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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版学教材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作者：方卿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关键词：出版学;出版教育;教材建设

　　【摘    要】出版学教材建设是涉及出版学科建设、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出版人才培养乃至出版强 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在简要回顾我国出版学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梳理我国出 版学教材建设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出版学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顶层设计不足、体系结构不完备、 内容陈旧和数字化程度低等问题，进而提出进一步加强出版学教材建设的建议。  

　　“教材既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又是教 书育人的重要载体。教材建设事关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事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事关学生健 康成长成才。”［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工作，从治国理政 的战略高度，强调教材建设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 事权。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加强教材建设和 管理，是推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2］

　　出版学教材建设是涉及出版人才培养、出版 学科建设、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乃至出版强 国建设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长期以来，我国出 版学教材建设相对滞后，存在顶层设计不足、体 系结构不完备、内容陈旧和数字化程度低等问题， 难以满足新时代高层次出版人才培养需求。加强 出版学教材建设研究，助力出版学教材建设高质 量发展，理应引起出版管理层、业界和学界的高 度重视。本文在回顾我国出版学教材建设历程、 分析我国出版学教材建设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加强出版学教材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出版学教材建设的历程回顾与现状 梳理

　　出版学教材建设是与高校出版学专业建设紧 密相关的，或者说是高校出版学专业建设及人才 培养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版学教材建设的历程与 出版学教育的历史相互呼应。了解出版学教育发 展历史及出版学教材建设历程与现状是做好当前 出版学教材建设的基础。

　　1．出版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从现有资料看，我国出版学教育源于商务印 书馆附设商业补习学校［3］ 。从1909年到1923年， 商务印书馆附设商业补习学校，共办过7届，每 届学生50人左右，去掉淘汰的部分学生，共毕业 318人［4］ 。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商务印书馆的附 设商业补习学校尚算不上是正规的出版学高等教 育机构。

　　1953年，上海印刷学校（后更名为上海出版 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成立，这是新中国建立的第 一所出版印刷类学校；1978年，北京印刷学院（前 身为1958年文化部建立的文化学院）成立。上海印刷学校和北京印刷学院是目前为止我国仅有的 两所以印刷为主的专业性出版学高等教育机构。 印刷先行是我国出版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

　　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并入清华大 学）开设书籍装帧设计本科专业；1983年，武汉 大学开设图书发行学专业；1985年，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3所高校同时开设编辑学本科 专业；2012年，数字出版进入《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2012年）》。由于1998 年教育部印发 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版）》将 图书发行管理学和编辑学两个专业合并为编辑出 版学专业，当下最新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2023年）》中与出版相关的本科专业仍然 有编辑出版学、数字出版、印刷工程三个专业。

　　研究生层次的出版学术学位教育是从“挂靠”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开始的。 如：武汉大学从1987年起就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一级学科下招收文献与出版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2002年在教育部正式备案招收出版发行学专业博 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 等其他高校也大体如此，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出版专业学位教育则源于2011年《学位授予和人 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的发布，出版硕士专 业被正式纳入该目录。同年，全国14所高校获得 了首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022年，出版 专博正式进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印发的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首批10所 高校获批出版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含自设高校）。 至此，出版专业学位教育有了硕士和博士两个层 次，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出版专业学位教育体系。

　　由此可见，虽然严格意义上的研究生学术学 位教育仍然缺失，但我国也算基本形成了涵盖本 硕博层次的出版高等教育体系。从培养规模看， 当前开设出版学相关本科层次的高校70余家（含 编辑出版学、数字出版和印刷工程三个本科专 业）、硕士层次的高校40余家（含出版专硕和挂靠 其他学科的出版学术硕士）、博士层次的高校10多 家（含出版专博和挂靠其他学科的出版学术博士）， 全国出版相关专业各层次的招生人数、在校生人 数和毕业生人数虽没有官方公开统计数据，但笔 者初步估算每年招生数为3000至5000人，在校生 人数为10000至15000人。

　　近年来，随着出版学科共建工作的有序推进， 社会各界对出版学教育的关注程度在不断提升，相 关高校参与出版教育的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出 版相关专业各层次学生的招生规模也在相应扩大。 出版学科建设和出版教育发展正迎来新的机遇。

　　2．出版学教材建设的历史与现状

　　要厘清我国出版学教材出版现状并不容易，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出版学教材的编写 长期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开设出版学相关高校的 教师、出版业界的专家都可以组织编写出版学教 材，在规划教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相关单位各 尽所能，根据自身教学需要自行编写出版；其二， 出版学教材的出版高度分散，由于出版教育起步 较晚且规模有限，不像一些大的学科专业那样形 成了市场集中度较高的有影响的专业化教材出版 机构，各类出版单位出于对为其培养人才的出版 教育的重视，积极参与出版学教材出版工作，形 成了多头并进且无序竞争的出版格局。以下从历 时视角对我国出版学教材建设的历史与现状作一 个简要梳理与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图书发行学（1983年）、 编辑学（1984年）和印刷工程（1984年）三个专 业陆续进入本科专业目录时，市场上尚没有出版 学方面的教材。武汉大学首届图书发行学专业大 部分专业课的授课教师是业界专家，如上海市新 华书店的宋玉麟、湖北省新华书店的方振益、北 京市新华书店的韩益谦、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华书 店的陆宝琪等，他们只能随堂携带少量的文献资 料进行面授，学生除笔记本外没有任何参考资料， 更不用说教材了。若干年后，一些专任教师和业 界兼职教师着手自编讲义，如孙冰炎先生的《读 者工作的组织与管理》、郑士德先生的《图书发行学概论》等以油印本的方式陆续与学生见面。 1991年，笔者主讲的《图书市场信息学》课程采 用的同样也是本人编写的《图书市场信息学》油 印本自编讲义。这一局面持续了十多年时间，直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虽然自编讲义存在不少问 题，但其历史贡献仍然不可低估，不妨将这一时 期称作我国出版学教材建设的1.0时代。 20世纪80年代末，有组织的出版学教材建设 得以起步。经过30多年的努力，出版学教育初步 解决了教材“从无到有”的问题，从编油印本讲 义到正规出版单位出版的教材或教科书，并初步 形成了基本涵盖出版学专业核心课程的教材体系。 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我国出版学教材建设的2.0时代。 2.0时代可以说是有组织的出版学教材建设时期。

　　一方面，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主动介入出 版学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工作。1989年5月，经新 闻出版署批准，编辑出版教材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同年8月，在烟台召开的编辑出版类高等教材规划 座谈会制订了《关于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编写 出版规划初步方案》［1］ 。在这次会后相应成立了 编辑和出版两个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1990年5月 和 1991年4月，在杭州、洛阳先后召开的编审委 员会联席会议上讨论了两个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 的工作条例以及教材编写的质量和体例要求，确 定了18门专业课的教材编写计划并于1992年列入 国家教委高等专业教材的“八五”规划，由辽宁 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规划的18门专业课的教材 中除《出版法概论》因故未出，其他17本教材先 后于1996年、1997年出齐。这套教材是新闻出版 署教材建设中的重点项目，也是我国首批具有权 威性的编辑出版学系列教材［5］ ，为我国出版学教 材建设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相关出版单位积极组织出版学教 材的编辑出版工作。其中，大学出版社如武汉大 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 社出版、苏州大学出版社和湖南大学出版社是主 力军，高等教育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上海 音乐出版社等也组织了一系列出版学教材的编辑 出版工作，为高校出版学相关专业提供了自主选 择教材的机会。

　　武汉大学出版社在武汉大学出版学科师资的 有力支撑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出版 （含重再版）了30多种出版学教材，较有影响的 主要有四大系列。一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如《编辑学原理》《中国出版史》 （上、下册）等；二是“高等学校出版发行专业核 心课教材”，如《编辑本论》《出版物市场管理》等； 三是“高等学校出版学专业系列教材”，如《出版 学基础》《数字出版概论》《出版法教程》《期刊编 辑与制作》等；四是“图书情报与信息管理实验教 材”，如《排版软件应用教程》《编校软件应用实 验教程》《书籍装帧设计实验教程》等。其中不少 教材如《出版学基础》《编辑学原理》《出版法教程》 《中国出版史》等被全国不少高校采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我国新闻传播学教材 和专著出版的头部出版单位，也陆续出版了不少 出版学教材，新世纪初期就组织出版过“21世纪 编辑出版学系列教材”，如《中外出版史》《出版管 理学》《图书选题策划导论》等。其后，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将其中的部分教材进行更新，纳入“新 编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如《数字出版教 程》《数字出版营销》《选题策划导论》等。这两 个系列的出版学教材作者以高校教师为主，具有 较大的影响力，但由于中国人民大学编辑出版学 本科专业停招，这套教材在使用上受到一定影响。

　　河南大学出版社得益于河南大学雄厚的编辑 学科基础，自1987年起出版了河南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组织策划的一批编辑学著作和教材，截至 2005年共出版32种。2006年，为庆祝河南大学编 辑出版学专业创建20周年，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又组织策划了一套“编辑出版学丛书”，共14 本，同样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5］ 。这两个系列 的著作中不少是教材，有些学术著作也具有教材性 质，如《编辑学通论》《编辑学原理论》等，并被不少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采用。这些教材或著作的 主题或内容主要聚焦于编辑学，如《编辑学通论》 《编辑社会学》《编辑心理论》《影视编辑学》等。

　　苏州大学出版社在时任社长吴培华的主导 下，于2002年下半年开始策划出版“现代出版学 丛书”，计划出版30本左右，实际出版了《现代 出版产业发展论》《现代出版学》《现代印刷技术 概论》《现代图书编辑学概论》《现代书业企业管 理学》《中国编辑出版史》等近20多种。这套“现 代出版学丛书”被誉为“21世纪第一套出版学丛 书”［6］ 。10多年后，随着出版环境和出版实践的 变化和发展，苏州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现代出 版学精品教材”系列，如《现代图书编辑学概论》 《出版选题学》《现代书业企业管理学》《版权贸 易教程》《出版法规及其应用》《中国编辑出版史》 等。虽然其中不少为“现代出版学丛书”的修订 再版，但其作为教材的属性更加鲜明，受到一些 高校的欢迎。

　　湖南大学出版社在新世纪初期策划出版了一 套“编辑出版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如《编辑出 版学导论》《图书学》《出版法教程》《中国出版史》 《图书营销学教程》等。这套教材的主编大多为 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教师，大多数教材是曾经在 其他出版社出版过的教材的修订版，且其中大部 分都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出版时间大致在2008年前后，这套教材是出版体 制改革后适应当时出版环境变化与产业需求的一 套重要教材，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高校教材出版的龙头， 高等教育出版社部分参与出版学教材的出版活动。 在20世纪末和新世纪初，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一 套名为“高等学校图书发行学专业统编教材”，包 括《图书发行教程》《图书发行管理学》《图书分 类学》《图书宣传》等10余种。这是本学科所见唯 一一套统编教材，品质可圈可点，但由于出版时间 跨度过长，10余个品种出版前后时间跨度近20年， 教材的整体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影响。

　　此外，新华书店总店、中国书店等专业性出 版发行机构在20世纪80、90年代出版过少量的出 版学教材，如新华书店总店出版的《图书发行管 理学》（1986年），中国书店出版的《图书储运》 （1992年）；作为专业性出版机构的中国轻工业出 版社出版过“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包装印 刷技术》；一些地方出版社，如山西经济出版社、 上海音乐出版社等也参与过出版学教材的出版工 作。新世纪初，山西经济出版社推出的“出版发 行管理丛书”、202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数 字出版系列教材”等，都曾经或正在助力发展中 的中国出版学教育。

　　二、出版学教材建设的问题分析

　　我国的出版学教材建设大体走过了40年的发 展历程，紧跟出版学高等教育发展步伐，从高校 教师与业界兼职教师自编讲义的1.0时代大踏步进 入相关高校与出版单位积极参与的2.0时代，较好 地支撑或助力了我国出版人才培养和出版学高等 教育的发展，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以新时 代出版强国建设、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出版学自 主知识体系建设以及出版学教育现代化、数字化、 智能化发展等对出版学高等教育的更高要求来衡 量，我国的出版学教材建设仍然存在不足。

　　1．教材建设顶层设计不足

　　教材建设（主要指教材的编写、出版及相关 组织工作）虽是相关学科专业的教师或专家学者 的分内之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教材建设就是一种 自发的、盲目的个人行为。与招生、教学等人才 培养的其他工作一样，教材建设应该是教育管理 部门与教育教学单位的一项有组织的系统工程。 其组织性首先体现在顶层设计上，如谁来组织、 编写或出版什么、谁来编写、谁来出版等，都应 该有一套严格的要求或规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建设的顶层设计得到 显著加强。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2017年，国务院成立国家 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成立教材局，中央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教育部设立课程教材研究所等， 国家层面推进教材建设的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 2019年，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 办法》明确规定，高校教材实行国务院教育行政 部门、省级教育部门和高校分级管理，国务院教 育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全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规划， 并明确了省级教育部门和高校的管理职责。对照 党和国家关于高校教材建设的要求，可以看到出 版学教材建设在顶层设计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从上述历程回顾和现状分析看，我国出版学 教材建设的顶层设计仍存在一些问题。从教育行 政管理部门看，自20世纪80年代出版学相关专业 陆续设立以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出版学教材 建设的重视略显不足。在国家规划教材建设中， 仅在“八五”、“十一五”和“十二五”计划期间 有少量出版学教材入围，一些出版学专业核心课 程仍未进入“国规教材”出版范畴。马工程教材 是由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编写，覆盖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 核心课，但作为意识形态鲜明的出版学专业至今 仍没有一部教材入围。

　　从开设出版学专业的高校看，全国有近百所 高校先后开设出版学及相关学科专业，但成系列 投入出版学“校规教材”出版的并不多。目前仅 见武汉大学推出的“高等学校出版发行专业核心 课教材”“高等学校出版学专业系列教材”和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的“21世纪编辑出版学系列教材”， 河南大学的“编辑出版学丛书”虽然具有教材属 性，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校规教材。北京印刷 学院本是我国出版学教育重镇，组织编写过《出 版概论》《包装印刷技术》等多部有影响的出版学 专业教材，但或由于学院没有自己的出版机构， 只能分散在不同出版单位出版；或由于学科独立性 不足，被纳入相关学科教材系列中出版，如《出 版概论》被纳入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媒体时代新 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所编教材的学科专业影响力。

　　2．教材体系结构不完备

　　教材体系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每一个学 科专业大致都应根据各自的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相 应的教材体系。只有获得相应的教材体系支撑， 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才能落到实处，人才培养才 不会出现盲点或短板。出版学的知识体系构成虽 然没有定见，但相关研究并不少。笔者在《关于 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的思考》［7］一文中对相关研 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从中大致可以了解当 前我国出版学知识体系结构的雏形。然而，从当 前教材建设的情况看，出版学知识体系中的不少 领域教材建设严重缺失。如基础理论板块中，马 克思主义出版观教材缺失，出版学经典文献选读 教材同样缺失；在出版业务板块中，“编印发”教 材不完备，读者或阅读教材缺失，发行学近10年 没有教材出版；在“史论法”板块中，迄今尚没有 一种出版学方法论教材面世。事实上，出版学中 的很多核心领域，如媒介叙事、版权运营与管理、 读者与阅读、数据出版、国外出版业等，几乎都 没有合适的教材。此外，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 学科，出版学的实验课教材、案例教材等的出版 也严重不足，学生在实验、实训、实习过程中无 以为本，只能跟着感觉走。

　　3．教材内容陈旧

　　教材的内容通常是相对成熟定型的学科专业 知识，既包括学科前沿性知识，又涉及经典的传 统内容，过于超前的不定型的或陈旧的内容都不 宜进入教材。时效性是教材特别是实践性学科专 业教材内容的基本要求，但由于编写与出版流程 的复杂性，教材的出版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内容 陈旧经常成为一些学科专业教材被诟病的一大痛 点。绝大多数实践性强的社会科学学科专业教材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出版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社会科学学科，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产业自身的变革等都会对教学内容产生深刻的影响，出 版学教材自然要紧跟这些形势变化或发展。然而， 从实际情况来看，出版学教材内容陈旧现象较为 严重，主要涉及三类情况。一是教材内容中关乎 出版制度政策的内容与现行制度和政策相矛盾。 例如，2003年出版体制改革后，“总发行”这个概 念已成为历史，然而一些教材在介绍图书发行制 度时仍然将其作为一种现行发行方式来介绍。又 如，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从2018年就调整为新闻出 版署，一些教材至今仍然沿用新闻出版总署或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等称谓。二是出版业发展中的一 些重要统计数据过时。如某些教材关于我国图书 出版品种数、发行量、行业营收、居民阅读率等 数据仍然停留在10年甚至更久以前，关于海外出 版业的一些事实或数据更是如此。三是关于出版 技术的内容远远跟不上出版行业对新技术采纳或 应用的速度。如出版载体的演变、编辑工艺的革 新、分销与服务方式的变革等仍然停留在传统手 段或简单技术工具基础上，对智能化工艺与技术 的介绍远远不够。

　　4．教材的数字化程度低

　　数字化、智能化是当下各级各类教育面临的 重大变革。加速教材数字化研发与转型，大力开 发数字化教材是这一背景下教材建设的因应之道。 出版业作为教材建设的重要参与方，为不同学科 数字化教材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如国家层面的马 工程教材、国家精品课或精品资源共享课教材的 数字化等，都与出版单位的努力密不可分，但出 版学自身的教材数字化建设却远远落后于大多数 社会科学学科。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大多 数出版学教材都没有进行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不能给学生提供数字版本，甚至连配套的课程资 源库都很少见。值得庆幸的是，武汉大学出版社 新近出版的“ 高等学校出版学专业系列教材”，由 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进行了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开发出这套系列教材的数字版。这套数字版出版 学教材具有思维导图和知识图谱自动生成、智能 伴学、智能问答和社交阅读等基本功能。此外， 编写组还不定期更新参考文献、视频、网络资源 等多种辅助教学内容，为使用该教材的教师和学 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支持。

　　三、出版学教材建设的对策

　　针对出版学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顶层设计不足、 体系结构不完备、内容陈旧和数字化程度低等问 题，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体系结构、适时更新内 容和强化数字化建设等，都可以看作是加强我国 出版学教材建设的因应之策。笔者以下仅从几个 微观视角谈谈这些问题。

　　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强有力的领导与支持是出 版学教材建设的重要保障，更好发挥出版管理部 门的作用是新时代出版学教材建设的制度优势所 在。出版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出版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是服务 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础工程，离不开国家 出版管理部门的领导和支持。我国国家新闻出版 管理部门有支持出版学教材建设的良好传统。如 1989年5月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编辑出版教材领导 小组，推进组织编写出版了17本国家教委“八五” 规划教材。2022年，中宣部和教育部正式启动出 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以来，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同 步将出版学教材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中国特色出 版学系列教材编撰工作推进小组和教材编撰小组 正式成立，《出版学基础理论》《出版学研究方法》 等9种出版学教材正式列入“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 教材”编写出版计划。在相关高校和出版机构的 努力下，相关教材将于近期陆续出版。在未来的 马工程教材、“十五五”国规教材、新时代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原创性教材等重大国家级教材建设工 程中，出版学要想占有一席之地，需要国家出版 管理部门强有力的领导与支持。

　　学界和业界通力合作是提升出版学教材质量 的制胜之道。出版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社会科学 学科，行业、岗位和职业胜任力是评价出版学专业毕业生质量的重要指标。当前，业界对出版学专业 毕业生的诟病主要聚焦于动手能力不足、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不够等方面，而学生这些能力的欠 缺或不足，与出版学专业的教学方式、课程体系、 教材内容等密切相关。从教材视角来看，当前高校 出版学专业所选用的专业课程教材大多为出版学 界专家编写（20世纪90年代尚有部分高校出版学 专业选用一定比例的业界人士编写的教材），业界 人士编写的教材鲜有进入课堂的。之所以出现这种 现象，主要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前业界学者编写 的教材没有及时更新再版，更没有新的教材出版所 致。现行出版学教材编写中，业界专家的缺失，使 得教材内容的实践性、应用性和操作性大打折扣，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 可见，从提升学生行业、岗位和职业胜任力以及满 足出版业应用型人才需求来看，出版学教材的编写 主体要改变，必须有出版业界专家参与，只有出版 学界和业界通力合作，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材内容 实践性、应用性、操作性不足的问题。

　　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是当下出版学教材建设的 核心抓手。高校出版学专业是一个小专业，在校 生规模有限，其教材市场远远不及经济学、法学、 新闻传播学等学科专业。加之传统纸质教材内容 更新不及时、性能或效用低，这些年来纸质盗版、 非正版的电子版、往届生留下的二手版本等充斥 教材市场，学生从正规渠道购买正版教材的意愿 不足，正版出版学教材的发行量持续走低，教材 出版机构难以为继，出版的积极性不足。笔者认 为，技术、管理等因素带来的出版学教材消费下 降问题，唯有通过教材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加以 解决，数字化智能化是解决出版学教材消费市场 式微或走弱的关键。一方面，教材数字化智能化 可以让教材编写和出版者及时进行教学内容资源 的更新迭代，从根本上解决教材内容陈旧的问题， 为师生提供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方法；另一方面， 教材数字化智能化可以为教材使用者提供比传统 纸质教材更为多元的个性化教学服务，如智能伴 读、智能问答、知识图谱生成等。随着AI技术的 进步，教材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与成本在持续优 化或改善，加之大多数出版单位都有一定的数字 化建设基础，完全有能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笔 者认为，没有数字化智能化，就没有出版学教材 的未来，做好出版学教材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应 该成为当下出版学教材建设的核心抓手。

　　四、结语

　　出版学教材建设，兹事体大，要久久为功。 近年来，出版管理部门、学界和业界对出版学教 材建设重要性认知的不断提升，为有效解决这些 问题或不足创造了有利条件。高质量的出版学教 材建设，关键在于出版学研究的扎实推进，在于 出版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出版学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稳步推进。因此，将出版学 教材建设纳入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 体系建设中一并思考，整体推进，才是高质量建 设出版学教材体系的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