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相对贫困人口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提要] 本文以扬州市相对贫困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食品安全风险因素调研，将食品安全风险作为因变量，依据因变量衡量标准不同分为两类：食品消费意向、食品消费行为，综合运用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和回归模型等方法，对扬州市相对贫困人口的食品消费意向及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食品消费意向及行为;相对贫困人口;影响因素;回归分析;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减少了 8 亿多。在 2007 年，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了全面部署。在 2020 年扶贫攻坚完成后，新的扶贫工作重点为“从主要解决收入贫困向解决多维贫困转变，从重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向统筹城乡扶贫转变”，缓解城镇相对贫困。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和营养搭配越发重视。食物是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然而近几年 “瘦肉精”、“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表示怀疑，食品安全问题构成了民众长期关注的话题。张车伟和程名望等研究表明，对于我国农村居民而言，特别是贫困居民，营养状况的改善不仅有助于农村居民脱贫，同时有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期的到来和食品安全这一热门话题给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的、安全的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偏好时，才实现了食物安全。所以，本篇从意识和行为两个角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提出政策建议。

　　二、调查样本描述性分析

　　本次调查分为两个阶段：2020 年 10 月 15 日到 2020 年 11 月 1 日的预调研阶段，本团队在此阶段共收集问卷 20 份并根据存在的问题对问卷进行改进。在第二阶段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5 日)，本团队对扬州广陵区东关街道下设的教场社区和古旗亭社区，汶河街道下设的古塔社区、四望亭社区和皇宫社区，邗江区双桥街道下设的武塘社区以及其附近的四季园农贸市场，扬子津街道下设的裴庄社区进行实地走访调研。本次走访回收问卷 230 份，有效问卷 200 份，以下为具体描述性分析。

　　(一)个体及家庭基本信息描述性分析。在 200 名被调查者中，女性的比例略多于男性，并且整体年龄在 40 岁以上以及 26 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占总体的比重较大，其家庭人数多为 4 人以下。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员构成大多数只有老人 (60 岁以上)以及既无老人也无小孩(12 岁以下)的群体，这也侧面展示了相对贫困的两个主体：60 岁以上的老人以及单身青年。另外，家庭年收入高于 10 万元的被调查者占总体的三成左右，七成左右的被调查者家庭年收入跨度较大，但同收入范围人数分布较均匀，可见剔除部分特殊值，大部分被调查者的收入差距较小，这点从家庭每月食品消费支出也可以体现，数据显示整个家庭月消费支出在 1，201 元到 1，600 元的被调查者数比较集中，其次是 2，000～3，000 元。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接受过食品安全教育(包括书面形式以及生活经验形式)，并且对食品安全和自身的健康比较关注，这说明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有着较高的食品安全意识，数据可以表明因为外食而导致身体不适的被调查者较少，这也佐证了被调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良好。但是，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后大多数人选择“自认倒霉，不予追究”，这说明大部分被调查者缺乏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行动力，意识与行为不成正向关系。

　　(二)安全食品消费意向与行为描述性分析。当食品被曝光有安全问题时，大多数被调查者选择降低购买频率甚至拒绝购买，可见大部分被调查者对日常生活的食品安全非常重视，但是愿意参加食品安全宣传活动的被调查者人数不足 50%，并且愿意为食品安全支付不超过原价 30%的费用，由两项数据可以推断大多数被调查者更倾向于潜移默化式的知识输入而不是外部力量宣传。另外，相比于为质量上乘的食品支付更高的费用，大多数被调查者更愿意花费精力在正确处理食物上，这一点从安全食品消费行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在新鲜食品冷藏或冷冻、肉类食品密封包装、处理食物之前洗手、生熟食物分开处理、注意保质期和注意营养均衡等方面，大部分被调查者都选择了较为正确的指标。

　　(三)食品安全知识描述性分析 1、主观知识。调查对象对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了解程度较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意识淡薄，但是大部分调查对象对食品安全知识和食品鉴别方法的掌握有较大的信心，并且对自身处理食物从而降低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概率的方法有一定把握。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调查对象的食品安全知识大多来自生活经验，缺少科学体系。 2、客观知识。食品消费客观知识方面，只有三成被调查者了解正确的投诉部门和食品安全把关方，这两个结果可推断出被调查者对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掌握有限，但是能较好地掌握辨别食物优劣的方法以及基本的食品安全知识，这进一步佐证绝大多数被调查者的食品安全知识来自于社会经验而不是书面形式的表达。在选择如何处理食物方面，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能正确选择出最有选项，说明大部分被调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较高并有一定的正确行为能力。

　　三、食品消费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基于本文研究目的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纳入本文的自变量有个体及家庭特征、对自身健康和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主观食品安全知识和客观食品安全知识、对食品安全信息源的信任程度。纳入模型的自变量具体包括家庭人口数、家庭月食品消费、是否接受过食品安全的知识教育、对自身健康和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主观食品安全知识、对食品生产者和街邻朋友的信任度。

　　(一)影响食品消费意向的因素分析。经过处理的安全食品消费意向变量为连续变量，适宜采用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在具体的模型回归过程中，采用逐步回归法依次纳入 p>0.2 的变量，最终得到如表 1 所示的回归结果。(表 1)由表 1 中数据可知，F 检验概率 P 值为 0.000，小于 1%，说明模型整体显著。“是否接受过涉及食品安全的知识教育”、“对食品生产者的信任度”、“家庭人口数”的|t|>2，对应的 P 值分别小于 1%、1%、5%，说明“是接受过涉及食品安全的知识教育”、 “对食品生产者的信任度”、“家庭人口数”这 3 个因素对“食品消费意向”有显著影响。

　　(二)影响安全食品消费行为的因素分析。经过处理的安全食品消费行为变量为连续变量，适宜采用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在具体的模型回归过程中，采用逐步回归法依次纳入 p>0.2 的变量，最终得到如表 2 所示的回归结果。(表 2)由表 2 中数据可知，F 检验概率 P 值为 0.000，小于 1%，说明模型整体显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主观食品安全知识”、“家庭月食品消费”的|t|>2，对应的 P 值分别小于 1%、5%、 1%，说明“是否关注食品安全”、“主观食品安全知识”、“家庭月食品消费”这 3 个因素对“食品消费行为”有显著影响。通过系数符号可以判定，“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主观食品安全知识”、“家庭月食品消费”对“食品消费行为”的安全性均有正向影响，即对食品安全关注度越高、主观食品安全知识的安全性越高、家庭月食品消费支出越高的被调查者的食品安全行为的安全性越高;且通过系数值大小可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的安全性高低对“食品消费行为”的安全性影响最大。

　　(三)回归结果总结。(表 3)

　　四、研究结果

　　(一)调查样本的描述性分析。(1)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接受过食品安全教育并且对食品安全和自身的健康比较关注，有着较高的食品安全意识;但是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后大多数人选择“自认倒霉，不予追究”，这说明大部分被调查者缺乏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行动力，意识与行为不成正向关系。(2)大多数被调查者更倾向于潜移默化式的知识输入而不是外部力量宣传，所以呈现出生活经验较为丰富但书面形式的规章制度了解较少。(3)相比于为质量上乘的食品支付更高的费用，大多数被调查者更愿意花费精力在正确处理食物上，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改变行为方式的成本低于支付更高费用的成本。(4)调查对象对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了解程度较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意识淡薄，调查对象的食品安全知识大多来自生活经验，缺少科学体系。(5)被调查者有一定的信息选择和侦辨能力对政府权威部门、权威专家学者的信任度较高，对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信息十分不信任，对食品标签的信任远高于食品生产者和食品终端销售。

　　(二)食品消费意向及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1、食品消费意向的影响因素分析。“是否接受过涉及食品安全的知识教育”、“家庭人口数”对“食品消费意向”的安全性有正向影响，即接受过涉及食品安全的知识教育、家庭人口数越多的被调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的安全性越高;“对食品生产者的信任度”对“食品消费意向”的安全性有负向影响，即对食品生产者信任度越低的被调查者的食品消费意向的安全性越高;且通过系数值大小可得，“是否接受过涉及食品安全的知识教育”对“食品消费意向”的安全性影响最大。 2、食品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主观食品安全知识”、“家庭月食品消费”对“食品消费行为”的安全性均有正向影响，即对食品安全关注度越高、主观食品安全知识的安全性越高、家庭月食品消费支出越高的被调查者的食品安全行为的安全性越高;且通过系数值大小可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的安全性高低对“食品消费行为”的安全性影响最大。

　　五、政策建议

　　(一)加强引导式的宣传，减少强制性介入。社区和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大众媒体应当避免以教条化形式宣传食品安全相关知识，更多的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创新型的活动项目以达到贴近生活，潜移默化的教育层次，从而让相对贫困群体认识到食品安全知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增强相对贫困人口的食品安全意识。

　　(二)侧重食品安全问题正确处理的行为引导，注重多层次宣传。相对贫困人口由于其特殊的经济特性，导致其收入对消费的敏感度较高，绝大多数相对贫困人口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成本在改善处理食物上以减少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概率。针对这一特点，社区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宣传应更具层次性，既要囊括对高质量食品的宣传，又需要更好地完善并宣传正确的日常处理食品做法。宣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农民的自我保护能力，是防止假冒伪劣食品进入农村消费者手中的根本措施。

　　(三)适当运用多种渠道宣传，增加宣传途径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对信息来源有一定的侦辨能力，对一些宣传主体有较高的信任度。利用这一特点，媒体对宣传主体的选择应该更加倾向于此类主体，增加宣传渠道，以达到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更易普及，更让人接受的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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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肖海峰，李瑞锋，努力曼.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食物安全状况的自我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8 (03).

　　[3]谢智君，石晓铜.贫困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现状及对策[J].现代商贸工业，2018.39(28).

　　《扬州相对贫困人口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来源：《合作经济与科技》，作者：沈周阳 李孟琪 张璐琪 田 雨 任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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