　（三）基础设施短板：数字基础设施城乡差距 大与智慧农业平台整合度低

　　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效能释放高度依赖数字基 础设施的完备性和平台系统的协同性。然而，当 前乡村场域中硬件缺口与软件割裂叠加，导致技 术红利陷入索洛悖论陷阱，即农村数字经济规模 增速较高，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低，折射出基础 设施木桶效应对生产力跃迁的刚性约束。这一困 境的本质是物理基建与数字基建协同失灵，这不 仅加剧城乡数字鸿沟，更通过数据孤岛、重复建设 等异化现象，削弱智慧平台规模经济效应。

　　城乡数字基建差距较大，城乡间存在数字鸿 沟。互联网普及率是衡量不同区域和社会群体信 息素养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2024年3月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12月，我 国乡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比城镇地区低16.8个百 分点，且我国非网民仍以农村人口为主，乡村地区 非网民占比为 51.8%，比城镇地区高 3.6 个百分 点 [ 22 ] 。此外，在我国西部偏远山区，受地理区位、 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制约，数字基站、现代物 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与东部发达地区乡村相 比存在显著差距，形成明显数字鸿沟。特别是在 山区和丘陵地带，电力供应不稳定、网络覆盖率 低、宽带速度缓慢等问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当地 村民对数字技术的使用和体验，以及对数字化发 展红利的享受 [ 23 ] 。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不仅 制约数字乡村建设整体进程，还加剧区域间发展 的不平衡性不充分性，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 的一大瓶颈。

　　乡村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尽管国 家层面已经出台一系列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 文件，但受资源分配不均、资金投入不足、政策执 行力度有限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乡村地区信息化 服务体系建设进展缓慢。这导致乡村在数字化生 产、管理、营销等关键领域与城市或发达地区相比 存在显著差距，信息不对称问题尤为突出。在农 业生产中，数字技术应用率较低，农民难以获得及 时的市场信息和技术支持。在乡村治理中，数字 化管理平台建设重复、功能冗余、应用率不足等问 题严重，影响治理效率提升。

　　（四）主体能力断层：乡村人口空心化与新型 人才结构性短缺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在于人力资本持续 迭代和创新主体有效协同，但乡村场域中“人口 流失—能力退化—制度锁定”的负向循环，导致 主体能力供给陷入代际断层和结构失衡的双重 困境。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严重、农业从业人员 素质较低、涉农领域数字技能人才不足导致低技 能劳动力过剩与高技能人才短缺的失序格局。 这一矛盾本质上反映了城乡人力资本配置的制 度性扭曲和乡土社会知识传递的系统性断裂，不 仅削弱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基础，更通过人力资本 陷阱影响乡村发展。

　　乡村人才结构失衡与人才流失问题严峻。人口迁移的选择效应与虹吸效应交织，农村青壮年 劳动力外流率持续增高，留守人口老龄化程度不 断加深，这种择优迁移导致乡村人力资本存量锐 减。第一，乡村人才总量不足，现有人才储备难以 满足农业科技推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际需 求。第二，乡村人才结构明显失衡。乡村劳动力 老龄化问题突出，且速度加快，劳动力年龄结构出 现断层。城市化进程加速导致这种现象进一步加 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大量农村青年劳动 力吸引到城市 [ 24 ] ，乡村空心化问题进一步加重，老 龄化趋势更加明显。同时，城乡间、区域间人才分 布不均衡，经济发展较好的乡村人才相对集中，自 然条件较差、经济落后的乡村人才匮乏。第三，乡 村在人才引进与保留方面面临多重挑战。由于地 理位置偏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乡村在吸引 和留住人才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受薪酬水平低、 职业发展空间有限等因素影响，许多劳动力不愿 长期留在乡村发展，导致人才流失进一步加剧。

　　乡村新型人才短缺问题凸显，人才整体素质 亟待提升。乡村高学历人才占比低，数字素养低， 人力资本呈现低水平均衡。部分农民能够利用数 字技术进行网购、社交和娱乐，但整体而言对物联 网、区块链等技术认知不足，其生产决策仍受传统 经验主导。农业机械化率较高，但智能装备操作 合格率较低。而教育体系的城乡二元性和技能错 配导致城乡基础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乡村教育 资源和公共服务短缺，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教师学 历均低于城市，阻碍乡村人才培育，使乡村人力资 本积累存在起点劣势。据统计，多媒体教室等现 代化教学方式覆盖的乡村受教育者占比不足 21% [ 25 ] 。涉农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涉农高 职院校专业设置滞后于技术变革，智慧农业、数 字营销等新型课程覆盖率不足。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工程存在重培训轻跟踪问题，培训效果难以 持续。

　　（五）制度供给滞后：乡村与新质生产力相关 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不足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制度环境与技术进步 同频共振，但受城乡二元结构路径依赖和政策试 验悬浮化倾向影响，当前我国乡村场域中制度黏 性与技术活性构成错配，特别是土地流转、数据 确权、绿色金融等关键制度供给存在缺口，导致 生产关系变革滞后于生产力跃迁需求，促成“技 术先行—制度拖拽”的张力格局和“产权模糊— 激励扭曲—风险积聚”的传导链条，制约新质生 产力效能释放。

　　乡村与新质生产力配套的政策制度体系不健 全。第一，在产权制度方面，要素市场化面临半开 放困境。土地产权具有模糊性，宅基地“三权分 置”改革虽扩大使用权流转范围，但收益分配权界 定不清，导致实际流转率不足。数据产权制度存 在真空，农田遥感、农户行为等数据权属缺乏法律 界定，被商业平台无偿占用，形成“数据殖民”现 象。第二，在政策体系方面，部门协同低效。涉农 政策涉及多个部委，跨部门协同效率有待提升，且 政策执行易受地方利益和信息壁垒影响，经常难 以落实。第三，在监管框架方面，技术风险相关规 制空白。算法伦理缺位严重，农业智能决策透明 度标准缺乏，智能农机因算法歧视存在资源错配 （如优先服务大规模农场）。生物安全管理滞后， 基因编辑作物监管沿用传统框架，审批周期长，制 约生物育种产业化。

　　乡村与新质生产力配套的治理体系不完善。 “强人治村”“能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依赖于个 体权威领导，缺乏稳定的制度化保障，难以形成可 持续激励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长期发展和释放。 数字治理平台中村民赋权不足，村民提案采纳率 低，重大事项决策权集中于基层行政主体。社会 组织缺失，农村专业协会法人注册率不足，难以承 接政府转移职能。此外，在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 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效益普遍偏低，部分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存 在管理不规范、不透明等问题。小规模分散经营 的小农经济模式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传统农 业生产方式，却不利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尽管已在部分 地区有所尝试，但推广范围有限，能有效支撑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对乡村振兴的 推动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四、乡村振兴战略中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路径

　　面对乡村振兴战略中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困境，应采用五维协同路径化解：通过技术创新应 用实现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突破，通过产业转 型升级破解价值链低端锁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数字化发展底座，通过人才结构优化重塑人 力资本供给体系，通过政策体系完善创新生产关 系适配机制。

　　（一）技术创新应用：加快乡村涉农技术与数 字技术创新应用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在于技术创新持续突 破与应用场景深度适配。当前乡村技术创新的核 心矛盾体现为“卡脖子”技术供给不足与既有技术 转化低效的双重约束。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构 建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到市场渗透的全链条创 新体系，通过技术嵌入的创造性破坏重塑生产函 数，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采用关键领域的非对称赶超作为技术突破路 径。在生物育种领域，打赢种源自主可控攻坚战， 实现基因编辑技术突破，重构商业化育种体系，推 广“院校+种企+基地+农户”的联合体模式。在智 能装备领域，推动丘陵山区的适用性创新，研发小 型化农机动力系统，建立农机适地性测试标准体 系，通过补贴倾斜引导企业定向研发。在数字技 术领域，促进场景驱动的融合创新，开发边缘计算 农业专用芯片，降低物联网节点成本，并构建农业 大模型，提升病虫害识别精度。

　　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生态。政府需要建 立完善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为涉农技术创新提供保 障 [ 26 ] ，促进涉农技术研发投入倍增、知识产权保护 升级与风险分担机制创新，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企业多方协同合作，形成跨领域、跨区域的涉 农技术创新体系。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 作为涉农技术研发主体，应针对我国涉农技术突 出短板，在良种繁育、农业机械等领域大力开展涉 农技术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促进生物技术、基因 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创新应用。教育机构应加强涉 农技术推广与培训，实现技术扩散的社会化赋能， 积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农民进行现代农业技术 培训（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 知识与技能），提高农民涉农技术应用能力。农 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应加强 对新兴涉农技术的学习和应用，从需求角度积极 引导涉农技术创新。

　　（二）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乡村产业融合与产 业体系转型升级

　　乡村产业融合与产业升级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内容，也是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的基础。当 前，我国乡村产业体系面临低端锁定与融合浅 表化的双重困境，破解该困境需要构建纵向整 合、横向赋能、空间重塑的三维升级路径，推动 乡村产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迁，从地理 集聚向价值网络转型，进而丰富新质生产力培 育和发展的载体。

　　突破微笑曲线底部实现价值链攀升和纵向整 合。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重点应向研发设计（前向 环节）和品牌服务（后向环节）转移，突破当前我国 乡村产业深陷微笑曲线底部的发展现状。在前向 环节实现自主化，破解种源“卡脖子”困境；在后向 环节实现品牌化，构建地理标志产品区块链溯源 体系，发展“乡村特色+数字内容”模式，鼓励拥有 地方特色资源的乡村因地制宜培育适合当地条件 的特色产业，发展具有独特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农 业产业集群。

　　促进三产融合，实现横向赋能。推动农业生 产与农产品加工、农业服务、乡村旅游、环保农 业、康养农业、农村电商等产业紧密结合，形成 “农业+”模式，进一步提升产业链附加值。引进 现代化生产设备深度加工农产品，同时积极运用 社交媒体、第三方平台等网络媒介，充分挖掘乡 村生态田园、乡土文化等特色资源，打造独具乡 村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例如，打造云农场、创 意农业、认养农业等新模式，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开发农业元宇宙应用场景，提高文旅消费转化 率。鼓励村民成立或加入乡村产业合作组织，通 过统一组织和管理，提高乡村产业规模化、组织 化程度。

　　推进“县域+乡村”产业网络重构，实现空间重 塑。基层政府应根据当地资源禀赋进行乡村产业 布局和产业规划，明确乡村产业建设重点和发展 方向。应着力培育县域产业集群，打造“一县一 链”特色产业，配套建设冷链物流和电商直播基 地，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在乡村层面注重激 活乡村微产业生态，发展庭院经济，实现“一村一 品”数字化升级，推动农业从传统小农经济向集约 化、精准化方向转型。

　　（三）数字基建下沉：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 和信息化服务体系

　　乡村振兴中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效能释放依 赖数字基础设施的全域覆盖和信息化服务的精准 适配，其实质是通过技术空间重构，破解城乡数字 鸿沟的马太效应。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数字 鸿沟理论，乡村数字基建成效取决于四个维度的 韧性：一是连接韧性，表现为网络覆盖广度和稳定 性；二是算力韧性，表现为边缘计算节点分布密度 和响应效率；三是数据韧性，表现为跨平台数据流 动性和安全可控性；四是服务韧性，表现为数字工 具适农化水平和持续运维能力。因此，为有效推 动乡村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培育，要着力完 善这一四维韧性体系，构建适配乡村场景的数字 底座。

　　加快推进乡村数字基建。政府应加大乡村数 字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特别是面向网络覆盖薄弱 的偏远山区和丘陵地带，设立专项资金池，重点支 持无线基站、光纤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优化，以改善网络布局、提高通信质量、扩大信号 覆盖范围，确保村民能够享受到高速、稳定的网络 服务。加快乡村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推动 传统基础设施与数字基础设施深度融合，促进农 业装备智能化改造，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 装备制造业有机结合，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 系。还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通过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等 模式，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吸引企业等社会主体参 与乡村数字基建 [ 27 ] ，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

　　在推进乡村硬件数字基建的同时，完善乡村 信息化服务体系。推动构建覆盖农业生产、乡村 治理等各环节的信息服务系统和数据平台，如建 立农业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农业生产、市场信息和 技术资源，帮助农民及时获取市场动态和科学的 种植、养殖方法，从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 益。推动数字工具适农化改造，优化数字平台界 面与交互方式，开发语音控制、手势识别等“银发 友好”功能，同时构建方言语义库，提升智能助手 理解准确率。开发信息系统场景化服务，一方面， 按地形地貌定制技术方案，如在平原区推广无人 机集群作业系统，在丘陵山区部署小型智能农机； 另一方面，按作物类型匹配数字工具，如在东北玉 米带采用多光谱监测长势，在江南茶园采用区块 链防伪溯源。

　　（四）人才结构优化：为乡村地区引进和培养 高素质涉农人才

　　新型劳动者是最活跃的新质生产力要素，新 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在于人力资本的持续迭代和 创新主体的有效协同。当前乡村人才供给面临代 际断层与结构失衡困境，破解该困境需要构建引 育并重、制度赋能、生态重构的协同体系，通过人 力资本的创造性积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人力 资本陷阱，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智力支撑。

　　为乡村发展引进高素质人才。根据新迁移经 济学理论，城乡收入势差和公共服务落差构成人 才外流的“推力”，数字游牧模式和乡村创业政策 构成返乡的“拉力”，因此需要重塑人才流动格局， 引领人才逆向流动。教育机构应通过专项服务计 划等措施，加大对返乡学生和支农支教人员的支 持力度，鼓励“新乡贤”服务农业农村发展 [ 28 ] 。地 方政府应加大政策优惠力度，吸引新型人才返乡 创业或就业，在资金支持方面，合理规划高素质涉 农人才队伍建设资金投入，激发人才工作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在发展环境方面，加强乡村交通、医 疗、通信等配套设施建设，改善人才生产生活环 境；在管理机制方面，提供住房、家属安置等配套 服务，保护人才创新收益，解决人才后顾之忧；在 引进制度方面，完善准入机制，拓展职业发展空 间，重点吸引具有科技创新能力、成果或潜力的人 才。此外，还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待遇激励，吸引更 多专业技术人才投身农业农村科研工作，组建由 高级农业专家领衔的科研团队，提升农业科技水 平，增强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乡村。

　　培育乡村本土新型人才。人力资本的“干中 学”效应在乡村场景中尤为显著，新技术的应用既 需要理论知识丰富的技术人才，也离不开掌握传 统农业技能的乡村本土群体。对于传统农业技能 经验丰富的农民，依托农业科研机构、职业院校和 推广机构，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其 学习现代农业技术，掌握智慧农业管理、电商运营 等新型涉农技能。对于进城务工返乡人员，利用 其现代化意识较强的特点，激发其对乡村和农业 的热爱，结合农业科技普及、创业创新素质培育和 现代农业经营管理技能培训，打造专业化农业经营服务人才队伍。对于小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 以及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带头人，为其提供定制 化培训，提升其农业经营管理水平，推动其融入农 业现代化发展体系。

　　（五）政策体系完善：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 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培育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系统性 重构，其实质是通过制度供给破解“生产力跃迁— 制度黏性”的张力，构建适配技术革命和要素重组 的激励相容型制度环境。因此，要以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理论为内 核，融合新制度经济学与创新系统理论，完善政策 体系和治理体系，推动新型生产关系形成。

　　完善乡村领域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配套政策 体系。加快完善和创新农村产权制度，特别是在 土地确权和流转机制方面，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 确权政策，确保土地权属关系清晰明确，建立公开 透明的土地流转市场，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使农 村土地使用权能够在不同的经济主体间自由转 让，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在数据产权方面，建 立数据贡献与收益分成机制，明确界定公共数据、 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权属边界。建立健全知识 产权和技术产权保护机制，改变农村地区、涉农领 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对薄弱的现状。持续优化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与利益共享机制，进 一步理顺农村集体企业投资关系，确保集体经济 健康发展。构建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提升城 乡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双向流动自由度。加大 乡村金融机构政策支持力度，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有效满足农户融资需求，为农户提供坚实的金融 保障。例如，设计适应农业生产周期的专项贷款 计划，或制定与农产品期货市场挂钩的金融产品， 以降低农户生产风险，提升农户抗风险能力。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开发适用于乡村治理的数字化 管理系统，推动乡村治理高效化、智能化。借助数 字技术去中心化优势，促进乡村治理民主化、科学 化。例如，利用数字平台广泛收集村民意见和建 议，增强政府决策的透明性和民意基础。激发农 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活力，完善组织章程，明确组 织结构与运作机制，提升组织管理效率，使组织在 乡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多层次治理 优化，为乡村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