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文献秩序·思想秩序·统治秩序

　　人类对自己生产的文献加以整理，是为了求得文献秩序。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不仅产生了文献秩序，而且还“参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秩序和统治秩序的建构。这就产生了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的文献秩序、思想秩序、统治秩序之间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本文意在讨论这一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是广义上的统称，即包括对文献加以分类（分类学）、编目（目录学）、编纂与汇编（类书学、百科全书学等）、版本鉴定（版本学和校勘学）、训诂与注解（训诂学、考据学、注释学和诠释学）等多种形式的文献整理活动。限于篇幅，本文以中国古代的文献分类、目录和类书编纂活动为主要讨论对象。

　　摘要：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不仅产生了文献秩序，而且还“参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秩序和统治秩序的建构。在古代中国社会，文献整理活动对于建立儒家思想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历代统治集团大都非常重视文献整理活动，为此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这就是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传统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通过“以经为首”的思想秩序来构建文献秩序，再通过这种文献秩序和思想秩序来为建构统治秩序服务，这就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蕴含的秩序建构逻辑。

　　关键词：文献整理,思想秩序,统治秩序,中国古代

　　一、文献秩序：秩序建构的表象

　　求得文献秩序固然是文献整理活动的直接目的。那么，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的目的是否仅仅是求得文献秩序呢？从文献分类和编目的技术性任务看，文献整理的目的似乎就是求得文献秩序。一些学者也是如此言说的，如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在评论《七略》时认为，“书籍既多，部别不分则寻求不易；学科既多，门类不明则研究为难。故汇集各书之叙录，以学术之歧异而分别部类，既可准其论次而安排书籍，以便寻检，又可综合研究而辨章学术”[1]（P49-50）。有的学者在总结论道、传道的基本载体，通过经典来体道、悟道，才能实现“内圣外王”的崇高志向。在这种志向的导引下，自然形成两种社会风气：以经取人和“文出于经”。以经取人，自汉武帝实行“四科取士”以来，“明经”成为选官用人的必考科目，虽然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未采用“明经”科目而是以“品第”取人，但随即被隋唐科举制所取代，自此至1905年废科举，“明经”一直是选官用人的必备条件。“文出于经”，其典型表现就是“引经据典”。对古代中国人来说，引经据典是人们考辩论理、作文赋诗必要的表现手法，甚至还是一些人明理善断、聪颖好学的表征。南宋李耆卿在《文章精义》中认为，六经“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议论，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对此概括地说：“战国之文，皆源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这些认识，其实都在提出一个无形的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答案就是：经学知识最有价值。1这说明，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的宗旨不在于文献秩序，而在于“明道”，即通过文献分类活动，把统治阶级认可的“经义”（王道）凸显出来，使其法定化。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十九则说得非常明确：“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

　　那么，为什么必须遵循“经→史→子→集”这种次第关系呢？对此，乾隆皇帝有一段精彩比喻：“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7]（P17）乾隆皇帝的这段话，明确了“经→史→子→集”这种次第结构的内在逻辑。这种“经→史→子→集”次第结构，其实就是中国古人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问题的明确回答。这说明，“斯宾塞问题”在中国古人那里早有定论，只不过中国古人认为“首重者经”而非科学知识。

　　2.类书中的“天→地→人→事→物”次序结构

　　类书是通过“辑录”或“撮述”的编纂方法，将多种相关文献中的内容分门别类地加以组织而成的一种文献类型。“分门别类”就需要设类目，且按照一定次序形成类目体系。中国古代类书编纂传统源远流长2，形成与西方百科全书体例不大相同的类目设置体例，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类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百科全书。自唐初纂修《艺文类聚》以来，中国古代类书的类目体例基本定型为“天→地→人→事→物”次第格局。3这种次第格局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对“天—地—人”（所谓“三才”）三者关系赋予特定的秩序意义紧密相关。

　　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说：“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从“天、地、人”关系中推出万事万物之本，就形成了“天→地→人→事→物”序列，而这正是《艺文类聚》辑录资料的编排顺序。陈鼓应认为，“三才说”源于《老子》二十五章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先秦道家天地人一体观的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8]（P179）。

　　那么，《艺文类聚》为什么把“物”这个大类排列在最后呢？葛兆光认为，《艺文类聚》中的“物”对应于“自然世界中的各种具体知识”，而这些知识在古代中国传统中往往被认为是“多识草木虫鱼鸟兽之名”的枝梢末节或“奇技淫巧”类东西，所以《艺文类聚》把“物”放在最后，以示其“不雅”地位。[9]（P457）其实，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把物理原理及其应用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观念极为普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余嘉锡说：“小序之体，所以辨章学术之得失也。”[14]（P56）这种“序”文为编撰者发挥主观“赋义”（即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之能事提供了有效空间。如《隋书·经籍志》总序云：“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前一段话，表达一般意义上的经籍的功用，后一段话则表达了编纂者的一个重要价值判断，即把儒家经典、方技数术、诸子之言的功用归结为“为治之具”。又如《汉志·艺文略》总序云：“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此学者之大患也。”在这段话中，班固委婉地批评了两汉时期今文经学者们“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的乱发义理、牵强附会、主观臆断之“学者之大患”。这是通过作“序”来表达作者价值取向的极好例证。

　　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子部总序中，总纂官纪昀通过说明子部各类的排序逻辑，表达了《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者的价值取向。该序言指出，“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榖，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故次以艺术。……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粹，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难言也，归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裨官所述，其事末矣……故次以小说家。……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这里，纪昀共用了十二个“次以”说明了子部各家文献的意义递减次序，足见其用心良苦。在上引子部“序”言中，从“儒家尚矣”到最后“释家、道家终焉”，实际上就是对各家文献之伦理教化价值的递减次序的界定，同时也是编纂者所代表的统治阶级价值取向的逻辑阐明。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始终贯穿着一根“红线”，这一红线就是儒家伦理教化观念。文献整理活动中的立类及其次序安排，皆以其伦理教化价值的大小或轻重来选择和布局。儒家士人一以贯之地坚持伦理教化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其“三纲五常”之思想秩序。如果说，文献秩序只是一种“物”的秩序，那么，思想秩序则是一种“心”的秩序。然而，儒家士人“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和“内圣外王”的人生追求，致使他们所极力宣扬的思想秩序观念，很容易被统治者所“收容”，最终为统治秩序服务。

　　三、统治秩序：秩序建构的最终目标

　　任何统治行为都需要被统治者思想的统一性或同质性，因为被统治者思想的统一性或同质性是统治合法性的根本来源。所以，任何统治者都需要建构一种思想秩序，以保证其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对于建立儒家思想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大都非常重视文献整理活动，为此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这也是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传统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那么，古代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等文献整理活动是如何体现为统治秩序服务的使命的呢？或者说，通过文献整理活动来建构统治秩序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呢？以下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1.总结经验——学习机制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个朝代都在建立之初总结前朝覆灭的经验教训，以助巩固本朝政权。总结历史经验，无法通过“亲身经历”的途径去体会，而只能通过相关言传或文献阅读来思考和体悟。这种阅读和思考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当然，这种学习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同时还要满足学习者增长知识、拓宽视野、陶冶情操的需要。这时，为了提高学习的效率和质量，专门编纂相关书籍供皇帝和其他人阅读是极其必要的。古代史书和类书的编纂活动就是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

　　唐开国之初，帝王及其周围的臣僚们非常重视总结前朝（隋朝）短命而亡的教训。据《旧唐书》记载，当时的秘书丞令狐德棻就向高祖李渊建议修史：“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李渊回应说：“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这说明李渊肯定了史书鉴往知来的社会作用。于是，仅唐代就修有《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武德五年（622年），欧阳询、令狐德棻、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成书100卷，武德七年（624年）奏上。《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合称“唐代四大类书”。

　　宋代开朝皇帝赵匡胤虽是武人出身，却十分喜欢读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周世宗曾经不解地问他：“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他的回答是：“……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15]（P171）当然，作为皇帝，他们读书的目的决不仅仅局限于“增智虑”，而是要从中吸取历代统治者成败得失的经验和教训。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宋太宗）继位后，对近臣说：“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15]（P528）又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15]（P571）可见，两位兄弟皇帝的读书目的主要在于学习“为治之道”。宋太宗为此下诏李昉、扈蒙、徐铉、张洎等儒臣编纂宋代四大类书中的前三种：史类类书一千卷，书名《太平总类》；文章类类书一千卷，书名《文苑英华》；小说类类书一千卷，书名《太平广记》。在这三部类书中，宋太宗最喜欢《太平总类》，他“日览三卷”，用一年的时间读完全书，故改书名为《太平御览》。到了明代，朱棣篡夺帝位，被方孝孺等士大夫们视为“大逆不道”。在这关键时刻，朱棣想到继承太祖编修一部大型类书的未竟之业。于是就在即位当年（1403年）七月，下令编纂《永乐大典》（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这样，一方面可以把士人集中起来，消弭朝野间的抗拒力量，达到笼络士人的目的；另一方面还可以炫耀文治，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对此有学者评论说：“明成祖朱棣在1402年篡夺了他的侄儿对明王朝的统治权，恐怕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服，为了笼络他们，便在1403年（永乐元年）开始了《永乐大典》的纂修工作。由于他想广泛地进行笼络知识分子并夸耀文治，所以他对于这一纂修的内容，企图越丰富越好，卷帙的数目越能超越前人越好。”[16]在中国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或政治动荡之后，官方例有编撰类书之举……类书往往成为历代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工具，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17]（P469）。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中国历代当权者热衷于史书、类书的编纂，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学习“为治之道”。反过来说，学习“为治之道”的需要，导致了编纂史书、类书事业的兴盛。

　　2.宣扬“文治”——文化机制

　　北宋史学家宋敏求在《唐大诏令集》中引唐高祖言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博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唐太宗李世民在给大臣萧德言的信中说：“自隋季版荡，庠序无闻，儒道坠泥途，《诗》《书》填坑穽。眷言坟典，每用伤怀。顷年已来，天下无事，方欲建礼作乐，偃武修文。卿年齿已衰，教将何恃！所冀才德犹茂，卧振高风，使济南伏生，重在于兹日；关西孔子，故显于当今。令问令望，何其美也！”[18]（P4952-4953）这说明，唐高祖、唐太宗开始重视“敦本息末”、“偃武修文”、“行先王之典训”之“文治”的重要意义。

　　熟谙“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道理的历代君臣们，在武力征讨天下取得胜利后，必然认识到文治的重要性，故欧阳修等人认为，“武为救世砭剂，文其膏粱欤！乱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损而进砭剂，其伤多矣！然则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盗，圣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莫若儒”[19]（P5637）。明成祖朱棣为修《永乐大典》，命人“四出购求遗书”，并吩咐“书籍不可较价，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朱棣编纂《永乐大典》，在全国搜购图书且不计价格，俨然一位爱文、崇文、欲大兴文治之君主，与以武力夺取皇位的朱棣相比判若两人。

　　另外，历代朝廷大兴编纂类书活动彰显文治，在客观上产生了笼络或收编知识分子，进而削弱其反思和反抗的意志的作用。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后录》卷一中说：“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宋末元初学者刘埙在《隐居通议》一书中指出，“宋初编《文苑英华》之类，尤不足采。……其降臣聚朝多怀旧者，虑其或有异志，故皆位之馆阁，厚其爵禄，使编幕群书，如《太平御览》、《广记》、《英华》诸书，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文字间，世以为深得老英雄法，推为长策”。现代学者张涤华亦赞同刘埙的观点，他写道：“宋初削平诸僭，降臣聚朝，虑其才无所施，或怀怨望，于是丰其廪饩，使撰不急之书，困老英雄，允推长策。然则当时类书之盛，非特缘于学术风气，抑且有政治作用推移其间矣。……历代君主牢笼人才之法，大率如是，又不仅有宋为然矣。”[20]（P69）明代学者李晔在《紫桃轩又缀》卷二中说：“《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号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余年而就，亦所以耗磨逊国诸儒不平之气。”中国历史上修类书最多的皇帝是康熙。先修200卷的大类书《渊鉴类函》，修这部书设了4个总裁官，46个分纂官，15个校勘官，67个校录官，4个收掌官，共130多人。此书未修完，又接着修《佩文韵府》、《佩文韵府拾遗》、《骈字类编》、《子史精华》、《分类字锦》等。在此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参加到修书队伍中来，如王士禛、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何焯、王兰生等一大批具有显赫身份的知识分子都参与过编纂类书。让大批知识分子参与到繁重的类书编纂活动中来，“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文字间”，这种文治方法确实比文字狱方法“高明”多了。

　　用历史的眼光看，文治当然要比“武治”文明得多。但是，如果文治成为“文化专政”的代名词，那么，文治的历史进步意义就会一落千丈，反而成为历史进步的阻碍力量。所以，中国古代所谓“文治”背景下的文献整理活动，始终未能摆脱为统治阶级构建文化秩序服务的命运。

　　3.排除异己——排斥机制

　　纵观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的历史，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文献分类、文献目录和类书编纂活动在方法论上都始终贯穿着一种选择机制——选择符合统治集团伦理教化标准的类目名称、类目次序、收录原则、评价原则等。而那种真正贯彻“述而不作”原则的分类、目录、类书少之又少。有选择必然会同时产生“不被选择”的被排除者，所以，选择和排除是共生共存的“孪生体”。那么，在文献整理活动中，选择和排除的对象是什么呢？毋庸置疑，选择的对象是“同己”，排除的对象是“异己”。而判断是“同己”还是“异己”的标准就是统治集团的伦理教化旨趣，或者说是统治集团的统治秩序需要。

　　在类目体例安排上，给“经”以首要地位，选择“经”为纲，而其他为目。在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中，“以经为首”的原则成为自汉代《七略》至清代《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延绵两千多年不易的“永制”。

　　在类目次序安排上，以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伦理纲常为标准来选择性地安排其次第。这一点在上文中已有论述，这里再引述一段葛兆光的话作为补叙。葛兆光在谈到《艺文类聚》类目安排以及内容的取舍时说：“‘圣、贤、忠、孝、德、让、智’的排列次第暗示了基本道德的构成和伦理等秩的先后，对各种行为的褒贬与评骘，则表达了社会集体意识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那种社会秩序优先于个人自由、社会价值高于个人成就、他人评价优先于自我感觉的观念，不仅在古代中国由来已久，而且在这部类书的分类里也表现得相当清楚。”[9]（P457）在收录原则和评价原则上，以统治集团的善恶标准来决定去取并给予价值评价。宋真宗针对编纂《册府元龟》下诏曰：“今所修君臣事迹尤宜区别善恶，有前代褒贬不当者，宜析理论之，以资世教。”[15]（P1452）后又强调“朕与此书，非独听政之暇，资于阅览，亦乃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有所鉴诫”。上文所引《四库全书总目》凡例第十七则所云“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狭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典型地说明了“纳同己，斥异己”的选择标准。更为明显的是，在编纂《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时还专门制定有《四库馆办违碍书籍条款》。该条款第八款规定，“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语句乖戾者，俱应酌量改正”。对此，鲁迅讽刺说：“‘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敌夷’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面，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21]（P146）鲁迅的这段话虽非学术评断语，却也揭示了清朝统治者敏感于“种族思想”的心态。可见，那些宣传民族思想的“违碍书籍”是不可能不加“改正”而入选《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之收录范围的。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并不是一种自主性活动，而是一种如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Foucault）所说的“话语事件”（discursiveevents）。这种话语事件必须在一定的规限之下展开，“排斥”（exclusion）就是话语规限方式之一。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不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谈论任何东西，亦即在特定的场域（field）中，人们能谈论什么，不能谈论什么，这些都是被给定了的。话语（discurse）是一种展现秩序的符号系统，因而，作为话语事件的古代文献整理活动必须用“纳同己，斥异己”的排斥机制来保证话语秩序（即权力秩序）。

　　结论

　　清人章学诚把中国古代编纂文献分类目录的要旨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古代无数学人为这种考辨事业倾注了无穷的心血，由此形成了贯穿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始终的一种独特“学统”——求得文献秩序所必须遵循的学术准则。然而，这种“学统”并不是自主和自足的，因为它还要遵循伦理教化的“道统”准则，即以儒家伦理纲常为准绳来整理文献。所以，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所产生的文献秩序实际上是一种伦理价值秩序——思想秩序。那么，这种思想秩序是自治和自足的吗？也不是，因为这种思想秩序还要接受“治统”的规限，即以维护统治集团的权力秩序为目标来整理文献。在这一连环序列中，“学统”受限于“道统”，而“道统”又被“治统”所规限。关于“道统”和“治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中有言：“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显然，在古代中国，无论“学统”和“道统”多么重要，都不允许从根本上颠覆“治统”的威权地位。当然，一些仁人志士以自己的“学统”和“道统”意志不屈不挠地反抗“治统”的威权地位，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壮曲目，但每一次抗争都必然遭到统治者的严酷镇压，其中既有公开的血腥镇压，也有隐蔽的“文治”性销蚀或消磨。中国古代统治集团利用文献整理活动来建构统治秩序，其隐蔽性和“文明性”可谓巧妙之极。“当你在你的公民头脑中建立起这种观念锁链时，你就能够自豪地指导他们，成为他们的主人。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正是在这种稳健的理智基点上，他紧紧地把握着锁链的终端。这种联系是更牢固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成的，而且我们相信它是我们自愿的结果。绝望和时间能够销蚀钢铁的镣铐，但却无力破坏思想的习惯性结合，而只能使之变得更紧密。最坚固的帝国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建立在大脑的软纤维组织上。”[22]（P113）《隋书·经籍志》在解释“经籍”时认为，“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黻黼，皆为治之具也”。如果说，经籍的功用在于“所以治国”、“为治之具”，那么，始终坚持“以经为首”原则的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自然也摆脱不掉“为治之具”的宿命。总而言之，通过“以经为首”的思想秩序来构建文献秩序，再通过这种文献秩序和思想秩序来为建构统治秩序服务，这就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蕴含的秩序建构逻辑。

　　参考文献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何忠礼，郑瑾.略论宋代类书大盛的原因[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3]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7]弘历.文源阁记[A].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C].北京：中华书局，1982.

　　[8]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1996.

　　[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0]傅荣贤.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学研究[M].台北：学生书局，1999.

　　[11]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M].上海：上海书店，1937.

　　[12]王重民.论《四库全书总目》[A].李万健，赖茂生.目录学论文选[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13]杜定友.校雠新义，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30.

　　[14]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长沙：岳麓书社，2009.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王重民.《永乐大典》的编纂及其价值[J].社会科学战线，1980，（2）.

　　[17]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18]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yueqikan.com/shehuixuelw/342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