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批判

　　从196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发起的生态运动到《寂静的春天》里作者对环境保护的呼唤，从《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到《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协议的制定，人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宣誓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当时掀起了生态保护的浪潮，“生态”一词从环境领域跨越到政治领域并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与生态主义相比，“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将意识形态问题立足于整个生态问题研究，这使得研究者们更加关注意识形态在生态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注重生态问题在深层次具有的意识形态内涵。“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最初由庄友刚于 2013 年提出，但是目前为止“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学术探讨，因此本文希望通过梳理生态主义的发展理路、绘制生态政治的发展图谱、论证“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从而对生态问题的意识形态化研究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一 、“ 生 态 问 题 意 识 形 态 化 ”内 涵

　　庄友刚将“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表述为“片面强调人的自然生命的发展而遮盖和掩盖在人的发展中社会关系方面的内涵，蜕变为资本的意识形态深化”[1]。资本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使得生态问题在表面上有缓慢解决的迹象，但是其背后却蕴含着资本主义转嫁危机、扩张资本的行径。“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是在加速发展的工业时代背景下的生态问题的延续，既保留了“生态主义”环境保护的初衷，又反映了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试图转嫁主体责任的意图。

　　“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在技术进步、资本全球化的新背景之下揭露了资本扩张中资本与自然之间矛盾关系的转化，揭露了其通过多种手段试图掩盖资本的侵略性本质。技术进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态问题，但是技术的作用取决于承载技术的制度以及由制度决定的价值体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一种机械式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资源最具经济价值的部分与自然整体割裂开来，这才是造成生态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

　　二 、“ 生 态 问 题 意 识 形 态 化 ” 的 特 征 及 其 内 在 矛 盾 性

　　首先，“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意味着生态问题的工具化。生态问题的工具化是西方社会资本积累的产物。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技术发展、民主政治、城市化进程都是建立在以大量消耗化石燃料和生态资源的破坏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基础之上，这必然会导致生态问题的加剧。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绿色环保组织对生态问题的呼吁、西方政党将环保作为竞选中的承诺，生态问题似乎随着各国的关注得到改善，媒体甚至群众似乎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持乐观态度。但这仅仅是表象，因为在生态问题背后是“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它预示着生态问题的解决在当今时代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三 、“ 生 态 问 题 意 识 形 态 化 ” 的 成 因 及 行 动 逻 辑

　　首先，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揭示了资本的反生态性。马克思指明了资本的本质，他指出，“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4] ，资本是一种剥削关系而非资本物质。自然在资本扩张的逻辑中同样变成了可以交换的价值[5]，自然资源成为了资本积累进程中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在后期，资本的扩张性体现在其扩张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国家在对本国资源进行大肆掠夺之后，将资本扩张转向全球范围、转向发展中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污染工厂转移、污染产品输送迫使发展中国家为其早期的污染行为买单。

　　不可忽略的是，随着科学的进步与技术的革新，其对于生态问题带来的变化是双重性的。在科技发展之初，技术的革新、社会的进步是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当科技进步到一定程度先进的科技会在一定程度上反哺环境，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废气净化系统、自动化的垃圾处理装置都为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生态问题解决思路。表面上看，科技的发展为生态带来新的契机，马克思在其所处的时代就具有预见性的指出生产生态化的可能：“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6]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扩张服务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8]。资本扩张带来的技术异化使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人与自然都沦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具，但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发展的正当性将技术发展带来的短暂红利作为蒙蔽其资本掠夺的手段，对公众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生态问题也因此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精英群体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

　　绿党在经历了初期的执政后，最终因为执政理念的单一性与过于理想化被其他政党所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绿党政治的彻底消失，它一方面在国际领域传递了生态环保理念，一方面其追随者依然活跃在国际政治领域，只不过范围更广泛、意识形态性更强，主要表现为右翼支持者与环境保护者的对立。“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环保主义者成为右翼追随者恐惧和厌恶的新焦点，以‘绿色恐慌’取代‘红色恐慌’[10]。”环保主义者被描述为西瓜，即“里面是红色的(共产主义的)，外面是绿色的(环保主义的)”[11]。右翼支持者与环保主义者的对立说明了当今政治环境下对环保主义的排斥，将生态问题颜色化、将环保支持者妖魔化。而环保支持者也将右翼支持者们视为环保运动的最大阻碍。二者对立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生态问题的割裂，一边是环保主义者在全球展开的看似声势浩大却无法对国家政策有深入影响的环保运动，一边是公众借助网络工具对当前环境问题表达不满，一边是政治精英将环保主义者当作“绿色恐慌”对其采取分离对立的态度。

　　四 、超 越 生 态 主 义 ：中 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首先，在“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面前，我国应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守住意识形态安全的红线，免受西方文化入侵与意识形态分化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网络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西方社会思潮异常活跃，各种意识形态交织，西方意识形态宣传呈现出隐秘性、多变性等特点，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提出新的挑战。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导致了2008 年以来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20]。新自由主义把西方“普世价值”作为宣传依据，借助网络宣传工具对社会主义制度大加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激进左派在重大社会新闻及关键历史节点异常涌现，多种社会思潮都借此宣传其价值观进而宣传其社会制度，泛娱乐主义、消费主义在青年群体兴盛，各种社会思潮激荡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不小的挑战。

　　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生态运动产生了影响整个欧洲及苏联的绿党，也产生了影响至今的社会思潮——生态主义。随着“后意识形态时代” 的到来，随着右翼支持者与环保主义者的对立，随着气候问题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生态主义意识形态化”已经转向“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领域从生态主义理论扩大到整个生态问题层面。然而我国既没有受绿党政治的侵染，也没有陷于“红绿之争”的理论争辩，而是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的道路，将生态问题放置在国家战略高度，以举国之力解决生态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是中华民族持续发展、世代永存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庄友刚. 生态问题的历史性及其意识形态化批判[J]. 人文杂志，2013，(12).

　　[2] Luke, Timothy W. , An Apparatus of Answers? Ecologism as Ide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J].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No.2, 2009, pp.487-498.

　　[3] 刘日明.哈贝马斯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歧[J].学海，2000，(2)

　　《“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批判》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作者：王金水1 边 燚1 刁 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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