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百家》范文钱大昕整理《后汉书》成就研究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很多文史研究学家对后汉书也进行过一些深入的研究，本文是一篇《艺术百家》投稿的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钱大昕整理《后汉书》成就研究。
　　摘 要：钱大昕对《后汉书》进行富有成果的研究，在清代《后汉书》研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钱大昕研究《后汉书》时先从小学始，对《后汉书》及其《注》进行了校勘和辨伪，内容涉及典章、官制、舆地、氏族、天文历法等多个方面;在考证方法方面，他灵活运用版本互校、金石考证、以及避讳等方法，这些考据的方法极具科学性，对整个清代的考据学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钱大昕,《后汉书》,校勘

　　清代考据学者提倡汉学，想通过校勘考证使古籍恢复本来的面目，以还原被理学“玷污”的经典。清代整理考据《后汉书》的学者众多，而作为乾嘉考据学派代表人物的钱大昕对《后汉书》做了卓有成就的研究。钱大昕关于《后汉书》的整理研究主要体现在《廿二史考异》和《三史拾遗》两部著作中，此外《十驾斋养新录》、《养新余录》、《潜研堂文集》、《竹汀先生日记钞》、《恒言录》、《地名考异》等涉及《后汉书》的研究，虽然篇幅短小，但价值极高。

　　一、钱大昕对《后汉书》的校勘与辨伪

　　(一)校勘文字，训释名物

　　清代考据训诂之学者主张由文字、音韵以明经达道。顾炎武提倡“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吴派惠栋则言：“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2]与顾、惠“尊经卑史”不同，钱大昕提倡经史并重，从而扩大了考据学的范畴。钱大昕主张：“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在《后汉书》的研究过程中，钱大昕就重视对原文及注中文字的脱、讹，今古音之别，俗语、成语以及歇后语等做了考订及训释。

　　1. 讹字、脱字、衍文类

　　钱大昕考证出《后汉书》流传过程中的讹字。《续汉书・礼仪志上》：“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钱大昕考证，桃印在《宋书・礼志》作“桃卯”。刘昭注称：“桃印本汉制，所以辅卯金”，所以钱大昕推断：“则‘印’当为‘卯’之讹。”《后汉书・周燮传》：“常肆勤以自给”。章注：“肆，陈也。”钱大昕考证：“肆”当为“肄”之讹。这些是形近而误。还有音近而讹的，如《后汉书・章帝纪》：“六年五月辛酉，赵王盱薨。”按：《赵王良传》：“子节王栩嗣，立四十年薨。”在《本纪》中元元年和永平六年都写成“赵王盱”，惟永平五年书“赵王栩”，钱大昕断定必有一误。“‘栩’与‘盱’，音相近误也”。

　　钱大昕列出《后汉书》中许多衍文。如《续汉书・五行志四》：“匈奴单于于除难�K叛”。钱大昕考证：“‘难’字衍。”再如《后汉书・东海王传强传》：“使大司空持节护丧事”。钱大昕考证，此处司空为冯鲂。“大”字衍。

　　脱字是指古籍流传过程中有字脱落的现象。如：《河间王开传》：“永宁元年，邓太后封开子翼为平原王，奉怀王胜祀;子德为安平王，奉乐成王党祀。”钱大昕考证：“《安帝纪》：是年与平原王同封者，乃济北王寿之子乐成王苌也。其明年为建光元年，邓太后崩，乐成王苌亦以罪废。又明年为延光元年，始改乐成国为安平，封河间王开子得为王，得与德本一人也，此传盖有脱文”(《廿二史考异》卷十二《河间王开传》)。钱大昕认为“得”与“德”是同一个人，构成这种原因是脱文所造成的。

　　2.辨古音、音误类

　　由于历史的变迁和地域的差别，古今读音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古汉语中有平、上、去、入四声声调，而渐渐的入声字转入了平、上、去三声，而后再无入声字。懂得音韵之学，对于阅读和研究古文献带来方便，清代出了一大批古音韵家，如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王念孙、段玉裁等。钱大昕总结前人经验，把古音韵学用在研究《后汉书》之中，成就颇大。

　　《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钱大昕考证：“此‘家’字相传读如‘姑’”。钱大昕认为古书“家室”之“家”，亦读为“姑”。他引《诗》“宜尔室家，乐尔妻孥”，以“家”协“孥”;又引证“《左氏传》：‘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以‘家’协‘姑’、‘逋’，今人皆转为古牙切，独此‘大家’字尚存古意”(《廿二史考异》卷十二《河间王开传》)。经过考证，钱大昕指出了古代“家”读“姑”音。

　　3.训释名物

　　清代考据学盛行，他们热衷于经史文献中的名物训释，“考据学者运用这种方式(复古运动)强调学术的客观性，进一步唤起了对儒学的怀疑，这种怀疑意识最初只无声的隐伏于他们对古代名物的细密研究之中。”[3]钱大昕就是其中代表之一，并有很高造诣。

　　《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三年，去其螟蜮”。章注曰：“蜮，一名短狐。”钱大昕考证“蜮”当为“�c”，即“�”字。在《尔雅》中“螟”作“�c”，可见“蜮”当作一种昆虫，章怀注以为“蜮”为短狐，钱大昕指出章怀注的错误。

　　又如：在《续汉志・郡国志一》中有：“垣有王屋山，兖水出”。钱大昕考证：“‘兖’即‘�W’字，古人从‘水’字，或横写如‘益’、‘频’之类，‘�W’作‘兖’亦是以立水为衡水，隶省为六尔。兖州本以�W水得名，非两字也”(《廿二史考异》卷十四《续汉志・郡国志一》)。钱大昕使人明白了异体字的变化及隶书体字的转变，最后得出“兖州”本以“�W水(又名济水)而得名”。

　　4.俗语、成语、歇后语类

　　钱大昕在纠正字、音、训释名物之外，还对东汉时期的俗语、歇后语，以及第一次出现在《后汉书》中的成语做了总结和归纳，使我们对东汉时期民俗、语言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

　　《恒言录》卷五“俗议类”词条“荤”下原注：“《说文》：‘臭菜也。’”即指出“荤”本义指有气味的蔬菜，并进而列举古书中的用例，“荤”指有辛辣气味的姜、葱、蒜之类，又特加注曰：“《续汉书・礼仪志》：‘仲夏之月，以朱索连荤菜’。今俗以五月系独头蒜佩之，即此意。”由此可知，古文谓荤菜为姜蒜之类，仍见于今日民俗，而今语荤菜为肉食，则与古时不同。 　　成语“开心见诚”最早出自《后汉书・马援传》：“开心见诚，无所隐伏。”“开门受徒”出自《后汉书・儒林传论》：“开门受徒，编牒不下万人。”

　　二、东汉史考证

　　钱大昕特别注重典制的研究，尤其是官制、舆地和氏族。他说：“予好读乙部书，涉猎卅年，窃谓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又说：“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钱大昕对《后汉书》中的典制多有研究。

　　(一)官制

　　钱大昕对《后汉书》中官制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对《后汉书》注中官制记载和撰写错误的纠正。

　　如《后汉书・献帝纪》有建安“二十二年，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他考证这条史料说：“按：《魏志・华歆传》云：‘魏国初建，为御史大夫’，是歆为魏国之御史大夫，非汉廷之御史大夫也”(《廿二史考异・北史・外戚传》)。又引刘昭注《百官志》：“建安十三年，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得补。”钱大昕考证道：“建安十九年，废皇后伏氏，虑尚在职。至廿一年，封魏王操，则宗正刘艾行御史大夫事;廿五年禅位，则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然则郗虑以后，汉廷无真授御史大夫，其说信矣。《魏志・太祖纪》书华歆为御史大夫，而不书郗虑为汉臣，歆为魏臣故也”(《廿二史考异》卷十《后汉书・献帝纪》)。因此订正说“歆之除授，不当书于《汉纪》，且使歆而得书，则钟繇为相国，何以转不书乎?蔚宗未达官制，因此有误”(《廿二史考异》卷十《后汉书・献帝纪》)。他举两个证据来说明华歆是魏国的御史大夫，不应载于东汉《献帝纪》中。

　　其二是对某一官制渊源流变的论述。

　　钱大昕指出，东汉时期三公称谓已更改，《后汉书・耿国传》中有：“建武二十七年，代冯勤为大司马”。钱大昕考证：“《武帝纪》是年五月，‘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以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则是建武二十七年以后，不复置大司马，而冯勤亦未尝任大司马，安得以耿国代之乎?此‘大司马’当是‘大司农’之讹”。钱大昕的梳理使我们了解到东汉时三公名称的变化情况。

　　(二)舆地

　　清代学者特别注重历史地理的研究，并取得很大成就。钱大昕对舆地之学同样重视，“读史而不谙舆地，譬犹瞽之无相也”(《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序》)。钱大昕主要是考证《后汉书》中关于州郡废置、疆界分合、隶属变迁等问题。

　　《潜研堂文集・问答九》中有人问：“光武建武六年诏，并省四百余县。郡国志云：‘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与《纪》文正相应”(《潜研堂文集》卷十二，《问答九》)。钱大昕曰：“以愚考之，亦未尽然。泰山之华，《续志》所无也，而光武《十王传》称，永平二年，以华县益琅�e，是明帝之世尚有华矣。庐江之枞阳，亦《续志》所无也，而谢承《后汉书》刘�P�B除枞阳长，见《太平御览》。�P�B仕于邓太后时，是安帝之世尚有枞阳矣。岂皆世祖所省乎?但史文阙略，后人难以尽知耳”(《潜研堂文集》卷十二《问答九》)。据钱大昕考之，《汉书・地理志》有的县名，《续志》不载的，不全是光武帝所省并，钱大昕举“泰山之华县”、“庐江之枞阳”等就是这样的例子，可以看出钱大昕不迷信古籍的疑古精神。

　　(三)氏族

　　“古人谱牒之学与国史相表里，《世本》一书，班《志》之入《春秋》家，后代艺文者，以谱牒入史类，犹此意也”(《吴兴闵氏家乘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可见其重要性。然而“州郡、职官，史志尚有专篇，唯氏族略而不讲”(《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关于氏族，史书都没有系统的记载，有记载的也是要么“散而无纪”，要么“偏而不全”，这种现状也是钱大昕重视氏族的客观原因。在研究东汉史时，钱氏对记载的错误及一些易淆的地方作了总结梳理。

　　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载：“高祖九世孙也”，经钱大昕考证，自汉高祖到光武帝，实八世孙也。并指出“《皇后纪》伏后为大司徒湛八世孙”的记载也是错误，“自湛至后八世孙，实七世孙也”。他用《刘永传》和《汉书》诸表与之比较说：“刘永称梁孝王八世孙，自孝王至永父立，已八世矣，如依二纪之例，亦当云九世孙也”。他又“考班史诸表，自始封至子、孙、曾孙、元孙之子，即为六世”，这是“以封爵之世次言，故合始封记之，他传则否”。他又与《孔光传》进行比较，该传称孔光为“孔子十四世孙，自孔子至光实十五世”。他对以上二纪、二传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当以《永传》为是。”即应该按照爵位来计算世系才算是正确的。

　　(四)天文历法

　　我国古代的历法在世界同一时期都处于领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天文历法上的成就和发展慢慢落后于西方。清代考据学者认为，西方的历法天算都是由中国传出去的，只要重新振兴中国古代天算历法，就能赶超西方，为此考据学者不仅复古，而且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等，虽然在这些儒家精英们的思想上还是自大和被动的，但从客观上促进了西学的传播，西方精妙的算法对他们也产生了很大震撼。钱大昕“尤精九章推步，于天文、律数诸志，布算无遗，尽得古人未传之蕴。”[4]阮元高度肯定钱大昕：“天算之学，所得甚深，实能兼中西之长，通古今之奥。”[5]

　　钱大昕在谈到“太岁”时，指出东汉以后不知“太阴”与“太岁”的区别。他说“东汉术家不求太阴，误以太阴为太岁”(《十驾斋养新录》卷七《太岁》)。钱大昕说：“汉初人多以太岁纪岁，亦曰‘岁阴”。据《淮南子・天文训》云：“太阴元始，建于甲寅。”西汉又将“太初”改“元”。钱大昕又引刘子俊《三统术》云：“欲知太岁，以六十除积次，余不盈者，数从丙子起。”由此可见“丙子”应为“元”，钱大昕从“自太极上元至太初元年”(《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六《太阴太岁辨》)。推算，同样得出“丙子”为“元”，这与“武帝诏‘太岁在子’之文相应”。然而“一术不当有两元，故不别立求太阴法，乃后人但以太岁纪岁，不复知有太阴”。究其原因是因为“《汉书・天文志》承史公之文，而改‘岁阴’为‘太岁’，由是岁阴、太岁并为一事，而不知其有大不通者。……知其误自《汉志》始。”因此太岁纪年“东汉已废而不用”(《潜研堂文集》卷十二《问答九》)。 　　(五)考证史实

　　钱大昕在《后汉书》研究过程中除考证字、词、名物、典章、天文历法等之外，还注重对东汉史实的考证，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可信度极高。试举几例：

　　《郑康成传》有：“东莱王基”。钱大昕对“东莱王基”是郑康成弟子的说法提出质疑：“《魏志》基卒于元帝景元二年，不言年寿若干，而《基碑》云年七十二，溯其生年，当在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庚辰卒，其时基仅十一岁，不得在弟子之列，恐《范史》误也。基治经常申郑而驳王肃，故蔚宗疑为康成弟子，要是私淑郑学，非亲受业者也”(《廿二史考异》卷十一，《郑康成传》)。钱大昕考证郑氏卒时，王基仅十一岁，不应当在弟子之列，这是从年龄上推论其不可能。认为王基“治经常申郑而驳王肃”，所以范晔疑王基是郑康成弟子，这是没有直接根据的，只是范晔的臆断。

　　还有年份错误的，如《谢弼传》：“建宁二年(一本作三年)。诏举有道之士，弼与东海陈敦、玄菟公孙度俱对策。”钱大昕按：《灵帝纪》：“建宁元年五月，诏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钱大昕断定“二年”当是“元年”之误。

　　三、钱大昕对《后汉书》版本的研究

　　《后汉书》的版本分为手抄本和版刻本。北宋前为抄本，今已不存，“经考证，抄本原有范晔原书、刘昭注本、吴均注本、李贤注本四大系统，隋唐之际尚存范晔原书、刘昭注本、李贤注本三大系统的抄本”[6]。自北宋以后就有版刻本出现，“宋时所刻淳化、景佑、嘉佑、蜀大字本《后汉书》构成元明清三代《后汉书》刻本的四大底本系统”[6]《后汉书》的版刻本分北宋、南宋、元、明、清几个阶段。

　　对于乾嘉考据学者来说，熟知版本学尤为重要，他们提倡的对校法就特别注重古本、旧本和善本的应用，可以说考据学离不开版本学。钱大昕精通版本学，借书、藏书是其一生之爱好，洪亮吉对其称道说：“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7]

　　(一)钱大昕对《后汉书》版本源流的考辨

　　考证古书之版本，其源流极其重要，但许多人往往强调版本的鉴定而忽视其源流。钱大昕考证范晔《后汉书》和司马彪《志》合成的过程，并指出宋淳化本的错误。《潜研堂文集》卷一《跋后汉书》考辨说：

　　《后汉书》淳化刊本，止有蔚宗《纪》、《传》百卷;其《志》三十卷，则乾兴元年准判国子监孙�]奏添入，但宣公误以为刘昭所补，故云：“范作之于前，刘述之于后”，不知《志》出于司马彪。彪，西晋人，在范前，不在范后。刘昭本为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马《志》注之，以补《范》之阙，题云“注补”者，注司马《书》以补范《书》也。自章怀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传，独此《志》以非蔚宗书，故章怀不注，而司马、刘二家之学流传到今，宣公实有力焉。

　　第一个为范晔《后汉书》作注的是刘昭，并把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并且也作了注。但由于他的注绝大部分已经散失，只留下八篇《志》的注。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初刻本和真宗景德二年(1005)校定本都没有把《续志》三十卷并进去。钱大昕考证，北宋乾兴元年(1022)国子监孙�]奏请宋真宗将《续志》添入范《书》，这一意见被批准后才得以合刻，将《续志》附于范《书》之后，但孙�]误以为《续志》为刘昭所作，到明监本时索性直接把司马彪的名字去掉，改刘昭“注补”为“注并补”，清武英殿本照明监本翻刻，因此许多人误认为八志为刘昭所补且加注了，钱大昕的这一考证使后人知晓《后汉书》版本之源流。

　　(二)对《后汉书》版本的鉴定

　　古籍版本鉴定中，以书的内容鉴别书的版本是最基本的鉴别方法之一，“古籍是历史的产物，其内容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要把古籍放到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去考察”。[8]

　　叶德辉言：“凡书经校过及新得异本，必系以题跋，方为不负此书。或论其著述之指要，或考其抄刻之源流，其派别盖有数家焉。论著述之指要者，记叙撰人时代、仕履及其成书之年月，着书中之大略。”[9]在叶德辉之前的钱大昕也擅长为古籍撰写题跋。钱大昕得到元大德本《后汉书》就为之作了题跋，并在题跋中对其版本做了考订。《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后汉书》条云：

　　此本虽多元大德九年补刊之叶，而《志》弟一至弟三尚是旧刊，于“�I”、“敬”、“恒”、“征”字皆阙末笔，而“让”、“勖”却不回避，知实系嘉佑以前刊本。惜屡经修改，古意渐失，然较之明刊本，则有霄壤之隔矣。

　　钱大昕认为此本虽大多数是元代大德九年的刊本，但断定《志》的第一卷到第三卷是旧刊，因为“眺”是赵匡胤名，“敬”是赵匡胤祖父名，“恒”是宋真宗赵恒名，而“征”与仁宗名“祯”同音，应当避讳。后英宗继仁宗位，名“曙”，“勖”与“曙”古音同，其生父濮王名为“允让”。钱大昕认为“眺”、“敬”、“恒”、“征”字皆阙末笔，而“让”、“勖”却不避讳，而“嘉佑”为宋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因此确定此本的《志》一到三卷为“嘉佑以前刊本”，而此书又以淳化本为底板，因此可以断定此书刻板在“淳化”到“嘉佑”之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版本的选择上钱大昕对宋本的推崇，认为明本和宋本“霄壤之隔矣”。

　　从刻板的外观、行数、字体的大小以及纸质的优劣来鉴定版本，则要比内容鉴定法有难度，要求鉴定者必须见多识广。《竹汀先生日记钞》记录钱大昕所见不全本《后汉书》，“晤周漪堂，见其所藏南宋大字版《两汉书》，不全本，每叶十八行，每行十七字，与去岁所见《张骞传》行款相同”、“又有《后汉书》，南宋板，亦不全。每叶十六行，行十六字……字画工整，殊便于老眼也”等，都是利用版本外观形式特征来辨别《后汉书》的版本。

　　四、钱大昕校勘《后汉书》的方法

　　(一)版本互校

　　钱大昕精于版本之学，他考证史学时，勤于搜罗善本、珍本，与之校对，订正史书错误。《后汉书・陈王羡传》云：“遗诏徙封为陈王，食淮南郡。”钱大昕说：“淮南当作淮阳。《和帝纪》改淮阳为陈国，遗诏徙西平王羡为陈王，是其证也。淮阳王�\以章和元年薨，未为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羡。参考纪传，大验明白。或疑淮当为汝者，非也。后见嘉靖闽本，果作‘淮阳’，私喜予言之不妄” (《廿二史考异》卷十一《陈王羡传》)。我们可以看到钱大昕先凭借自己的知识进行推断，但最后利用善本得到了验证，得到验证后的“私喜”，可以看到他乐在其中。 　　(二)利用避讳考校

　　避讳是中国古籍所特有之现象，陈垣先生曾说：“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史也。”[10]统治者通过避讳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维持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避讳留在文化上的阴影就是文字的混乱，给后人学习历史造成极大障碍。钱大昕在《后汉书》的研究过程中对避讳尤为注重，用这把“训诂之钥”打开了通往东汉历史的大门。

　　1.避讳改郡县名

　　在《后汉书》中，由于避讳而改县名的，钱大昕举出两例：“光武叔父赵王名良，改寿良曰寿张。汉殇帝名隆，改隆虑县曰林虑”(《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由于刘秀叔父名“刘良”，所以改“寿良”县为“寿张”县。汉殇帝名为“刘隆”，遂改“隆虑”县为“林虑”县。这在古代的避讳义例中属“改字为讳”的一类。

　　2.避讳改姓

　　因避讳而改姓的有：“贺氏本姓庆氏，避汉安帝父名改贺氏。唐宪宗名淳，改淳于氏为于氏”(《十驾斋养新录》)。在此钱大昕举出了“贺氏”是避汉安帝父“刘庆”的名讳，改“庆”为“贺”，章怀太子作注为避本朝帝讳而改复姓“淳于”氏为“于”氏，使《后汉书》改变本原面貌。

　　3.避讳改人名

　　《廿二史考异》卷十《后汉书・献帝纪》条云：“三年，杀光禄勋邓泉。《五行志》作邓渊，此作泉者，章怀避讳改。”因唐高祖名渊，故章怀太子注《后汉书》避“渊”字，将“渊”字改“泉”字。

　　4.避讳改变词语

　　章怀太子注范晔《后汉书》，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凡“民”字皆改为“人”字。又如《崔��传》引景帝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有“或改或否”的，如《光武纪》：“民无所措手足”，《章帝纪》：“人无所措手足。”又如《逸民传》，章怀本改为“逸人”，今虽已回改，而《法雄传》中“逸人”字仍未改。钱大昕指出：“皆校书者之不学也。”

　　(三)金石考校法

　　乾隆十六年(1751)，钱大昕到翰林院任职，同其它汉学家一样，经常光顾琉璃厂书摊。他在此搜集到三百多种唐宋金石拓本，他在《廿二史考异》收录了自己金石学研究心得。并把自己的金石学研究心得编为《潜研堂金石跋尾》四编，全书著录金石碑刻两千余条。

　　钱大昕把历算知识和金石学知识结合起来考证史实，如《合阳令曹全碑》末有“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字样，与《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不合。顾炎武和纪昀等认为此碑为后人伪造，非汉碑;而钱大昕利用东汉时使用的《四分历》进行推算，推出《曹全碑》正确，而《灵帝纪》是错误的。为进一步验证自己的推算，钱大昕还把中平二年、三年每个月的朔日都排列出来，一一验证，正确无误，可见乃《灵帝本纪》之误，非碑之伪，钱大昕这一考证成果被写进了《四库全书总目》。

　　还有利用《后汉书》来证金石文献的。如在《竹汀先生日记钞》中就有关于钱大昕所见金石的记录，如好友黄椒升“以晋率善��佰长印所示，不知‘��’字何义。予据《后汉书・板�J蛮传》，定为蛮部落之号。”钱大昕据《后汉书》证得“��”为“蛮部落之号”。

　　钱大昕虽没有《后汉书》的专著，但其著述中有关《后汉书》的成果却极其丰富，而且学术价值极高，钱大昕对《后汉书》的整理研究涉及名物、训诂、典章、官制、舆地、氏族、天文历法、史实等诸多方面，被后人认可和采纳者甚多。钱大昕在研究《后汉书》的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东汉一朝，对于他这样博古通今的学者，能宏观把握，并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后汉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遇到具体的考据时，他能打通朝代的隔阂去比较和分析，这种熟练地使用多种学术方法是超过一般学者的，再加上他“无证不引”、“无证不信”的科学考证方法，使得他在《后汉书》研究领域贡献突出。

　　参考文献：

　　[1] 顾炎武.历代汉语音韵学文选・答李子德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5.

　　[2] 惠栋.松崖文钞・丛书集成续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3]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化面面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3.

　　[4] 钱东壁、钱东塾.嘉定钱大昕全集・钱竹汀先生行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 阮元.嘉定钱大昕全集・三统术衍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6] 许利平.后汉书版本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9年.

　　[7] 洪亮吉.北江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8]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30.

　　[9] 叶德辉.叶德辉书话・藏书十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1.

　　[10] 陈垣.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相关期刊简介：《艺术百家》创刊于1985年，本刊为双月刊，主编：章建华。国内统一刊号：CN32-1092/J，国际刊号：ISSN1003-9104。《艺术百家》是江苏省文化厅主办的国家级综合艺术类大型理论性中文核心学术期刊。期刊自身拥有辉煌的发展历程，屡次被新闻出版管理机构评定为江苏省一级期刊、江苏省期刊方阵优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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