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绣蝶纹造型艺术及生命美学观探讨

　　服饰文化是长期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审美意识的物态化，服饰所承载的精神功能总是超出现实意义。尤其是少数民族服饰往往作为民族文化的精神象征，更投射出对民族历史的追溯和民族生存愿景的希冀。苗族是一个无书字的民族，其文化传承主要以图像、歌鼟和口传故事进行表达，并在长期迁徙中形成了一种随身携带的服饰文化来记录民族历史和族缘关系。由于苗族传统文化中的原始宗教观念极为驳杂，服饰因此充满了浓郁的地方性文化特征，体现在绣饰内容上，不同方言区各不相同，同一方言区的不同支系也有所不同。蝴蝶崇拜主要“盛行于黔东南操中部方言的传说故事中，还常作为心灵情感观念的外化符号描绘在服饰上，体现在民俗事象和宗教仪式中。”①而且蝴蝶图腾的出现总是与其他生命体结合，如黔东南型的盛装以蝶、枫和鸟的组合图案为主，丹寨县和榕江县则以蝶、鸟、蚕的组合纹样为主。苗绣图案的生命组合构成了苗族生命图腾的全部寓意，通过隐藏、排叠、补空、意连、象征等多元化的造型艺术手法呈现出来，体现苗人对不同生命结构的理解，本质上是对生命美学的诠释——表达原始族群生存希望的愿景和对生命的思考，并围绕审美这一终极目标展开生命活动。

　　一、隐藏法造型：体现“物我混一”的泛生命美学观

　　苗人善于借用他物替换本体的造型思维创造高度意象化的艺术形象。苗绣中的花草纹样常用借换法拟态蝴蝶，使之具有了蝴蝶的生命。“借换”的最高境界是“隐藏”，苗人用丰富而神奇的幻想，将蝴蝶完全隐藏在千姿百态的花草纹样中，使之具备了蝴蝶的神韵。这种通过把不同的动植物生命嫁接在一起，解释自然和人的关系的造型艺术手法，反映了苗人对自然生命的隐喻性审美思维。隐喻性审美思维以一种极富想象力的智慧启示与自然交流情感，因而是一种诗意的、神话的思维。诗意的思维是从生命的角度看世界的思维，即达到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苗人将花草与蝴蝶比附，使之兼备了各自的神态与生命，体现“以己度物”、“以物拟人”、“会通物我”的审美态度，表达对天地自然生命的理解。由此，物性与神性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山川草木皆有灵性。这种“万物有灵”生命观渗透到民俗文化深层中，于是就形成了苗族独特的哲学观和文化品格。早在苗族的创世传说中，生命环境与生命现象、生命起源与自然界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苗族古歌》记录了自然界的生命秩序是“天地———枫香树———蝴蝶妈妈———人类”。这种来自诗史和神话传说中的生命秩序观打破了对人类生命主体地位的认识，于是在民俗文化视像中产生了许多人格化的动植物，以及动植物的形神混合。这种主客不分、物我混一的泛生命态度是苗族自然崇拜的哲学基础，也是苗族一切审美活动的心理基础。②

　　二、排叠法造型：强调繁衍生息的民族生命美学观

　　排叠法造型是指对某个元素进行重复排列组合，达到“排之以疏其势，叠之以密其间”，且“密处不犯而疏处不离”。③苗绣蝶纹造型具有同样的美学特征，体现在对蝶符号的重复性排列设计，使图案“分间布白”、“均匀点画”、“错落有致”，既没有重叠之处或拘苦繁杂之态，也不会因多余空间而显得空洞浮泛。排叠法造型所产生的秩序美感，能淡化因色彩单一而造成形式单调和内容空洞，增强蝶纹造型的艺术感染力。苗绣强调艺术创作过程中对视觉符号的重复和夸张来构成图案的意义，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上升到民俗文化语境中的精神符号及民族集体意志。一方面，苗绣对蝶纹的重复不是游离于民族生境而独立存在的艺术构思，而是沉浸于文化生境的汪洋大海中，以重复的视觉符号强调所属群体的规则———以繁衍生息的生物生命形态期盼民族的强大，在长期发展中积淀成一种以重复为美的审美观念。与其说排叠法造型是对装饰性秩序美感的理解，不如说是对民族生命美学特征的感性显现。苗族自中原逐鹿失利后历尽几千年的风雨，仍然得以发展壮大，与强调繁衍生息的生命意识有重要的关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因而繁衍生息就成了壮大民族生命最重要的途径，这是一种向往生命永恒的执着。另一方面，蝶纹是一种图腾化的民族文化符号，苗人通过不断重复图腾符号，目的在与延续民族文化身份，以及想象和构筑起民族精神家园，培养民族心理和实现个体的民族归属。苗族特殊的历史造成了苗人丰富的精神生命、神话思维与原始宗教文化，其民俗艺术与宗教、巫术、神话具有同一混溶性。而巫术、神话具有共生性，苗族从巫术中寻求慰藉与苗祖迁徙的历史及恶劣的文化生境有关。苗族在苦难面前转而寄托原始宗教，通过“以己度物”的意识观念，以简单象征性类比活动，与想象中人格化的自然或朝自然神的力量进行虚幻的“交感”，祈求祖先神灵的护佑。蝶既是对生殖意象、宗族繁衍生息的表现，也是对祖先的祭奠和历史的缅怀。这种精神在巫词、歌鼟、服饰、图腾中都能找到影子。可以说，苗绣以一种意象化的文化视像体现生生不息的民族生命美学观。三、补空法造型：反映“以满为美，完美求全”的精神生命美学观补空法通过其他物体来补缺主体的空处，使之与完处相融，从而达到完满圆融的效果。但补空不是盲目填满，而是追求一种虚实相生、虚处藏神、妙趣横生的审美境界。因此，补空时要留出适宜的空间，使之“气韵流动、空中传神”。补空法在民间艺术中出现的频率极高，这与民间艺术注重装饰性的视觉思维和喜欢以具象喻抽象的审美思想有关。在苗绣蝶纹造型中，常采用补空法对图案进行装饰，蝶纹就采用了多种图案和几何纹进行填充，蝶纹则是在图形内部直接填充花草、鸟蛙等纹样，这两种填充方式都使得形象更为立体饱满，也使得图案的寓意更清晰———一种象征生殖、爱情、祖灵等巫术意象的审美思维跃然纸上。补空的蝶纹已然超出原本的意义，成为一种与填充之物产生联系后蕴含某种寓意的祥瑞符号。正如民间艺人常说的“画中要有戏，才能使人满意”。除了画面的形象、元素和寓意等内容之外，还要有形与形、物与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象。这正体现了苗人“以满为美，完美求全”的造型思维和生命美学思想，即以补空装饰创造一种“含情契理，美善圆融”的超然精神境界。苗人通过这种造型手法使简单的蝶纹寓意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其形与意互相糅合在一起，幻化成充满神秘感的万千蝴蝶，表达对完满精神生命的追求。

　　四、意连法造型：表现亦幻亦真的感性生命美学观

　　意连法最早是形容书法中形断而意连的艺术法则。在苗族服饰绣饰中，意连法主要通过对完整形象进行解构重构，从而赋予图像新的含义。完整的蝶纹被分裂成块状格局，但其整体感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相反，这些分离的结构中还包含着转折、缝隙、连接等关系，通过审美主体的联想赋予结构新的意义，达到了“空处联络”、“虚处藏神”的审美意境。当然，这些分离的部分并不是均质的，也不是随意分裂或任意从外部强加，而是由蝶纹本身的结构所决定。除了分离组合的方式，苗人还通过“似与不似之间”的形体空间关系，即“相似性”原理的实际应用，创造了许多感性的蝴蝶图腾。这种手法虽“点画散布”，但“空处连络”、“疏而不离”，分散的形体通过视觉空间关系自由构成完整的知觉对象，所呈现的蝴蝶形象往往扑朔迷离、亦幻亦真。“在苗族审美视觉中，物体之像只是物体的外像，而物体的灵魂才是物体的本真”④。苗人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和意象性审美思维，通过感性的造型手法使蝴蝶的神韵呼之欲出，从而获得了“神”与“诗”一般的享受。这正是苗人感性生命美学的意蕴所在，体现在认识自然与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人的本质。

　　五、象征法造型：隐喻神性的生物生命美学观

　　象征法是从作品本身的知觉特征直接传递出来的一种寓意手法，需要借助现实事物说明隐含的抽象观念。用阿恩海姆的话说，在一幅艺术品所再现的事实中，没有隐含着某种观念，就不能把它称为象征性的艺术。⑤而象征性的艺术需要生活经验和联想来表现，在苗绣蝶纹图式语言中可谓司空见惯。苗族人祖崇拜中的蝴蝶妈妈由人、蝶、鸟这三样毫无关联的生命体构造而成，这显然是苗族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在生物生命观念上的映射。在苗族古老的神话传说中，蝴蝶与给予鸟共同创造了人类，因此蝴蝶妈妈必须同时具备这三者的基本特征。这种象征性的造型理念虽系古人想象，却让人信以为真，完全符合苗人心中人祖母亲的形象。从艺术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看，这也是一种隐喻性的审美思维，通过将抽象的内容寓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使之呈现出神性的美。与后现代艺术创作的矫揉造作不同，这种神性的符号形象是对社会集体记忆的神化表达，与传统汉文化中的“龙”“凤”图腾一样具有民族文化深度的符号意义。苗人以神性的生物生命观打破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人类生命主体地位的认识，以展现民族文化的优越感来慰籍心灵。

　　结语

　　苗绣蝶纹的生命之美不在于冰冷僵硬、缺乏生机的造型，而在于鲜活灵动之中勾起族人的翩翩遐想，洞开世人才思涌动的诗意情怀。这些蝶纹还未从神性、巫性中抽离出来，依然是苗族特殊历史和民俗心理的集中体现以及生命图腾的符号存在，蕴含着苗人深邃的哲学内涵、独到的艺术见解和现实的人文关怀。只有借助抽象的造型思维来拓展想象空间，才能真正领略其精神内涵和美学价值，以及“生生之美”的生命美学体系。苗族的历史是一部优美的民俗图像史，通过千姿百态的蝶纹勾画出生命图景，在历史长河中与风雨同载，翩翩起舞。蝶作为苗族民族图腾之所以流行的原因，是为了在精神上补偿现实的不足。蝶从创世、复生和化生的叙事钩沉到族群文化、民族心理和文化记忆的体现，以及宗教信仰和祖灵神话的意象表达，是作为族群兴旺、生生不息的图腾象征，奉为生命始祖进行崇拜。这种多元化的艺术手法所呈现的蝶纹是苗族母系文化崇拜的痕迹，是无书字族群“以图载史”的一种原始方式，是以非文字书写苗族民俗事象中关于人祖崇拜的社会身份的表达，是以巫文化社会环境中的游戏来呈现关于生命崇拜的精神史。

　　《苗绣蝶纹造型艺术及生命美学观探讨》来源：《艺术研究》，作者：林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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