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大学学报社会学论文参考

发布时间：2014-09-18 14:04:32更新时间：2014-09-18 14:05:11所属分类：焦作大学学报浏览：1次

内容摘要：社会共识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理性基

　　内容摘要：社会共识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理性基础。鉴于对社会主义改革必要性的认识，本文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说的基础上，分析历史周期律作用下社会主义改革必要性，回顾历史上各种社会改革对历史周期律的破解，并通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改革实践探索，提出通过完善人民民主制度从而消解历史周期律。

　　关键词：焦作大学学报投稿,历史周期律,社会主义改革,必要性,再认识

　　六十多年前，黄炎培先生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问题：“凡是创业之初，没有一人不努力，没有一事不用心，事业勃勃兴旺;但到朝代后期，则庸懒懈怠 ，气数已尽，灭亡也是一会的事，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这个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习近平在2012年12月27日和民主党派座谈时表示：毛泽东历史周期律谈话至今都是很好的警示。

　　目前我国改革开放面临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重温毛泽东当年谈话和习近平的再次提醒，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又暴露出不少深层次矛盾时，依据历史周期律视野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殊为重要。

　　历史周期律与社会改革必要性再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说概括的改革必要性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状况。在一种生产关系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产生和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它能够满足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壮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雄厚，原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得陈旧而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甚至逐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经济基础向前发展的阻力，这时矛盾就会激化，就要求根本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旦建立起来，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们在新的基础上又达到了适合，开始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新一轮的矛盾运动。

　　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同样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不具有对抗性，它的解决不需要像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社会那样采取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它可以依靠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通过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进行调整得到解决。

　　邓小平在论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时曾经指出“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

　　社会发展基本规律要求，社会应该而且必须与时俱进地使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经济基础的不断进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说的“调整”，邓小平强调的“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就是我们目前业已展开并不断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就在于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不断进步。

　　(二)历史周期律作用下社会变革的两种选择

　　凡创业之初，由于新政权作为旧势力的对立面代表着普通劳动者利益，亦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这时候统治集团与劳动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或者没有大的方向性相悖。经过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固化了;经济基础强大了，上层建筑却很难变更。社会经济关系在没有大的社会动荡中各阶层、各阶级都试图利益最大化，并进行各种寻租，社会寻租行为的最强势者肯定是统治利益集团，于是，在历史上各朝代中屡见不鲜地发现：统治利益集团与奴隶主、仕族地主、社会精英以至于社会黑恶势力合作，经济上剥削、政治上压迫下层劳动群众。一方面使社会资源，尤其是优势资源进一步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社会下层劳动群众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于是，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以及各种社会冲突都进一步激化，从而导致社会危机。

　　历史周期律已经无数次地发挥了作用，中国乃至于世界各国王朝更替无不是这个周期律在发挥作用，而且破解这个周期律的努力和探索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两相比较，一方面是这个周期律在无情地发挥作用，使历史总是上演惊人相似的一幕;另一方面，阻遏这个周期律发挥作用，出现救治、延缓、回复以至于中兴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但是否有根本性的变革可以破解这个周期律，使其彻底失效，或者通过现代民主政体的制度安排否认这是一个社会规律呢?破解历史周期律作用的方式从演义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角度上讲有两种：一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它是历史上中外无数次王朝更替、社会变革的根本方式;另一种则是维护现有统治的社会变革。前者对社会生产力以及人类本身的破坏性是不言而喻的，亦是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统治利益集团、社会精英、劳动群众所不愿意看到的。也不是历史周期律及其作用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皆可以使社会矛盾尖锐化到非用暴力革命方式来解决。因而，用这种根本性推翻现存制度和法统去重构一套新制度的方式不是随意而为的，除非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极其不适应乃至于破坏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除非是阶级矛盾已经对抗为严重的社会冲突乃至于爆发了社会的失序或混乱;除非是上述两个矛盾的合力冲突还辅之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乃至于因此而威胁到既存政权;除非是现政权的主要人员的行政行为已经严重地突破了正常的伦理底线又被各种舆论放大了，乃至于出现寻常政治生活中出现所谓的“气数已尽”，才能出现改朝换代式的制度重构和新制度安排。

　　后者即通过既存制度内部的改革，达到重塑机制和创新制度来破解历史周期律，中外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经历几十年或者百十年就会出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协调或不适应。其表现形式就是：统治利益集团与主流社会、社会精英相结合，进一步经济上盘剥、政治上压迫劳动群众，造成社会矛盾剧烈，阶级矛盾激化，生产力停滞，国家财政收支困难，民不聊生。当时社会清醒的政治家提出改革，并作出利益关系的再调整。因此，产生了像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普鲁士农地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政治家及其改革事件，有的时代有的人成功了，出现了所谓的中兴;有的时代有的人失败了，连自己也沦为所谓的乱臣贼子。 　　(三)历史周期律作用与社会改革必要性再认识

　　传统的观念认为：改革的必要性在于社会肌体里出现了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现象。改革的任务在于兴利除弊，使社会基本矛盾舒缓下来，并借以实现民众不堪其重的利益诉求，从而也舒缓了原已紧张的阶级关系。我们需要在历史周期律视野下再认识社会改革必要性的问题在于：社会改革的任务不仅在于缓和矛盾兴利除弊，而且必须首先从挽救、巩固和发展现政权和法统的角度以避免社会危机和秩序跌宕以至于失序;其次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必须既要维护现行的制度设计和法理逻辑，又要作出重大的利益关系再调整。两者维度的把握，冒进则可能出现暴力革命，保守则为隔靴搔痒式的改良运动，两者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改革的必要性还在于在利益关系调整中发展现存的生产力总量，并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强大中调整利益格局，否则，各种利益关系在不平衡中又可能难平衡，甚至还会出现即使是改革已经发展了生产力并强大了经济基础，只是步伐稍缓，难以满足各方期望，还可能在各种利益关系难平衡中爆发社会危机。

　　依据历史周期律视野下的社会历史进程，一般存在这样三种社会状态：一种是依靠社会肌体正常调整修复的持续性发展状态;一种是已经出现社会危机和无序即将爆发或已经爆发暴力革命的状态;第三种则是介于两种社会状态之间，社会基本矛盾显现，孕育着社会危机尚不足以出现暴力冲突，能够通过内部改革获得新生的改革状态。三种状态有可能处于同一社会有机体中而相互贯通，只不过某一时期以哪一种形态为主，其它形态为辅的问题。三种状态的转换可能因为某一历史事件―政权人事交接(王权更替)、自然灾害、外辱战争、行政行为的巨大失误等―而产生维度上的变化，说到底依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是否尖锐化作为衡量标准。

　　因而，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管理者在关注这一根本任务的同时，必须使社会肌体内各种人际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的分配关系及其矛盾运动处在可控之中，其和谐社会就发展，其矛盾尖锐化社会就会失序或混乱;其可能产生矛盾并逐渐产生对抗，社会就需要改革。这种维度把握只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有产生社会危机的可能，又仍然在肌体内部调整能力之内。社会改革之必要，就是使社会基本矛盾消解而不至于激化，如果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到改革已无力挽回，那就只能发生社会革命了。

　　破解历史周期律的社会改革回顾

　　(一)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改革

　　人类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一部历史周期律作用下的社会变革史。就中国历史而言：夏商周三代时期，给我们留下的传说和记载无不是因为历史周期律作用而产生的社会变革，因而也有了尧、舜、禹等各种因为改变以前观念和做法的神话般美丽传说。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不息的征战及其内部改革、诸子百家文化现象的兴起、纵横家合纵联横的政治游说，无不渗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雄厚中要求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观念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需要革命性变化，有的人有的事在变革中走向前进，有的人有的事在不适应中走向衰落乃至于消亡。

　　封建社会里历史周期律作用和破解历史周期律作用在中外历史上不胜枚举。最为典型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一方面是历史周期律作用下出现了上百次改朝换代;另一方面是封建的社会调节机制也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例如：行政制度从原来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时的三省六部制再到明清时内阁负责制;官吏选拔制度从原来的分封世袭制到秦汉时的察举制、中正制再到唐宋以后的科举制度;税赋制度也从原来的采邑制到唐时租庸调、两税法制到明时的一条鞭法再到清朝的地丁银制度。期间产生了因为社会变革使我们耳熟能详的改革家，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这些改革家不仅仅给我们留下了观念更新、杀伐攻略、人事应对、韬晦权谋的传奇故事;给我们留下了进步与守旧斗争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等历史鉴记;证明了利益关系调整和再调整中改革和改革家本人不仅仅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以及常人难比的实际操作技巧，更说明了利益关系出现革命性变化改革过程的艰巨性。

　　可以循到的基本规律是：凡是出现气数已尽必须用暴力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秩序的时代，无不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严重背离，统治利益集团过于压迫和剥削劳动群众，致使阶级矛盾激化而导致社会失序;凡是出现社会变革的时代，无不是这种背离、矛盾即将或已经尖锐化，需要理性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去打破“常规”，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去回复、匡正、规治，才能产生所谓的中兴。历史证明：这种改革所带来的中兴，只不过是某个王朝暂时苟延残喘的一剂强心剂，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从根本上消解历史周期律的作用。因而，历史上上演了不计其数的某个王朝覆灭了，新的王朝兴起了，却又在重复着惊人相似的一幕，根本没有什么千秋万代的基业。究其根源，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既得利益者与下层劳动群众的矛盾已经发展到非得用暴力革命打破旧秩序出现新的制度安排才能解决，依靠于当时统治利益集团中的清醒者在内忧外患阻力重重中减少甚至消灭既得利益以换取政权的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

　　并且，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没有面临过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文化革命以至于出现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甚至于世界大战这样复杂的事情。改革只是在农耕文明里政权交接、行政失误、自然灾害、外辱战争并存这两个层面上，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再调整。虽然相对后来历史比较简单，却也不曾找到一例成功到可以根本上破解历史周期律的先例。

　　(二)历史周期律的近现代破解

　　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发展、壮大走向成熟和现时代的重大调整，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衰落过，更没有出现类似于历史上王朝交替的重大变化。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找到破解历史周期律的制度安排，或者形成了破解这种周期律的根本性办法?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且不说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最典型的国家―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过若干次重大的社会利益关系调整，爆发过大小几十次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出现过诸如美国南北战争、欧洲1848革命、巴黎公社，甚至于发动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这样全面而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因为1929-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了破解这个历史周期律的各种努力，诸如罗斯福新政、凯恩斯革命、福利资本主义、有良心的资本主义等，也有违拗历史周期律作用的政治逆流，诸如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等。为了从根本上破解这个历史周期律，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设计和主导了世界性联盟和联合，出现了对抗政治危机的国联、联合国以及各种政治共同体;对抗军事危机的北约、日美安全同盟等组织;对抗金融危机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斯顿森林体系、欧元货币等。这些现象说明，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不会因为某些方式、方法上的调整而作根本性变革，因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变，也就不可能消除社会危机，从而也不可能消解历史周期律。另一方面，这些现象和措施的出现，也说明清醒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政治家为破解历史周期律作用的改革探索，虽然其中不乏鱼龙混杂，沉渣泛起，却因为这种改革探索从某种意义上拯救了资本主义本身。 　　历史周期律在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对历史周期律的破解，在观测和分析时不能总只看到由于历史上殖民主义的优势地位、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中获得巨大利益，以及本国工业和科技创新均有优势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富裕、兴旺或者和谐，还应该看到发达国家以外的不发达、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拉美资本主义、近中东资本主义所出现的曲折、反复或者混乱。其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其实也像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具有社会发展中历史周期律作用的正常逻辑。

　　今日之资本主义已远非过去人们理解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那么简单，而蜕变成一种复杂的经济政治多元体。尤其是进入现代资本主义时期，出现了科技革命、多极化、全球化、世界大战、全球货币、区域集团化这样复杂的情况。于是，人们在社会现实中看到了：一方面，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有危机和问题出现，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它巨大的调节能力。那么，现当代资本主义到底破解了历史周期律或者找到了破解方法呢?目前马上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我们能够持之的基本态度是：一方面，在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该社会运行的社会本质时坚信：“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两个必然是历史的必然性结论。另一方面，客观公正地承认现当代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处理社会问题，消弭社会矛盾进而在破解历史周期律作用的方式、方法上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否则，就不是唯物史观的起码态度。

　　(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破解历史周期律的探索

　　由于有历史周期律作用才有了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以及以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 “红色政权”。也像历史上其他新政权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伊始，都出现“其兴也勃焉”的局面，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由于各国历史不同、国情不同、秉承的社会主义理念不同，社会制度、体制以及体制模式的运行方式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效果也就不同。事实证明，那种认为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掌握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里，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利益关系矛盾的对抗性，试图用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来诠释一切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从而从根本上否认历史周期律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三种结局：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在改革中求新求变，不断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种是在传统意识形态与社会变革中痛苦探索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种是出现了社会剧变从而丢失政权的前社会主义国家。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蓬勃兴起到出现低潮和严重曲折，再到在变革创新中不乏自强者的历史进程，无不渗透了历史周期律的作用。可以概而言之的是：凡是统治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者相勾结，盘剥劳动群众以至于政治黑暗、经济停滞、道德沦丧和社会问题难以消解的所谓社会主义都走向覆灭;凡是顺应世界大势，积极求变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不断变革创新，一方面使既得利益者之利有所抑制，另一方面则使改革之利惠及劳动群众的，则兴旺发达起来。这两个“凡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同样都能找到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甚至于有些活生生的事例以非常滑稽的方式表现出来。

　　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和事实中发现，苏东国家在即将消亡前，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业已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不是没有意识到历史周期律作用可能爆发颠覆性事件的危险，也不是任其消亡而没有进行破解这种历史周期律的探索，但最后还是“效果不好”，究其根源过于复杂而见仁见智。反之，三十多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创造了 “中国奇迹”，各方面事业蓬勃发展，需要总结的经验也过于复杂而见仁见智。但最主要的和最根本的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始终在治国理政中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始终保持党的政策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是社会主义事业长盛不衰的根本法宝。

　　历史周期律的消解与社会主义改革必要性再认识

　　(一)历史周期律视野下的社会改革原则

　　从前已述及的社会改革历史回顾中不难发现：破解历史周期律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发挥作用，防止“其亡也忽焉”情况的出现，就要在这个既定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运行一段时期(也可能是几十年，也可能是上百年)后，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大幅度调整以适应发展了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新要求，并在调整(或者叫改革、革新)中遵循下列原则：

　　第一，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的根本任务。因为当时改革的事由不管是社会矛盾的激化、经济的凋敝、政府财税收支困难、民生百业的萧条，都源于社会生产的停滞;反过来说，则由于生产发展停滞，造就了各种困难和矛盾。因而，哪个时期的改革首要的根本任务必须是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

　　第二，以政权和社会稳定为改革成败的标准。社会改革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既存政权的稳定，才用各种办法缓解冲突、消化矛盾、调整关系、再造利益格局，否则，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因何在?这也是一切清醒的统治利益集团中的改革家们能够扛起改革大旗和采取各种变革措施的最充分依据：江山社稷。

　　第三，政府(或者统治利益集团)绝不与民争利，尤其不能与人数广泛已有不满的下层劳动群众争利。一般社会改革的最初命题是为了解决政府财政危机，达到“国库充盈”，但具体的改革调整方式只能使财税来源植根于生产力发展中、利益格局变化中既得利益群体的旧有利益，而不应成为盘剥下层群众的新手段。否则，不仅既得利益者与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难以调整违背改革初衷，改革也会因为没有群众基础而失道寡助。

　　第四，以严控社会寻租行为作为改革的主要方式。就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强强联合，使下层劳动群众受到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如果维护和强化既有的利益格局，依然使少数人不劳而获，却使财富创造者无法满足最低的利益诉求，不仅社会改革失去了必要性，恐怕连起码的社会稳定和政权法统继续都可能成问题。 　　第五，以利益关系调整促进生产力发展，以生产力发展推动利益关系重构，形成改革的社会自觉。不仅因为利益格局的调整是社会改革的难点所在，而且通过改革必须使生产力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的社会群体，能够使弱势群体达到基本期望，亦应该使原有既得利益者不至于因太多的利益损失而成为改革的阻力。在改革的互利功能下重构新的利益格局，以使改革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共识，逐渐使其由少数人设计、推动，转变成一种社会自觉行动。

　　第六，与时俱进地对待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为改革的关键。当社会各种利益矛盾较为舒缓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当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可能激化而尖锐时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以防止社会失序。社会关系的稳定程度是其方式是否转移的客观标准。

　　(二)历史周期律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与劳动群众的利益相一致，社会不存在特权阶级和阶层，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却又一次惊醒了人们原本忘却的记忆。

　　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执政和经济发展，必然会积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财富，即使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掌握在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党手里，社会财富的分配依然是一个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博弈的过程，就会产生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此其一。其二，要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政府就得获得相应的财税收入，这些财税依什么名义，向什么地区的什么人依什么方式来征收，仍然存在利益关系的取舍，即使设计者力求达到客观上的公平合理，也不能克服对客观实际认识欠全面或主观判断上有时的失误以及出现调整上的滞后性。其三，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本身又是人为操控而不是产生于一种客观必然的社会机制，既是人为操控，就会因为操控方法上的难以预见得失或者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而产生出不合理和不公正。其四，社会主义制度同样也有阶级、阶层和不同地区、不同利益关系的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利益关系在分配格局中话语权的地位不同也可能产生分配关系上利益的差异。其五，传统理论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取决于分配平等，而分配平等又取决于生产资料占有平等，所以，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推行和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单一的公有制又带来了低效率，于是改革中又出现了多种所有制以及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可多种所有制的存在为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奠定了基础，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也为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提供了新的土壤。

　　既然承认而且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运行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关系的社会阶层，各阶层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格局已定，那么，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在博弈中内生性产生强势群体剥夺弱势群体的现象也就成为必然。上述不合理和不公正现象的长期沉淀必然引来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尤其是下层劳动群众的不满，不及时调节和规制就难免爆发群体性事件或社会失序。

　　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破解这个历史周期律而使其不会像其它社会形态那样，非得使矛盾发展到复杂化、尖锐化的程度以至于非得通过社会革命的办法去解决，或者即使是没有大的社会动荡也可能产生社会信任危机以至于出现较为严重的社会冲突呢?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正源于此。

　　(三)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问题与深化改革必要性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把国民经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以及社会运行体制改革相互交错，使改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就社会运行中平等权利而言，主要表现在：

　　一是收入分配差距问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中贫富分化形势严峻，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工资性收入比例逐年下降;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居民收入比例逐年下降”。

　　二是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待遇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城乡及地区间巨大的收入差别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化、工业化道路，低人力资源成本产生了“中国制造”，但农民和2.6亿农民工要求分享改革成果，要求国民待遇，甚至要求参与政治生活。

　　三是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虽在“稳步推进”但步伐缓慢的问题。出现了普通百姓就业难、看病难、买房难、子女上学难，甚至于由于墓地难求而“死不起”的现象。

　　四是民众的利益诉求缺少健全的协商对话机制问题。有些问题和矛盾原本可以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但因为行政部门的漠视、推诿和搪塞，有时可能酿成一个大问题或者出现冲突对抗。

　　五是有法不依的现象在涉及老百姓利益时常常使官方的承诺走样、变味问题。尤其是中央、上级不少的惠民政策到了基层执行时对老百姓的好处往往按低标准执行，惩罚性标准则往往按较高的尺度执行，更缺少相应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安慰，就出现了常把好事做砸，把惩罚性措施做过的现象。

　　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存在，既有社会运行中“看不见的手”作用的自然逻辑，也有渐进式改革在认识过程中的不确定、不到位所致，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中逐步加以改革和规制。

　　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的生产关系虽不十分契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却已基本适合其发展;目前的上层建筑虽不十分符合经济基础的要求却也总能大体上适应日新月异的客观实际。为什么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并认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呢?其理由主要是：

　　第一，改革是一个大的社会关系变革，有其初衷、动因、目标和阶段等各个过程，目前正处在已有进展尚未完全到位的时期。

　　第二，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期望是一个动态过程，改革初期可能以解决温饱为主，进而则有小康性要求，再进而则要求向富裕型迈进。并且，社会改革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政治、文化、生态以及社会本身，其它方面改革的复杂性，标准的不统一，甚至艺术性要求要更高一些。 　　第三，在改革取得了初步成就后，要求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时，发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各种微妙关系的调整，许多事情办成容易办好难，还有社会管理更精细化的要求，因而，学界称之为攻坚阶段、关键时期、深水区等，皆源于此。

　　第四，由于中国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原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因中国改革而改变，这就难免产生国际竞争和摩擦，因而使国际关系更为复杂和多变。

　　第五，改革设计者及其继任者提出的改革目标和秉承的政治理念，并没有因为改革取得了不小成绩而全面到位，如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目标正走在关键的第三步;科学发展观在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正未有穷期。

　　(四)历史周期律的消解与改革中人民民主制度的完善

　　毛泽东回答黄炎培之问时曾说：“找到了!这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管理政府，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共产党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能破解历史周期律?进而消解历史周期律以实现未来的社会大同呢?

　　毛泽东破解历史周期律思想的精义是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主要有两个方面涵义：一方面，“让人民管理政府”意即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联合其他革命阶级组成有广泛代表性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在中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让人民监督政府”意即社会主义制度里政府不仅是代表人民的，而且也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接受人民的审查和监督并向人民汇报工作，在中国就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

　　在上述两个方面涵义的派生逻辑关系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发挥各阶层人民智慧才能、参政议政以服务国家建设;必须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发挥民族大家庭共同的聪明才智，与各族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必须坚持以选民直选为特征的基层人民自治制度，以使普通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发挥。

　　人民管理、监督政府远不是仅有国体、政体制度就可以完全落实到位的，管理和监督在实际国家政治生活中，涉及到从中央到地方以至于社会级层中具体制度事务如何运行、如何落实、如何检查、如何监督、如何反馈信息等具体的方式、方法问题。新中国成立已经六十多年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已推行了近六十年，国体、政体既定原则下究竟人民民主的具体运作在实际生活中采用什么方式才能落实到位，依然是一个长期探索、完善并需要不断改革的过程。并且即使是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就并比较过去进步很大了，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又需要与时俱进地应对更新的情况去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更何况国家幅员辽阔，各地区千差万别，发展也不平衡，需要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变化人民当家作主不同的实现方式。例如：在社会生活中如何使人民当家作主不仅在制度和法律上得到保证，而且演变成一种生活原则、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政府的任何决策意向或利益关系调整，首当问计于民，并且敞开相应的人民监督渠道、协商对话渠道、公开论证渠道、工会谈判渠道、人民信访渠道、建言献策渠道等。甚或有必要在涉及当地民生的重大事项时，可以试行全民公决方式以竞其存否。

　　在改革中逐步完善人民民主制度，要求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一方面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历史结论的科学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另一方面，警惕历史周期律作用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反复或跌宕，在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福祉中注重自己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及时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部分，才能使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因而，文章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之所以可以通过改革消解历史周期律的作用，由于这个制度代表着最广大人们的根本利益;由于这个制度的机制运行可以进行自我修复和矫正;由于这个制度能够在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过程中调节一切与之相背离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由于这个制度所秉承的政治理念是与时俱进地符合时代要求和世界潮流的。也就必然能够通过改革自我机制以达到既设目标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参考文献：

　　1.刘方喜.超越“历史周期律”与“资本周期律”：重启改革的底线共识[J].探索与争鸣，2013(2)

　　2.于占元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

　　3.关树青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

　　5.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M].人民出版社，1978

　　6.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M].人民出版社，1978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72

　　8.中国共产党章程[M].人民出版社，2012

　　9.孔寒冰.国际共运研究的困境与出路[J].探索与争鸣，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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