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内控制度论文范文免费

　　摘要：本文借鉴Beck等的模型将地区特征和产业特征相结合，利用我国2001—2007年29个省际区域25个细分工业行业数据，考察地区财政分权程度差异对区域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采用面板最小二乘法估计和面板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国外投资、港澳台投资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增强财政分权会吸引人力资本、研发密集行业的国外投资进入，抑制物质资本、劳动密集行业的国外投资，但对自然资源密集行业的国外投资影响则不明显；而对于港澳台投资，加大财政分权将会促进港澳台投资倾向于劳动密集行业，抑制港澳台投资流向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研发密集行业，对自然资源密集行业的投资影响则不明显。

　　关键词：财政分权,引资结构,行业特征,FDI,财务内控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Canfei[1]指出1994年我国分税制改革通过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与权力，扩大了地方政府对自有财力的支配权限和对地方经济事务的管理权限，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国家财政能力薄弱的状况，增加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8万亿元，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7年突破5万亿元，2010年突破8万亿元，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104万亿元，2010年相比增长248%，创下历史新高，其中，税收收入9万亿元，2010年相比增长226%，非税收入14万亿元，2010年相比增长417%。2012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17万亿元，2011年相比增长128%。，其中中央财政收入56万亿元，2011年相比增长94%；地方财政收入61万亿元，跟2010年相比增长162%。2012年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为101亿元，2011年相比增长121%，非税收入166万亿元，2011年相比增长175%。

　　Knight和Shi[2]指出，我国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较为充分地赋予地方政府支配本地财政收入的权力，还将各种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和制定本地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资源配置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收支权。财政分权制度允许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受制度保障的地方财政收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这些收入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客观上使各个地方政府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对各个地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财政竞争激励。Vazquez等[3]和Qiao等[4]指出，财政分权制度客观上改变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使政府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也导致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市场化、对外开放和社会投资等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

　　1994年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有更大的经济自主权，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属地经济观念，对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显示出极大的热情。FDI因对经济增长以及技术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被称为是“资本、技术、营销、管理的结合体”。王永钦等[5]指出，地方政府针对FDI竞争行为的产生，可归结为以财政分权和政治绩效约束为特征的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于具有较高流动性外商资本的追逐。张晏等[6-7]指出，在我国的GDP政绩考察考核机制和分税制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吸收FDI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而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资源去争夺吸引FDI。FDI可以带来大量的税收，税收可以使当地财力充足，是官员政绩的重要表现，因而FDI吸收数量的多少成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周黎安[8]指出，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以GDP为政绩考察的我国政府官员“政治锦标赛”结合了我国政府体制和经济结构的独特性质，在政府官员手中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和自由处置权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理方式，即以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Vazquez等[3]和Qiao等[4]认为，各地方政府把吸引区外资本作为主要的竞争目标，坚持以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的各地方政府对资本这一流动性较强的稀缺要素有着近乎本能的强烈兴趣。

　　Qian等[9-10]认为，各地方政府在竞争FDI过程中会普遍采取直接或变相减免税收、增加公共投入和完善基础设施等政策。政府通过调整财政政策，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工业园区、提高劳动力素质等等形成本地区的工业集聚，提高引资能力。王文剑等[11]指出，财政自主性较高的地区能通过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弹性提升地方的产业配套能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流入。财政分权对FDI流入有显著的正效应，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各地区地方政府就越有能力和积极性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外资的流入。

　　近年来，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成效显著，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保持了较快的增长，然而各地在享受财政分权成果的同时，财政分权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延。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的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的特点，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国境内FDI的区位选择？各地在吸引FDI方面采用的竞争策略是否有效？财政分权下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否会影响FDI的投资区域分布？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讨。国内外诸多学者已经就地区财政分权对于FDI的竞争效应以及区域财政分权状况对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将地区特征和产业特征相结合，利用我国2001—2007年29个省际区域25个细分工业行业数据，考察了地区财政分权程度差异对区域行业FDI的影响，将FDI按来源地不同划分为国外投资和港澳台投资，研究财政分权对于不同行业的两类不同来源地投资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国外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增强财政分权会吸引人力资本、研发密集行业的国外投资进入，抑制物质资本、劳动密集行业的国外投资，但对自然资源密集行业的国外投资影响则不明显；而对于港澳台投资，加大财政分权将会促进港澳台资本投资于劳动密集行业，抑制港澳台投资流向人力资本密集、物质资本密集和研发密集行业，对自然资源密集行业的影响则不明显。二、估计方程、指标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估计方程

　　除地区财政分权程度外，FDI还受到其它许多因素的影响。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集聚效应对FDI区位分布具有重要影响，规模经济越显著的行业越容易受到集聚效应的影响。垂直FDI理论认为，FDI区位分布取决于跨国公司生产价值链在全球的布局，为使其生产价值链在全球实现优化配置，跨国公司倾向于将密集使用某种生产要素的生产阶段放在该种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生产，因而密集使用某种生产要素行业的FDI倾向于进入这种生产要素更为丰裕的地区。水平FDI理论认为，跨国公司FDI的直接动因是争夺市场份额。对于市场寻求型FDI而言，地区市场潜力无疑是影响其区位分布的重要原因，地区市场需求度较高行业FDI更倾向于在地区市场潜力较大的地区进行投资。出口平台型FDI出于获得廉价生产要素的目的，通常在生产要素丰裕的地区进行投资，但由于其产品并不在当地销售而是出口，所以这种类型的FDI在选择投资地点时还需要考虑到海外市场接近度的影响，通常出口倾向度越高的行业FDI越倾向于在与海外市场更接近的地区投资。

　　3地区特征变量

　　人力资本丰裕度（humd），即以人均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丰裕度，分别以6、9、12和16年代表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大专以上受教育者接受教育年限，具体计算方法为：（小学受教育人数×6+初中受教育人数×9+高中受教育人数×12+高等教育人数×16）/总的受教育人数；海外市场接近度（ma），即借鉴Coughlin和Segev[16]中的方法度量地区海外市场接近度，其中ma越大，该地区越接近海外市场，劳动力成本（wage），考虑劳动力实际工资和劳动力素质的影响，本文选用地区实际工资总额和当地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作为劳动力成本的度量；地理集聚程度（agg），Cheng和Kwan[17]指出，相对于人口和城市规模，就业密度能更好地反映集聚程度，本文采用各省区人口就业密度，即每万平方公里就业人数度量地区地理集聚程度；地区市场潜力（mp），考虑到各省区市场潜力不仅受本地市场影响还受到相邻省区市场影响，本文对我国各省区市场潜力指数进行估计，某省区市场潜力等于各省区实际GDP以其他相邻省区到该省区距离的倒数为权重的加权和。

　　4行业特征指标

　　本文根据我国2002年122个部门投入产出表，采用行业科技活动人员占行业从业人员比重度量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hum）；采用行业出口交货值占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度量行业出口倾向度（export）；采用行业劳动力成本占行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度量行业劳动密集度（labd）；采用单位企业从业人员数，即行业从业人员与企业数量的比值度量行业规模经济（scal）；采用行业工业总产值与行业出口交货值之差与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度量行业地区市场需求度（domes）。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包括我国2001—2007年29个省级区域25个细分工业行业的数据。地区人力资本禀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7》；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7》；其它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7》和我国2002年122个部门投入产出表。本文变量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三、基础实证分析

　　表2是2001—2007年29个省级区域25个细分工业行业的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为控制各地区和行业的个体差异性，采用地区和行业固定效应方法进行估计。与财政分权程度相关的解释变量是我们考察的重点，总体来说，不管是对于国外投资还是港澳台投资，反映外资所有权优势的行业特征变量都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这与本文理论分析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到不同的行业特征变量对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的影响则呈现一定的差异性。首先来看对外资企业的估计结果，由表2的A列可知，财政分权程度与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交互项（fiscal_hum）、与行业研发密集度交互项（fiscal_rd）对国外投资企业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至少在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财政分权程度与行业物质资本密集度交互项（fiscal_k）、与行业劳动密集度的交互项（fiscal_labd）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性为负；而财政分权程度与行业自然资源密集度交互项（fiscal_natd）符号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国外投资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强会导致人力资本、研发密集行业的国外资本进入，抑制物质资本、劳动密集行业的国外资本进入，但对自然资源密集行业的影响则不明显。接着来观察财政分权程度对港澳台投资的回归结果，由表2的B列可知，财政分权程度与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交互项（fiscal_hum）、与行业物质资本密集度交互项（fiscal_k）、与行业研发密集度交互项（fiscal_rd）对港澳台资企业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财政分权程度与行业劳动密集度的交互项（fiscal_labd）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而财政分权程度与行业自然资源密集度交互项（fiscal_natd）符号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对于港澳台投资，财政分权程度增大将抑制港澳台投资流向人力资本密集、物质资本密集和研发密集行业，促进港澳台投资倾向于劳动密集行业。

　　通过比较表2的A、B各列发现，财政分权程度对国外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两种类型的企业在不同行业的所有权优势的差异性，即外资企业在人力资本和研发密集行业拥有较强所有权优势，而港澳台资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则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行业。

　　地区人力资本禀赋与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的交互项（humd_hum）对于国外投资系数显著为正；而对于港澳台投资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这表明在人力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加大地区财政分权将会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但对港澳台投资作用不显著。地区海外市场接近度与行业出口倾向（ma_export）的交互项对于国外投资和港澳台投资系数均为正且均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表明国外投资和港澳台投资更偏向于在距离海外市场较近地区的出口依赖型行业投资。地区劳动力成本与行业劳动密集度的交互项（wage_labd）对于国外投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对于港澳台投资系数显著性为负。其原因可能是港澳台资企业多是出口加工型企业，企业利润率较低，对于成本的控制比外资企业要更加敏感，从而导致地区财政分权会吸引港澳台投资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地区集聚效应与行业规模经济的交互项（agg_scal）对于国外投资和港澳台投资系数均为正且均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表明在规模经济程度较高的行业，地理集聚程度的提高将会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在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相对比较集中，便于上下游企业之间便利地进行交易和沟通，减少交易成本。同时集中在一起的企业分享着一个共同而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使雇用劳动力方面的交易成本变低。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能通过价格机制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绩效，如上游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能够通过扩展中间投入品的数量和种类降低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地区市场潜力与行业地区市场需求度（mp_domes）的交互项对于国外投资和港澳台投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国外投资和港澳台投资更偏向于在地区市场潜力较大地区进行行业投资。四、内生性问题处理

　　由于FDI与财政分权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作用，由此产生双向因果关系，这意味着FDI与地区财政分权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严重的内生性会使得最小二乘法估计可能是有偏的和非一致的，通常改进方法就是寻找一个与财政分权关系密切但独立于FDI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为了控制变量内生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使用我国三大改造前（1955年）私营经济比重、1999年市场化指数和2001年信用指数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工具变量的选取需遵循工具变量具有外生性同时与内生变量相关的原则。从外生性角度看，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均为样本前期历史数据，不会对样本FDI流入产生显著影响；从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角度看，初始市场化程度和私营经济比重较高地区对地区财政分权存在更高的要求，从而会促进地区财政分权，因而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符合工具变量选取原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别对表2进行了重新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为了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外生性，本文对工具变量进行了过度识别检验，并报告了Sargan检验和Basmann检验的统计值及其相伴概率。为了考察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性，我们在表3中列出了第一阶段的F值及其概率值。

　　由表3可知，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对所有回归估计组合，Sargan检验和Basmann检验的统计值相伴概率均大于010。这表明无法在10%的检验水平下拒绝工具变量是过度识别的原假设，因而所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外生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所有估计的第一阶段F值均大于10，概率值均为000，这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由表3可知，与表2结果一致，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强会吸引人力资本、研发密集行业的国外资本进入，抑制物质资本、劳动密集行业的国外资本进入，但对自然资源密集行业的影响则不明显；而对于港澳台资企业，加大财政分权将抑制港澳台投资流向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研发密集行业，促进港澳台投资流向劳动密集行业，对自然资源密集行业的影响则不明显。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先前结论一致，这结果说明估计是稳健的，结论是有效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成效显著，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保持了较快的增长，然而各地在享受财政分权成果的同时，财政分权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延。改革开放以来，FDI大量流入我国，现有财政体系是否能适应FDI的大量流入，两者如何结合才能更好地方便地区企业融资和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已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借鉴Beck等[12]的模型将地区特征和产业特征相结合，利用我国2001—2007年29个省际区域25个细分工业行业数据，考察地区财政分权程度差异对区域行业外商投资的影响，采用面板最小二乘法估计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国外投资、港澳台投资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即增强财政分权会吸引人力资本、研发密集行业的国外资本进入，抑制物质资本、劳动密集行业的国外投资，但对自然资源密集行业的国外资本影响则不明显；而对于港澳台投资，加大财政分权将会促进港澳台投资倾向于劳动密集行业，抑制港澳台投资流向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研发密集行业，对自然资源密集行业的影响则不明显。

　　为促进外资的流入，加快我国的对外开放步伐，应减少针对FDI的歧视性措施和投资约束，减少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公平竞争。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来吸引FDI，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引入大量FDI的同时，我国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严重稀缺，借助FDI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来发展经济，因而当时给予FDI很多超国民待遇政策（如税收减免、减少外资企业进出口出入海关手续等）。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吸引更多的FDI流向我国是必要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的FDI仍高度地集中于第二产业，低技术的工业使得我国成为“污染天堂”，国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技术提升，并没有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因而本文认为，可以从调整我国利用FDI的战略和完善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两方面入手推进改革。

　　第一，调整我国利用FDI的战略和政策。

　　2008年1月1日新《企业所得税法》正式施行，虽然在短期内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影响FDI的数量，但从长期来讲，颁布取消FDI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创造了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使我国自身的经济更有活力、更能经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调整我国利用FDI的战略，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入手：一是应从原先的只注重FDI的数量向数量、质量并重转变，吸引技术含量高、对环境破坏小的FDI流入我国。二是从政策上抑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招商引资，政策倾斜于FDI“溢出效应”大的行业和企业。在选择行业时，应多加鼓励FDI进入我国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行业，促进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应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电信等国有垄断行业，同时注意控制“热钱”流入我国股市、房地产等敏感区域。引资政策应进一步向基础产业倾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不断提高我国对FDI的吸引力。三是我国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继续有效地、积极地利用FDI，通过FDI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同时将利用FDI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使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四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远程教育，通过有效地提升人力资本政策吸引FDI，使得FDI更好地发挥“外溢效应”。

　　第二，完善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改善地区引资结构。

　　在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为了获得政治晋升，地方政府间争相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FDI流入。那些认为超国民待遇会使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企业外资大量进入，从而不利于引资结构的优化的论断值得认真反思。张晏等[6-7]认为，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出口商品结构升级等产生了积极作用。我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为FDI提供更好的经营投资环境，大力吸引与我国市场联系紧密行业FDI流入，持续改善我国地区引资结构。王永进等[18]认为，只有通过取消内外资企业差别待遇才能改善引资结构的论断值得认真反思，一味地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在调整引资政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FDI对本土企业的挤出效应，而且还要充分考虑超国民待遇对引资结构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在推动我国地区财政分权过程中，应该注意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改变中西部地区在引资结构上相对于东部地区的劣势，不断推动我国地区间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Canfei，HRegionalDecentralisationandLocation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China[J]Post-CommunistEconomies，2006，18（1）：33-50

　　[2]Knight，J，Shi，LFiscalDecentralisation：Incentives，RedistributionandReforminChina[J]OxfordAgrarianStudies，1999，27（1）：5-23

　　[3]Vazquez，JM，Qiao，BY，Zhang，LTheRoleofProvincialPoliciesinFiscalEqualizationOutcomesinChina[R]WorkingPaper，2007-07-05

　　[4]Qiao，BY，Vazquez，JM，Xu，YSTheTradeoffbetweenGrowthandEquityinDecentralizationPolicy：ChinasExperience[J]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008，86（1）：112-128

　　[5]王永钦，张晏，章元，等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经济研究，2007，（1）：4-16

　　[6]张晏财政分权、FDI竞争与地方政府行为[J]世界经济文汇，2007，（2）：13-23

　　[7]张晏，龚六堂地区差距、要素流动与财政分权[J]经济研究，2004，（7）：59-69

　　[8]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33-40

　　[9]Qian，YY，Roland，G，FederalismandtheSoftBudgetConstraint[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8，88（5）：1143-1162

　　[10]Qian，YY，Weingast，BRFederalismasACommitmenttoPreservingMarketIncentives[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7，11（4）：83-92

　　[11]王文剑，仉建涛，覃成林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J]管理世界，2007，（3）：13-22

　　[12]Beck，T，Kunt，AD，Laeven，L，Levine，RFinance，FirmSize，andGrowth[J]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2008，40（7）：1379-1405

　　[13]Rajan，RG，Zingales，LFinancialDependenceandGrowth[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8，88（3）：559-586

　　[14]Zhang，T，Zou，HFFiscalDecentralization，PublicSpending，andEconomicGrowthinChina[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8，67（2）：221-240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yueqikan.com/caishuilw/252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