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论文范文参考

　　好莱坞电影在一个多世纪的全球传播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题材电影是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好莱坞的中国故事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体裁多样，对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已然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

　　摘要：“政治正确”是好莱坞电影的特色所在，好莱坞的中国形象议程设置决定了中国形象遭受扭曲的某种必然性。规避中国形象传播中的“蝴蝶效应”，警惕逆向种族主义与看客心态的蔓延，理应成为当下应对好莱坞电影冲击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好莱坞,电影,中国形象

　　一、“政治正确”与中国形象议程设置

　　如果用“艺术、金钱与梦”的统一体来概括好莱坞电影的本质，那么在这一切的背后不能忽视的是若隐若现地弥漫在电影中的意识形态性和文化全球化目的。好莱坞电影和其他美国大众传播媒介一样，很多时候在思想、文化上总是与美国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保持着同步关联，有效地将美国文化甚至是文化帝国主义行销到全世界。换言之，“政治正确”是好莱坞电影的一个特色所在。

　　“政治正确”本身是一个司法术语。后来这一术语逐步转换为与“意见环境”、占据优势的观点保持一致性的一个概念。凡是与所处的社会群体、主流媒介不相吻合的说法或看法，就往往被看作是政治不正确的表现。好莱坞绝不仅仅是个名利场，它素来在政治上有着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默契和恪守“政治正确”的传统，好莱坞电影因此被视为“铁盒子里的大使”。存在于1938-1969年美国国会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把当时好莱坞从业人员中的“亲共产主义”活动和倾向作为调查对象，并给予了无情的打击，从而确立了好莱坞在政治上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步调一致的惯性。近些年来，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好莱坞几乎沦为了美国“反恐”战争的宣传机器，保持着和中情局、五角大楼等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性。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具体到中国形象塑造上，从《龙年》、《红色角落》、《大班》到《战争艺术》、《乒乓特种兵》和《赤色黎明》等，我们不难发现好莱坞的中国故事总是与中美之间的现实关系的结构变化相联系，充斥着美国至上意识或“冷战”思维惯性。而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常常使好莱坞泄愤似地诅咒中国是没有民主人权、没有自由的“黑暗”国度，以一种道德使命感和优越感指责中国和丑化中国。“在实际上，好莱坞对其它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大威胁是它在意识形态的影响或侵略”。一些好莱坞艺人为了显示自身政治嗅觉的“敏锐性”，也不时借人权、西藏、北京奥运和台湾等问题向中国发难，扮演的是西方反华势力的急先锋角色。李察·基尔不仅拍摄了《红色角落》、《西藏七年》等抹黑中国形象的影片，而且还是一名“藏独”分子和海外反华势力的代表。莎朗·斯通对媒体公然宣称中国的“5·12”大地震是一种“报应”，是中国人对“西藏人”不友好所招致的必然结果。而乔治·克鲁尼、斯皮尔伯格等在西方辱华、反华的“大合唱”中都担纲了重要的角色形象。致力于“政治电影”创作并一直在美国备受争议的奥利弗·斯通曾经说过，他自己虽不是身披美国国旗的爱国主义者，但他所有电影作品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这番表白可以看作是某些好莱坞艺人共同的“真情告白”。其实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的左翼电影理论家岩崎昶在他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的文章里，对欧美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就给予了某种概括和揭示。他认为欧美电影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那或是向帝国主义战争的进军喇叭，或是爱国主义、君权主义的鼓吹，或是利用了宗教的反动宣传，或是资产者社会的拥护，是对于革命的压抑，是劳资调和的提倡，是向小市民底社会底无关心的催眠药，——要之，是只为了资本主义底秩序的利益，专心安排了的思想底布置”。

　　在中国题材的电影里，蓄意丑化中国人和故意给中国国家形象抹黑，或许并非从来都是好莱坞一致的创作动机。相反，一如某些好莱坞艺人所说的，他们很多时候是竭力以真诚的创作态度来表现和反映中国，但观众看到的结果又每每是事与愿违。如何解释这样一种动机与效果的悖反？最关键的是在他们眼里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堪称“恶劣”的形象，银幕上的影像就是“客观”中国和“真实”中国的随物赋形。很显然这一切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误读的基础之上，这种误读又是西方数百年来建构起来的中国形象长期浸润和影响的结果，通过电影等媒介被一再地延续和放大。从而形成了好莱坞的一种刻板印象。作为一个典型个案，好莱坞导演罗伯·科恩决定执导《木乃伊3：龙帝之墓》后，他曾多次表白要让自己的这个电影故事在文化学和考古学方面拥有“更加精确的表述和认知”，彰显出他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敬仰”。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又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制造”，不仅暴露了科恩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无知，更在于他讲述的是一个不失为陈词滥调的寓言故事：古老中国的“复活”必将威胁世界的安全，西方人（美国人）担负起拯救人类的责任，粉碎了中国“敌人”的梦想，最终使世界秩序得以恢复。在宣扬中国的军事威胁上，与好莱坞一度热卖的故事片《明日帝国》、《热带惊雷》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少在美国，电影正在迅速地被人们当作一种媒体，它应该是传统自由至上主义表达自由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出自己的努力”。西方妖魔化中国的行为和中国形象被扭曲的现象不绝如缕，探究其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文艺作品等各种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之外，作为一种特殊传播媒介的好莱坞电影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表面看来，好莱坞的中国形象似乎总是在肯定和否定两极之间跳动摇摆，在生产与传播史上显现出了多元化的形象谱系。而深层次审视，好莱坞在集体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对中国形象表现上却更多地呈现出漫画化、妖魔化和丑化等负面倾向，忽明忽暗的镜像所展示的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充满着傲慢与偏见。其实这一切正是好莱坞有关中国形象的议程设置所决定的。一般来说，媒体框架本身就是选择、排除和强调的结果。框架作为组织媒介内容的思想对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众传播最重要的影响力，即在头脑里为我们安排和组织世界的能力。简言之，大众媒介在教导我们怎样思考上可能并不成功，但在告诉我们思考的内容上惊人地成功。”这是麦库姆斯和肖在其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提出的观点。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的认知，从而达到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观点的目的。受众不仅倾向于关注和思考那些传播媒介注意的问题，而且是按照媒介确定的不同问题的重要性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从而形成自身的思想认识。所以德弗勒认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的功能就在于能够把人们的注意力导向某种特定的问题，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由于文化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把电影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和文明冲突的表现形式，好莱坞电影常常是先入为主地厘定电影媒介的内容框架。梳理好莱坞的中国形象史，我们发现，尽管好莱坞的中国形象在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精神上愚昧、道德上堕落、政治上专制和历史进程上的停滞，几乎一直是好莱坞电影关于中国想象的典型话语和议程设置。如果说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那么好莱坞正是通过设置这样一些议程和认识的框架，并使这些议程和框架在电影里以“显著性”的方式反复地被强调和突显，一再地在“好莱坞制造”中进行流布和播撒，从而左右着观众对中国形象的理解和认知。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某些人思想意识深处的中国人丑陋和中国社会环境恶劣的印象。

　　齐亚乌丁·萨达尔长期关注“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与实践，他认为：“好莱坞总是将穆斯林、中国人与印度人描绘为窃贼、军阀和恐怖分子，东方自身也被描述成奇怪的粗鄙之地，在那里生命廉价而色情愉悦却很丰富。”确乎如此，历史上好莱坞中国题材影片里，中国（包括唐人街）多是神秘和邪恶丛生的地方，不仅充斥着贫穷与愚昧、专制与堕落，还不乏中国黑帮走私军火、进行核扩散活动等等，这一切作为有关中国形象的“套话”，至今仍不时沉渣泛起。中国男性或猥琐或邪恶，中国女性或神秘或堕落，类似的桥段也在好莱坞电影中得到了反复的呈现和十分有效的传播。与其他大众媒介传播一样，好莱坞电影可能无法直接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它往往不能决定观众对中国形象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影响观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和评价。

　　与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人是符号的动物”。换言之，人是利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动物，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人存在的家。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传播中出现的任何信息与内容，都是一种符号的建构，而并非事物本相。然而，很多时候电影受众却是以这些被建构的、被媒介化的符号或符号系统来认知和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上看，好莱坞的中国形象就是一种高度同质化和类型化的“符号暴力”，不仅使电影的内容变得苍白，也使负面的中国形象在影像世界里不断延续下来，并得到了广泛的播撒。

　　二、中国形象与“蝴蝶效应”

　　亚马逊流域的一只蝴蝶振动翅膀，有可能会引发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场风暴。美国气象学家洛伦芝把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蝴蝶效应”。而今天所说的“蝴蝶效应”已经成为了一切复杂系统对初值极为敏感性的代名词或同义语，意思是说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可以对其未来状态造成极其巨大的改变。世界上很多事情虽然表面看起来并无直接关系，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一如战场上马蹄铁上一颗钉子丢失，可能导致一个帝国走向灭亡，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某些小事情的力量所造成的影响一旦被放大，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

　　如果没有防微杜渐的意识，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有可能酿成集体内部的解体或者是重大的变故。“青蛙现象”本质上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把一只青蛙直接放进热水锅里，青蛙就会立即跳出锅外并得以全身而退。设若把青蛙放进冷水锅里，慢慢地加温，青蛙虽然或许感觉到外界温度悄然的变化，却因为惰性和没有马上往外跳的迫切动力而继续滞留在锅里。当水温逐渐升高至无法忍受的临界点时，青蛙再也没有能力跳出锅外，被煮死就是必然的结局。当年美国康奈尔大学这个著名的实验揭示了一个道理，即人们一般对于事件的突变十分敏锐，而对于事件的渐变过程却可能无动于衷。将“蝴蝶效应”、“青蛙现象”等与传播活动联系起来，任何一个微小的初始信息经过媒介的迅速传播，往往会对受众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刺激，“从而涉及到受众的行为，引发始料未及的社会风暴，造成震撼全球的影响”。

　　公然通过主流媒介明目张胆地兜售和推销意识形态偏见常常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乃至抵制，但通过具有娱乐性、隐蔽性的电影来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却不失为一个巧妙的方式。除《尼克松》、《中国盒子》之类的赤裸裸地兜售反华意识形态的电影之外，好莱坞更多的是以娱乐为幌子和障眼法，将有关中国形象的议程设置巧妙地具体化或简化为一个个似乎是不经意的涉嫌辱华的镜头、丑化中国人的桥段和恶意攻击中国的言论，把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华意涵与好玩刺激的娱乐形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备受观众追捧的《阿甘正传》、《蝙蝠侠前传2·黑暗骑士》也许能说明这个问题。《阿甘正传》里阿甘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回到美国，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有两句话是这样表述的：“中国人从不去教堂”，“中国人几乎一无所有”。前一句话传达的是中国人没有信仰追求和精神空虚的信息。在西方文化语境里很多时候一个人宗教信仰的缺失。意味着其灵魂世界的荒芜，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狰狞恐怖。后一句话在强调“红色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国度，民生问题在中国社会的严重性。《蝙蝠侠前传2·黑暗骑士》虚构了一家每年都保持8%的增长速度的华人公司涉嫌恐怖活动，以及一把中国制造的手枪多次扣动扳机均无法射击的情节内容。通过片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很容易发现其潜台词是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倒卖军火或帮助恐怖组织洗钱有关，而中国制造的产品即便是杀人的武器都不乏假冒伪劣。显然，该影片具有很强的“当下性”，它把时下许多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臆测和偏见直接移植到了银幕空间。诚然，一部好莱坞电影中某个情节、片段涉嫌对中国的冷嘲热讽不足以将之与辱华划上等号，因为与一部电影本身所表达的丰富内容相比，那些以“不经意”形式出现的情节或言论是那般的微不足道，也许仅仅是一个有关中国的恶作剧。一句插科打诨式的有关中国的讥讽，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可以忽视它的存在，而且是应该忽视它的存在。即便类似的电影作品很多，但它们是不同的电影故事和时代背景，不一样的电影生产机构和主创人员，笑料或桥段也在不断地变换着花样，记忆的碎片只是轻微地、一次又一次地保留在观众无意识里而已。然而无意识里这些记忆的碎片一旦被连缀起来。就会对电影影像中许许多多的东西留下类像底片，渐渐地显影为对中国形象的总体感受和印象。在浑然不觉、潜移默化的耳濡目染中，在记忆的叠加中。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观众被迫接受了影片给予的某种心理暗示，于是恶劣的中国形象就可能被建构出来，以至于好莱坞的中国“坏人”或者“敌人”不断涌现，丑陋的中国形象在银幕上愈演愈烈。上文所述及的《阿甘正传》和《蝙蝠侠前传2·黑暗骑士》并不是讲述中国故事，丑化中国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只言片语，但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却有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如果说前者指认的是中国的愚昧和落后，那么后者延续的就是中国人道德堕落的神话。自然，观众这样的一种解读便是源于好莱坞电影有关中国形象的“蝴蝶效应”。

　　一直以来，对西方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的肆意捏造事实、歪曲真相、恶意中伤等问题，一般人都有高度的敏感性，但是对于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形象塑造却常常缺乏应有的警惕。每当某些敏锐的观众吁请人们关注并重视某部好莱坞电影的辱华或反华现象，即便是拿出了确凿的证据，也立即会招来更多人的不屑一顾，甚至非议和围攻几乎是一哄而上。原因很简单，不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就是认为虽然存在丑化中国的嫌疑，但这永远不是美国电影的主流，大可不必较真。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根本否认好莱坞有辱华问题，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是中国人缺乏自信才会认为好莱坞辱华，就像一个自尊心特别强或神经脆弱的人很容易杯弓蛇影一般。在这些人的眼里，中国观众是特别不成熟的一个群体，无法理解电影的本性就是好玩的娱乐，偏要拿着放大镜去寻找受辱的证据。而且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把幻想当现实，想象自己遭受种种羞辱和痛苦，坚信自己受到迫害、欺骗、诽谤或阴谋对待等，这是典型的妄想症或受虐狂的症候。正是基于类似的认识，那些对好莱坞电影辱华、反华现象持有警惕性的受众的声音，被认为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的无病呻吟。是传统中国“大国小民”心态作祟的结果。在意见环境的形成过程中，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内尔·纽曼教授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的假设。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一旦发现无人喝彩，或遭遇打压、围攻，就会趋向于保持沉默或改变自己。这种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和越来越强大的声音，从而形成了螺旋递进的发展过程。有关《加勒比海盗3》的一项调查当作如是观。片中周润发饰演一个清朝的海盗头目，光头、烂面的扮相，面目十分狰狞古怪。这个翻版的傅满洲形象一时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人的非议，但这种声音在旋即遭到“意见领袖”们强势话语的打压后逐步喑哑。嗣后，《国际先驱导报》与新浪网对《加勒比海盗3》中周润发的海盗造型形象进行了联合调查，结果是61.55%的人认为周润发的清朝海盗扮相没有辱华，17.45%的回答是不确定，21%的人认为有辱华的嫌疑，最终很多人改变了自己的《加勒比海盗3》涉嫌辱华的看法。“沉默的螺旋”这一过程的作用，特别是人的社会从众心理和趋同行为的影响可见一斑。如此，那些并非直接妖魔化中国，而是以习焉不察的方式意欲解除中国武力和消除中国威胁的电影，如《功夫之王》、《功夫熊猫》等受到中国观众的追捧也就容易理解了。

　　其实许多国家对自身的国际形象传播往往有着高度的敏感性，警惕好莱坞电影的“蝴蝶效应”是一种普遍现象。好莱坞电影史上的英国基本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然而由于《U-571》把二战中俘获德军潜艇密码机的战功公然记在了美军名下，该片立即引起了英国人的抗议，直到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亲自出面致歉才使得事端平息。《爱国者》表现的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故事，作为对手的英国军队在好莱坞镜头里既残忍又丑陋，特别是反派人物形象卡明特极为险恶和冷血。为抑制英国人的愤怒，美国时任英国大使雷德只得承认好莱坞歪曲了历史。《波拉特》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定位于落后的原始时代，哈萨克斯坦政府出面在美国主流媒体上连续登载文章对该片予以声讨。《加勒比海盗3》即将上映，当新加坡人了解到电影里的“新加坡”是一个海盗国后抗议声便不绝如缕。这些国家的观众之所以偏好“小题大做”，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意识到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具有不可小觑的力量，没有理由等闲视之。

　　从揭示的事物的本质来看，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青蛙现象”、“蝴蝶效应”所昭示的意义，“风起于青苹之末”这句中国成语即是对这种理性认识的最好概括。包括银幕形象在内的中国形象传播，如果我们有见微知著、落叶知秋的敏锐，在一件事情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及时认清其本质并预见其发展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就能够规避事情向坏的方向发展。

　　三、逆向种族主义与看客文化

　　好莱坞电影里的中国形象呈现日益增多，既是由于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电影市场，表现中国元素的电影更容易获得中国观众的青睐；也因为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民族的复兴引发了西方世界的不安，特别是对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产生了威胁，在电影中蓄意贬抑或丑化中国形象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策略。负面的中国形象之所以在好莱坞银幕上不时上演。实际上还与中国国内逆向种族主义及看客文化的盛行不无关系。

　　逆向种族主义，简单地说是一种针对自身的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相反，逆向种族主义宣扬的是排内主义，兜售的是自轻自贱、自我矮化的哲学，它作为一种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曾盛极一时，晚近以来又重新蔓延开来。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者常常把“酱缸文化”、“民族劣根性”或“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等挂在嘴边，指责中国人缺少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批评儒家文化对中国文明进程的扭曲。认为当代中国是一流的经济大国，二流的政治心态，三流的国民素质，动辄把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人的素质联系在一起，对于中国文明整体上持一种批判和否定倾向。《国际先驱导报》曾以《从误读到误毒》为题发表过一组文章，文章的观点概括地说，即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长期以来不是世界误读了中国，而是中国误读了世界，误读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国民心态”上的一些“毒源”。这些“毒源”有如一种病毒潜藏在中国人的体内，每每在特定的时候就会发作起来。文章还特别指出，时下的中国正在由自信走向“自大”和“自傲”，中国人患上了“骄”、“娇”二气的时代病，“强硬”成为了中国人在许多有争议问题上的直接反应，韬光养晦的历史已然过去，不愿意容忍和含蓄，锋芒毕露和自我膨胀已然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迷失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应该具有的“优雅和从容”。始料未及的是，诸如此类的说法旋即得到了西方舆论的回应和称许，不少西方媒体据此指出，当下的中国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变得越来越“傲慢”和“自以为是”，惊呼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

　　很长时期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昔日的弱国子民在国家利益被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时。不曾有过说“不”的权利。而到了一个民意可以自由表达的网络时代，当某些中国人感觉到国家、民族的自尊被伤害，发出些许不满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应该得到尊重或被正视的。假如把包括对驻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轰炸后的声讨，对美韩军事演习中美国的航空母舰驶入中国近海的抗议，对日本非法拦截中国渔船、逮捕中国渔船船长的严正交涉，都视为“非理性”、“愚昧”的表现，或是“激进”的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这是简单地将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自尊心的守护与极端民族主义画上了等号。逆向种族主义者站在所谓“普世价值”或“道德”的制高点上，对正常的爱国行为、爱国精神大加挞伐的行为，本质上看是一种奴性文化心态使然，恰恰暴露的是我们社会文化的某种病态。依照某些人的逻辑，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做一个若无其事的沉默“看客”似乎才应该是中国人的本分。殊不知，要使一个民族迅速地衰落下去，首先就是使之失去自信心，陷入自卑自怜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产生文化的自卑感。

　　当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潮蔓延时，在看待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形象问题上必然使传统的看客文化故态复萌。看客文化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奴化教育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对皇权和特权的畏惧，很多人个体权力意识淡薄，对公平、正义之类的概念缺乏信心，习惯于麻木和隐忍，逆来顺受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鲁迅先生在作品中曾对看客文化进行过力透纸背的揭示和批判。

　　《藤野先生》主要记叙了1904年夏末至1906年初春作者在日本时的一段学习与思想经历，文中提及了一部日本电影，其中有表现中国人为俄国人做间谍而被日军枪毙的情形，而观赏该片的中国留学生不以为哀，反而“酒醉似的喝彩”。鲁迅对于“看客”形象的刻画还反映在《阿Q正传》、《药》和《祝福》等篇什里，一幅幅芸芸众生像让我们见到的是一群病态的灵魂。中国民众长期以来处在社会最低层和社会的从属地位，“听别人的”、“看别人的”成为了一种习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鲁迅笔下这种冷漠麻木的“看客”文化与心态。毋庸讳言，《藤野先生》讲述的虽然是一个世纪前电影里的中国人，以及那个时代愚昧、无聊的中国“看客”。但时至今日好莱坞银幕上“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依然存在，为数不少的人以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为借口和挡箭牌，同一百多年前的看客一样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换言之，鲁迅笔下的人物并不仅仅属于那个已然消失的时代。

　　与其他民族国家相比，或许没有理由说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正在衰退，但客观地说中国人对尊严的维护意识还太过薄弱，无所谓的心理和集体失语状态并无大的改变，民族情感的发扬光大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离“极端”和“狭隘”还相差甚远。在某些蓄意辱华、反华或“恶搞”中国元素的好莱坞艺人和作品面前，摒弃犬儒主义和看客心态，明确地表示“中国不高兴”，大胆地说声“不”，这本身是一种民族气节的彰显，是一种不容玷污的崇高情感所使然。莎朗·斯通的地震“报应说”就曾引发了中国观众与媒体激烈的反应。不独使她失去了和“迪奥中国”的广告协议，她的电影也在中国遭到了封杀和抵制。据香港《南华早报》2009年9月8日的报道，为了摆脱自身的困境，莎朗·斯通最终被迫作了这样一番道歉：“我为我的言论伤害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而感到抱歉……我忘记了当我说话时，有时候全世界都在听着。”莎朗·斯通道歉的姿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在一个信息时代，作为现代大众媒介的电影和作为公众人物的电影明星，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有着巨大力量。显然，具体到好莱坞中国形象的塑造和认知上，就应该有一种眼里不能揉进沙子的倔强，有不怕被嘲笑为小题大做的勇气。由此，被尊重的愿望才有一个起码的立足点，平等的诉求才不是痴人说梦。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曾是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鸦片战争之前都是世界主要强国，经济总量一度占世界的60%以上。今天的中国不仅有着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一定的文化软实力，更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世界性大国，中国人有权利要求得到别人应有的尊重。

　　“美国的使命不仅仅是促进自身的利益，而且是推广自己的价值观，这种理想主义的气质是其全球影响的源泉，威力超过美国的军舰”。诚然，好莱坞“明目张胆地丑化中国人。在政治上不正确，在商业上也不精明”，但从本质上看，电影是一种“制约和影响受众思想意识的特殊视觉文化机制”，银幕形象可以塑造现实和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甚至“创造出新的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同时，作为异国形象和社会集体想象物，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形象根源于西方文化观念中的中国形象“原型”，赓续着传统以来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下想象“他者”的方式。基于这种认识，重视规避好莱坞中国形象传播中的“蝴蝶效应”，警惕逆向种族主义与看客心态，理应成为当下应对好莱坞电影冲击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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