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论文范文参考

　　阿登纳担任联邦德国总理时，联邦德国刚刚经历过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纳粹战争的非正义性，战败的德国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除了赔偿战胜国大额的赔款外，联邦德国刚刚结束被占领状态，是一个被宣布放弃核武器、缺乏自身防务的、在道义上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的，同时国民经济在绝对程度上依赖于能源进口和出口贸易的半主权国家。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作为战败国，由四大国分区占领脱胎而建立。这次亡国给了德国人惨痛的教训，因此，联邦德国抛弃了传统的以武力扩张为显著特征的外交政策，转而接受了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观念，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与美国趋同。其外交政策在建国初期追随、依靠美国，20世纪50年代迅速恢复经济并且进入发展的“黄金50年代”，成为世界工业产值第二位的资本主义强国。第二次柏林危机后“柏林墙”建立，美国的反应使阿登纳对于依靠美国完成统一事业的希望破灭。加之60年代德美在防务开支分担、对外贸易方面矛盾冲突加剧。联邦德国的美国政策逐步走向同美国分道扬镳的道路。联邦德国的美国政策的演化反应了经济实力增强的联邦德国外交上逐步摆脱美国、自主性增强的趋势。

　　关键词：联邦德国,关国政策,柏林墙

　　一、追随美国：成立初期的外交依靠政策（1949—1955）

　　从阿登纳就任总理的第一天开始，这位总理便制定了联邦德国外交的三大政治目标：尽快结束被占领状态；重获国家主权，获得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平等地位；以和平方式统一民主德国，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大业。为此，联邦政府确立了结盟外交方针，展开了结束被占领状态、恢复国家主权的结盟外交。

　　阿登纳所设计的结盟政策是两重的。

　　首先，出于联邦德国国家安全和自身重建的考虑，它必须追随和依靠美国，充当美国的小伙伴角色。阿登纳在《回忆录》中写道：“联邦德国不得不依傍于其它国家而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德国没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它处于欧洲的中心。而且边界没有屏障……为保持我们的自由，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必须依靠盟友。”阿登纳所说的盟友当然指西方盟国，尤其包括美国在内。他认为，德国已经失去了划给苏联的那部分地区。美国和德国虽然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互相为敌，但两国除了经济上的竞争外，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尤其是当联邦德国逐渐接受了美国式民主而追求自由之后，双方对于战略安全有了全新的诠释：联邦德国必须依赖美国才能抵御东边邻居咄咄逼人的攻势，而美国则必须大力扶持联邦德国和西欧才能阻止苏联东扩，壮大对抗苏联的力量。在此种背景下，联邦德国依托美国实现重建的战略获得了成功。由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拯救了西欧，同时也拯救了德国，并且帮助联邦德国实现了经济奇迹。

　　其次，根据欧洲大陆长久以来的“均势”原则，转变为一个“正常”国家（相对于德意志特殊道路），与法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同时与英国建立有机联系。在阿登纳的考虑中，一个势力均衡的欧洲是联邦德国安身立命的根据地。如果不打出“均势”这张牌。它的邻居法国是会主张将它肢解的。当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之初，“融入统一的欧洲”就获得了联邦议会通过被写入了《基本法》前言中，尤其是《基本法》第24条还确认了将部分国家主权让渡给国际机构的可能性。1950年7月，联邦德国议会通过决议，决定根据《基本法》第24条的相关规定缔结欧洲联盟条约，逐步建立“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的超国家联盟机构”，并使之具备必要的权力，以达到欧洲联盟国的经济统一，共同的外交政策，以及各联盟国人民的权利平等的基本目标。

　　选择这种政策具有一石三鸟的效果。首先，强势地归属于西方，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跨大西洋军事联盟，等于享用了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自美国1947年开始执行“杜鲁门主义”政策以来，逐步扩大对外军事援助的广度和深度，联邦德国也得以享用，解决了联邦德国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庇护问题。其次，迫使北约从对抗苏联的总体战略考虑，允许它获得重新武装的权利，为1955年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实现埋下了伏笔。第三，从美国的欧洲战略需要出发。联邦德国获得了美国的援助从而得以复兴经济。1948年3月，美国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三个占领区的经济都被纳入了“欧洲经济复兴计划”。联邦德国获得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从1948年到1952年间联邦德国获得的美援高达160亿美元。加之50年代初期，美国忙于朝鲜战争，更加意识到联邦德国对于欧洲战略的重要意义。在阿登纳政府表示愿意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的情况下，联邦德国与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达成了冷战共识。总之，将自己融入欧洲，可以逐步获得更多的国家主权和重建的机会。虽然法国、英国对联邦德国未来的安排各有想法，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使西欧各国紧密团结在美国周围。在对抗苏联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尤其是它们都还指望着美国的经济援助，所以在德国问题上法国和英国的立场都能向美国靠拢，“三个盟国终于能够结成一条坚强的阵线来对付俄国人了”。

　　由于美国的大力扶植，联邦德国的工业生产神速恢复，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联邦德同的出口额1950年超过了法国，1951年超过了英国，到1953年就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了。

　　二、友好同盟：向西方一边倒的冷战外交（1955-1961）

　　同样是追随和倒向西方阵营的外交政策。这一阶段同1955年之前相比较还是存在着不同。1955年之前，联邦德国在外交上还是一个虚弱得需要扶持才能站立的国家，只拥有不完全的主权，没有军队，没有自身的国家防务。在外交上依靠美国、倒向西方也许是一种避免亡国、无可奈何的选择。而在1955年之后的联邦德国获得了完整的国家主权，在西方联盟的框架之下重新武装了起来，经济上不仅完成了复兴，更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国家实力引人注目。这时候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选择就是一种自主的选择。“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处在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大集团之间，如果我们不愿意被碾碎的话，我们必须不是倒向这方，就是倒向那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统治世界的超级大国。阿登纳认为：“如果单单靠自己。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同西方团结一致，我们就能——这是我的信念——维护我们的自由，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德国在和平与自由中重新统一。”它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和经济援助，享用北约的防务体系，与美国的关系处于蜜月期。

　　阿登纳政府选择亲美的外交方向是出于本国安全的战略考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局势中，美国被认为是自由世界中唯一能够承担起对抗苏联的侵略扩张的国家。欧洲大陆由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受到战争的强烈破坏，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连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法国也都面临着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急剧下降、沦为“二等强国”的困境。只有美国能够帮助联邦德国治疗战争的创伤，为其提供经济援助，并具有军事上同苏联抗衡的实力。苏联在联邦德国看来具有“斯拉夫式”的侵略扩张的本性。德国领土紧邻苏联。如果东西方爆发常规性的地面战争，联邦德国便会首当其冲成为战场，这是刚刚经历过世界性战争而国民经济凋敝到崩溃状态的德国最为担心的。阿登纳总理的个人倾向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阿登纳“出生于莱茵，笃信基督教，决定他要将国家置于西方自由世界而反对苏联无神论和极权主义，同时他永远都记得，在二战中他为纳粹所迫害的时候。是美国人到来解放了他，并使他再度当上科隆市长”。阿登纳的意识形态倾向是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决定了他与苏联集团的根本对立。在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他当然选择倾向于西方联盟。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欧洲的主要城市如华沙、柏林此时已成为一片废墟，而伦敦和鹿特丹也遭受到重创。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大陆却并未受到战争的影响，反而由于大规模的战争而发了财，成为战后经济实力雄厚的世界一极。如果不是美国在欧洲形成均势，苏联的广袤、力量和权力野心便会对欧洲大陆上的自由国家形成威胁，西欧就不可能稳定，尤其是缺乏自身防务的联邦德国的民主与自由就不能得到保证。阿登纳写道：“我们欧洲人必须非常清楚，没有合众国的援助和保护，欧洲对苏维埃俄国的压力就无能为力。”虽然1946年之前，美国还作为苏联的战时盟国共同商议德国的战败赔偿问题，但1946年3月以后，美国的对德政策发生了显著改变。以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富尔敦的反苏反共演讲（学界称为“铁幕演说”）为转折点，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对抗拉开了序幕。当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1946年9月6日在斯图加特发表讲话，认为不应该把德国变成一座“贫民救济院”，应该促进德国的经济统一，使德国人“承担起处理自己事物的首要责任”，并且着手筹备英占区和美占区经济合并问题时，联邦政府表示赞扬，联邦总理阿登纳说：“这是一个政治上明智的和具有深远意义的决断。”没有美元的援助，联邦德国不可能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美国以世界的拯救者和民主、自由的传播者的身分自居，在西欧实施了大规模的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的宗旨就在于帮助美国的欧洲盟国恢复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遭受毁坏的经济、抗衡苏联，同时遏止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

　　1958年3月，联邦议院通过了以核武器武装军队的决议，激起了苏联集团的不满。10月27日，民主德国首脑乌布利希以西方国家违背《波茨坦协定》、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为由，声称西方再也没有权力留在柏林。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准备把至今仍由苏联机构执行的管理柏林的职权移交给独立自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1月27日，苏联政府正式向西方三国政府（美国、英国、法国）发出最后通谍，建议“把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并给予西方三国在6个月期限协议相关事宜，扬言道，“如果西方胆敢用武力来保卫西柏林的话，那么苏联的导弹将自动发射”，西方国家反应十分强烈，艾森豪威尔毫不退让，形势一度紧张。随后，西方三国和联邦德国照会苏联，拒绝接受苏联的最后通牒，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此次危机从1958年10月拉开序幕，到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取消签订的最后期限而基本结束，历时三年，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高潮。第二次柏林危机显示了美苏不仅承认双方无力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德国问题，也意识到双方均无法忽视对方的意愿，从而形成了双方均能接受的处理危机的游戏规则。这次危机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西方盟国对于联邦德国的支持并不可靠，随着联邦德国在西方联盟中讨价还价的能力逐步提高。联邦政府自主地处理本国事务的需求增强。阿登纳政府的依靠美国、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大环境中显现出了危机，联邦德国开始对美国表现出离心倾向。

　　三、谋求自主：对美国的保护产生怀疑（1961-1969）

　　早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发生时。联邦德国对于它的盟主美国就产生过不信任。美国出卖欧洲盟友、落井下石的行为使联邦德国开始计划另谋出路，不能永远指望美国。

　　1956-1957年，在东西方裁军谈判中，美国和英国不断对苏联作出让步，甚至连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乔治·凯南也不支持美国花费重金用于重新武装德国，赞成建立一个统一的中立的德国。乔治·凯南1952年起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是遏制政策的创始人。凯南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思想和主张对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对外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凯南本人也因此获得了“遏制之父”的称号。连遏制苏联的首倡者也提出这种论调，阿登纳非常担心凯南的意见会改变美国的对德政策，于是赴美去拜访艾森豪威尔。不料艾森豪威尔也改变了之前反对统一的德国中立的态度。这种姿态令阿登纳深感不安，因为这显示出美国和苏联方面将接近自己的一部分德国纳入自己一方的轨道，会使德国的分裂状态固定化。联邦德国实际上已经在国际上陷入外交孤立的状态。苏联方面由于斯大林1953年去世，掌握政权的赫鲁晓夫大力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冷战呈现出缓和迹象，加之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紧接着洲际导弹发射成功。苏联的日益强大对美国甚至整个西方阵营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美国对于苏联的退让使美国的欧洲盟友“对于美国保护的可靠性产生了疑虑，阿登纳也不例外”。阿登纳感觉到，自己的盟主美国并非联邦德国利益（这里的联邦德国利益是指统一德国）的捍卫者，甚至在某些机缘下还会出卖盟友的利益来换取与苏联的妥协。1956年7月13日，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的“雷福德计划”，该计划表明美国准备裁减80万常规部队。阿登纳政府为此忧心忡忡，担心失去美国的军事保护。在联邦政府的努力周旋下，1957年7月29日，联邦德国与美国、英国、法国四国在柏林通过了一份共同声明，确认了西方盟国在在裁军会议上有关德国问题所遵循的原则是：（1）自由选举将作为建立全德政府的先决条件；（2）全德政府有决定外交政策的自主权；（3）四国对德国的重新统一负有责任；（4）欧洲安全和德国统一必须结合在一起。这一份四国共同声明表明，联邦政府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仍然坚持原来的自由选举作为统一德国的先决条件的立场，没有对民主德国作出任何让步。同时也表明阿登纳政府已经真切感受到自己的盟友变得不再可靠，至少在东西方关系问题和德国的统一问题上。

　　1959年，亲德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辞职并于次月离世，一直亲密的德美关系自此开始直线下滑。因为阿登纳的新朋友——1961年入主白宫的肯尼迪总统表现出支持他的国内政敌——维利·勃兰特的倾向。1961年1月，肯尼迪入主白宫后，阿登纳为了了解德美关系的新形势，于4月飞往华盛顿访问美国，结果“华盛顿同阿登纳的会谈却并未明确地表现出同情和互谅”。自联邦德国建国后，一直与美国保持着亲密关系。对于阿登纳政府来说，就目前形势来看，这种亲密关系也许就要走到尽头了。在某种程度上，德美联盟存在的基础在于美国对联邦德国统一德国事业的支持。50年代，美国虽然实质上也安于德国分裂的现状，但在口头承诺上还是允诺在适当的时候促进德国统一。现在，当联邦德国逐渐发现美国将要连支持统一的口头承诺都要放弃的时候，两国联盟的基础就被严重破坏了。“当波恩开始感觉到德国利益不再被美国尊重时，德美外交关系的和谐开始被腐蚀了。”

　　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后，1959年9月25日。赫鲁晓夫访问华盛顿，在与艾森豪威尔商谈柏林问题的戴维营（CampDavid）谈判中，双方同意恢复关于西柏林的谈判，艾森豪威尔承认“在西柏林存在着不正常的形势”，这种倒向苏联的论调使阿登纳深感震惊，担心美国和英国、法国会同苏联玩弄出卖联邦德国利益的“越顶外交”。阿登纳坦言，“波恩将不会被告知会谈的情况，也许它的利益将不会被华盛顿完全考虑”。这样，“华盛顿和阿登纳之间的严重误解逐步发展，阿登纳认为华盛顿正在进行危险的单边让步”，对美国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增强。且不论华盛顿和联邦德国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误解，也许存在，也许这就是真相，但联邦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裂痕毫无疑问的呈现扩大的趋势。

　　柏林墙事件更是印证了阿登纳的设想。1961年8月12日夜间，民主德国在东柏林拉起了一道带刺的铁丝网（后来砌筑成为坚实的柏林墙），用于阻止人员流向西柏林，柏林市被一分为二。同时，苏联和民主德国出动大批武装警察、军队和坦克，对西柏林边界线实行封锁。W·F·汉里德这样评价说：“这一举动关闭了东德和西德之间的最后一道门，破坏了德国和柏林的统一的最后象征。德国的分裂完成了。”对于这种加剧德国分裂的行为，联邦德国向西方盟国提出要求采取强硬立场。但西方盟国反应迟缓。时任西柏林市长的维利·勃兰特立即前往西方三国占领军城防司令部寻求支援，要求城防司令们立即派联合巡逻队到东西柏林边界，但遭到了拒绝。西方盟国反应平淡，除了在筑墙两天之后的8月15日，口头上抗议隔绝东西柏林之外，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三个西方盟国“经过紧急磋商之后，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美国方面认为，“它不是进行一场战争的理由”，因为（民主德国）“迄今所采取的措施的目标是针对东柏林和民主德国居民，而不是针对盟国在西柏林的地位和出入西柏林的”，所以柏林墙的修建“不妨碍西方强调的三个目标”，即西柏林的“自由”和“生存能力”；西方在西柏林的权利：西方出入西柏林的交通畅通不受阻碍。时任英国首相的莫里斯·哈罗德·麦克米伦对于柏林墙事件的反应同美国没有什么区别，麦克米伦认为毕竟“柏林墙”是建在东柏林的领土上，西方无法干涉。“任何（命令部队把柏林墙拆掉）行动将是一个严重的冒险行动。我们对东柏林没有承担义务。……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将导致对抗，而在这场对抗中西方将不得不实行退却。”8月15日，美、英、法三国城防司令向苏联城防司令提交了抗议书，苏联方面又提交了反抗议书。勃兰特向公众表示：“西柏林期待于西方的，不是单纯的语言，而是政治行动”。勃兰特还写信给肯尼迪总统，表示对于西方阵营的不作为感到非常失望，并强调说，这可能造成一场信任危机。虽然美国于8月18日派出了一支1500人的作战部队到达了西柏林，加强了西柏林的卫戍部队，英、法两国也计划加强驻德部队的力量，但显然远远没有达到联邦德国的预期目标。在两个国家的己方边界上修建围墙、修筑任何东西都不存在问题，虽然此时东西柏林是被东西方分区占领的，但是在联邦德国人看来，东柏林并不是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东西柏林迟早是要合并的，两个德国迟早是要统一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联邦德国从来没有放弃将来也不打算放弃。现在东西柏林之间竖起了这道墙，将为将来德国的统一增加新的难度。因此，联邦德国非常希望西方盟国能对此表现出强硬立场。殊不知西方盟国并不感觉事态严重，它们普遍安于现状，关注的只是东西方之间互相有没有侵犯对方，对于联邦德国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统一目标并不热心，小心翼翼地同苏联方面避免战争的危机，毕竟此时缓和是主旋律。

　　在柏林墙事件之后的一个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就柏林问题进行了三次会谈。美国方面并未对苏联提出强烈的抗议，相反倒是表现出了妥协的姿态，会谈没有任何结果。其实早在1961年6月，美国就已经开始对苏联表现出缓和的姿态了。这年6月，肯尼迪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晤。肯尼迪说，他到维也纳去，无非是向赫鲁晓夫做一番良好的姿态，建立联系，交换意见。虽然这次会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超级大国首脑直接对话的方式被继续了，被当时的舆论称为“维也纳精神”。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向他私人关系比较好的勃兰特表示，“我们和俄国人可能有一千件事谈不到一起，但是在一点上我们之间却没有分歧，即我们决不允许一个重新统一的和重新武装的德国在东西之间的无人地带游荡”。美国绝不会为德国去下这个赌注。其实这个阶段美国和苏联已经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长久地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阿登纳带领下的联邦德国终于对西方盟国（主要指美国）“……失去了仍然存在着的幻想”，联邦德国深刻感受到“最终对重新统一负有责任的是德国人本身而不是四大国”。当阿登纳前往华盛顿想要得到美国的某些方面的承诺时，他得到的唯一答案也只是肯尼迪如下的承诺：如果苏联入侵，美国将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措施来保卫德国。对于联邦德国孜孜以求的统一目标，美国却不能给予任何承诺。此时担任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有着最直接、最深刻的感受。他开始怀疑在联邦德国从来没受到过挑战的“重新统一”政策的有效性（这里所指的重新统一政策当指依靠西方盟国的力量来实现德国的统一），现在是否还能成立呢？“是否可以用把想象力和善良愿望、灵活性和坚定性结合起来的办法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变化呢？”勃兰特的这种思考为后来他担任总理后执行的新东方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把柏林墙的建立视作阿登纳时期延续至今的统一德国政策的彻底失败。到1961年年底的时候。勃兰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目前的重新统一政策已经失败了。”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基于此前依靠美国和西方盟国实现统一的希冀被柏林墙的修建、以及修建后美国方面的态度无情地摧毁了。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在阿登纳执政后期，联邦德国完全依靠美国、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将要发生改变了，他转而维系欧洲一体化的继续，积极发展德法关系。美国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断然搁置甚至不支持，是60年代德美矛盾加剧的深层次原因。因为在联邦德国看来，涉及到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问题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国家利益问题。另外，和美国防务开支的分担份额问题，以及联邦德国主张的多边核力量计划遭到美国的否决，是60年代德美摩擦的主要因素。美国认为，它在德国驻军开支负担太重，希望联邦德国承担更多，向美国购买更多的武器以及军需品，而联邦德国却认为，它在美国驻德军队的开支方面已经过度承担。1966年，艾哈德为此事前往华盛顿，试图说服美国政府减少或者延缓联邦德国在这方面的义务，但是在涉及到各自国家经济利益的问题上，这种谈判不具有成功的要素，艾哈德只好失望而归。自从1957年苏联首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不久之后又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之后，西方国家对于核力量的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兴趣。联邦德国政府更是由于身处西方与东方冷战的最前沿，而对北约核计划和多边核力量的参与有着强烈的愿望。美国起初主张建设多边核力量，并在其中担任领导者角色，联邦德国就此也认为有参与其中的希望。后来由于法国和英国的极力反对，以及苏联的逼迫，美国不得不在防止核扩散和多边核力量计划之间作出抉择。最终美国选择了放弃多边核力量计划，联邦德国也不得不于1968年11月签署了《防止核扩散条约》，但是，美国的这种做法却让联邦德国感到在外交上遭到了出卖。

　　对美国的政策转变的总体趋势是。由依赖和依靠变为产生怀疑，到后来不再亲美国，而是亲法。德斯坦在《回忆录》中对于从联邦德国建国到实施新东方政策时期对美外交关系做了生动的概括：“在过去这些年中，美国人已习惯于他们一吹口哨，德国人马上就到。他们知道我们离不了他们。但现在德国变了，德国已重新建设起来，恢复了经济活力，从而也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应该让美国人不要以为他们只需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就会服从。”

　　如果追溯德美关系开始分道扬镳的原因，那么就得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联谈起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西欧六国创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显示出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帮助西欧各国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后，它在政治上的发展需求也在同步增长。而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却在同步下降。这种趋势印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这一必然规律。而美国与西欧日益发展的不平衡最根本的起源在于地缘政治因素。60年代初期以前，联邦德国与美国的利益大致是同方向的。欧洲大陆遭受到战争的严重创伤，经济低迷，同时面临着苏联军事力量的巨大威慑，重建德国、重建欧洲，共同遏制苏联是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共同战略需要。后来，美国和联邦德国因为不同的地缘政治地位而拥有了不同的战略地位。美国的优越地位不可能永久地保持。贸易方面的同盟亲密关系的破裂是一个重要因素。60年代欧美货币和贸易矛盾突出。欧洲人认为，美国拥有特权地位，使美国不受国际货币平衡规律的约束，而美国人则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对美国存在贸易歧视，但欧洲共同体的创建也曾经是美国坚决支持的。同时，来自苏联威胁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了，西方盟国对于美国的离心力普遍增强，联邦德国也开始同东方阵营国家作出它们独立的政治经济安排。既然美国的保护和支持变得不再可靠，那么，为了保障自身国家安全和利益，联邦德国认为有必要同东方阵营达成某些方面的协议。对于联邦德国来说，这种国家利益存在于德国统一之中。当它确信美国方面不再支持它的统一之后，就迫切需要开辟同苏联直接交涉的新渠道了。此时不同往日，联邦德国的实力已经与刚建国时不可同日而语了，加上在欧洲共同体中的显赫地位的支持，它具备了同苏联谈判的条件。联邦德国经济上的腾飞是促使它能摆脱美国控制而独立发展的倾向逐步增强的基本条件。杰出的政治家阿登纳是深谙此道的。所以，他能引导联邦政府遵循贸易立国的原则，首先在经济实力方面掌握决定性话语权。这是联邦德国能立国和逐步摆脱美国控制的最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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