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政工师论文发表青海大学学报范文

发布时间：2014-09-16 13:49:56更新时间：2014-09-16 13:50:31所属分类：青海大学学报浏览：1次

【摘 要】中国模式是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历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成体系思想的总结和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应置于其中进行考量。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制度的转变和建立，在探讨中国国内发展模式的同时，中国利用自身历史和现实经验，积极参与国际制度

　　【摘 要】中国模式是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历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成体系思想的总结和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应置于其中进行考量。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制度的转变和建立，在探讨中国国内发展模式的同时，中国利用自身历史和现实经验，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模式的创建也应是中国模式的题中之义，而朝贡体系模式是中国国际制度模式的一个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对其进行研究也是对中国模式概念和内涵的历史维度和国际维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种拓展。

　　【关键词】高级政工师论文发表,中国模式,朝贡体系模式,国际制度

　　一、历史上的中国模式

　　19世纪中叶前，中国一直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内。西方世界经历罗马帝国时代及其后的长期动乱，终于在17世纪开始形成为民族国家为核心、以多极均势平衡为杠杆的欧洲区域秩序;与之相对，在东亚则是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国是该区域秩序的塑造者。中国构建的这样一种区域秩序有着如下特征：

　　1.和平主义性质

　　这种和平主义特征，来源于儒家的德治观念。儒家认为，君王是介于人类和自然力之间的，他是天子，君王必须有道，[1]而武力，则被认为是“兵者，国之凶器”。“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四夷来朝被看作是其德之远播与感化的结果，而不是武力的炫耀。同时，四夷来朝又是太平盛世的一个重要表征。

　　2.互利性

　　在朝贡双方的交往中，各自的利益原则是不同的：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朝贡的道德价值是最重要的。通过朝贡制度的建立，中国也可以获得安定的周边环境;对于蛮夷来说，最重要的是贸易的物质价值，当然也是一种政权取得合法性与军事安全的需要。

　　3.不平等性

　　不平等性建立的前提是政治上的臣属，它是在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理念下的支配下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对比悬殊的客观结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扭转了中国国势持续下滑的趋势，朝鲜战争的结果使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真正被作为一个大国来看待。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开始为国际社会所接纳。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到21世纪初，两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一是美国在全球实力分配领域有将“单极时刻”巩固为“单极时代”的趋势，欧洲、日本、俄罗斯长期低迷，印度尽管发展迅速，但其与中国的硬实力差距不断拉大，中国崛起不再是“迷思”，而是一个事实;二是基于战后实力分配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础更加不稳固，不仅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也有改变旧秩序的需要，只是各方对新秩序的设想不同，而新秩序的形成也必然是各方角力的结果。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崛起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这恰巧是当代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国际秩序从根本上说是各主要行为体实力分配和利益分割的结果，中国崛起这一事件本身必然强烈冲击旧的利益分割和权力分配格局，同时期国际体系内的其他主要行为体的实力地位也发生着巨大变化，中国历史性的获得了这样一次机遇：中国不必孤立地站在现有国际秩序的对立面;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制度决策的可能并依自身发展模式参与塑造全球制度体系的机遇。国际制度和世界体系的演变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外在动态环境，使得中国有了更广阔的战略空间。[2]

　　二、中国国际制度模式

　　现有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战后国际制度设计框架基础之上的，战后至今的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际社会的日益制度化与国际制度刚性化，尽管这一套国际制度仍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制度本身已经建立起的国际社会公认的合法性。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在全球实力分配上仍不具有明显优势的国家，主动融入并利用国际制度是加强自身战略地位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当前国际制度也基本满足了中国的利益需求，因而中国并不是国际制度的挑战者，甚至在诸如国际贸易制度、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机制等领域，中国比美国更像一个现状维护者。

　　王逸舟指出：“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有三种基本的利益需求：第一，发展利益与需求，即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争取有利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第二，主权利益与需求，即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第三，责任利益及需求，即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的、逐渐上升为主导型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范围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3]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创造和平、民主的国际环境，服务于中国发展的总体谋划，促进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创造条件，实现中国崛起的夙愿。[4]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中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处于重要位置，并呈上升趋势，但中国并不处于主导位置，中国的国际定位仍然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中国目前只是国际制度的参与国和极少量国际制度的主导国与创设国，中国要将自己不断上升的国家实力转化为影响力仍受到传统大国的强力制衡。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已经并且将越来越大的冲击现有国际利益和权力分配格局，“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在亚洲大陆，它已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中国在地区内越来越自信，以便于其历史、地理和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称，这是十分自然的”。[5]尽管今天的传统大国不可能再像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通过发动预防性战争阻断中国崛起，但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来看，既得利益大国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都是可以预料和理解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集团在苏联解体后的相对优势和绝对实力空前强大，进而对雅尔塔体系确立的既有秩序不满，对这一秩序的修改目的之一是推翻主权平等原则，推行新干涉主义，恢复并强化其在全球事务的主导地位。但实质上，发达国家所主张的世界新秩序(A New World Order)只是旧秩序的延续与进一步巩固，即利于在冷战后形成的相对权力真空期将其优势制度化、既得利益和权力地位永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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