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论文范文中国成年人软饮料消费与公共健康

　　很多专家会针对国家人们生活的一些指标做统计，肥胖统计也是很多健康学专家研究的一个方向。本文是一篇统计学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中国成年人软饮料消费与公共健康。
　　〔摘要〕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中的数据，研究软饮料对中国成年人身体质量指数(BMI)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饮用软饮料对成年人BMI值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同饮用频率对成年人BMI值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饮用软饮料对女性及18―35岁成年人的BMI值正向影响更大，减少饮用频率能够有效降低对BMI值的正向影响;消费理性成瘾特性的引入极大提高了模型解释力，消费理性成瘾特性越强，饮用软饮料对成年人BMI值正向影响越大。最后，本文提出了改善公共健康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软饮料,身体质量指数,公共健康,消费理性成瘾

　　一、引言

　　肥胖已成为全球十大公共健康问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公布的数字显示，全球1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16亿人超重，其中，至少4亿人肥胖，预计到2015年全球超重人数将达到23亿人，其中，肥胖人数将增加至7亿人。Wang等 [1 ]研究表明，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计算，中国1992―2002年成年人超重和肥胖增长了72%，按中国标准计算增长了99%。Chen [2 ]进一步指出，中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1992―2002年成年人超重和肥胖分别增加407%和972%。可见，中国人超重和肥胖增长速度惊人。武阳丰等 [3 ]研究表明，2005年全球近1/5的超重者或肥胖者是中国人。超重和肥胖的持续发展会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结肠癌等疾病 [4 ]。不仅如此，超重和肥胖所引发的疾病直接增加了国家和家庭的经济负担。2003年中国超重和肥胖导致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等疾病的直接经济负担高达2111亿元，占2003年国家医疗总费用的37% [5 ]。

　　2009年9月，奥巴马为控制美国日益严重的肥胖问题公开表示正在考虑对汽水征收“罪恶税(sin tax)”。2011年，法国政府欲从2012年开始对含糖软饮料征收“特别税(special tax)”，以引导和控制公众健康水平。但是，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穆泰康在2009年发表声明称，十年来美国肥胖症虽然增多，但常规软饮料的消费已经下降，而且软饮料对热量摄入的贡献很小，因而软饮料不是美国肥胖症增加的主要原因。对软饮料过度消费不利影响的担忧，已经引起各学科，尤其是医学及健康经济学领域对软饮料消费、公共健康及政府行为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

　　在医学领域，对软饮料和公共健康的研究主要以追踪实验为主。Bes-Rastrollo等 [6 ]通过跟踪调查11 654名9―14岁的儿童发现，不论男女，软饮料饮用量和BMI值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chulze等 [7 ]在跟踪调查51 603名成年女性后发现，体重增加最多的女性是从之前每周不饮用含糖软饮料增加到每天都饮用，而体重增加最少的是从每天都饮用含糖饮料减少到每周饮用。可见，公共健康与软饮料消费频率密切相关。

　　经济学领域主要从软饮料产品特性及消费特性进行研究。Lopez和Fantuzzi [8 ]通过研究软饮料产品和消费者异质性发现消费者对软饮料品牌具有忠诚度，并通过反事实实验(counterfactual experiments)证明，对软饮料征税能够显著降低软饮料消费量，但征税对降低肥胖率的影响不显著。然而，Lopez和Fantuzzi的研究对软饮料消费量与肥胖关系的讨论存在不足：对于两者关系的讨论只是从软饮料所含热量角度说明其对BMI值的贡献，认为减少软饮料消费所带来的热量减少不足以使BMI值显著下降。食物摄入对BMI值的影响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因而仅从食物所含热量的角度分析其对BMI值的影响具有片面性。

　　Richards等 [9 ]从另外一个角度――消费者的软饮料消费特性入手，用美国消费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消费者对特定营养素，特别是软饮料，具有理性成瘾特性，这可能是导致美国肥胖率不断上升的一个原因，并且认为对不健康营养素进行价格调控能够有效改善消费行为从而减少肥胖的发生。同样，刘晓鸥和孙圣民 [10 ]通过理论建模指出，消费理性成瘾特性是消费者过度消费软饮料等垃圾食品的经济学原因。但是，其利用美国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以税收为代表的价格手段不能有效调节软饮料消费量，因而他们认为应通过改变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从而减少不健康食品对身体的损害。这两份研究从软饮料消费特性视角为政府提供了提高公共健康水平的政策指导但是，软饮料消费与公共健康之间关系的分析仍略显不足。

　　综上所述，医学领域通过追踪实验的研究方法得出软饮料消费及消费频率与公共健康之间关系，而经济学领域通过分析软饮料产品特性和消费特性，得出采取适当的政府行为能够改善公共健康。但是经济学领域关于软饮料消费与公共健康之间关系的讨论仅基于医学研究 [6-7 ]或统计分析 [11 ]，甚至是主观上的判断，缺乏来自规范的经验证据。换言之，在经济学领域关于软饮料消费、公共健康与政府行为之间关系的讨论只构建了软饮料消费特性与政府行为之间的框架，而没有讨论软饮料消费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用规范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讨论软饮料消费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协调、融合经济学和医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且能够为后续的经济学研究提供重要经验证据。

　　本文以Chou等 [12 ]、Currie等 [13 ]及刘晓鸥和孙圣民 [10 ]的研究为基础，运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中的数据，分析软饮料消费对成年人BMI值的影响，为成年人减肥、改善公共健康的政府行为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议。与现有研究比较，本文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软饮料消费与成年人BMI值之间的关系，为讨论税收等政府行为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提供了有力证据;其次，在消费软饮料基础上讨论软饮料饮用频率对成年人BMI值的差异化影响，使软饮料消费对成年人BMI值影响的研究更加深入;再次，运用2006中国成年人数据，将研究对象由国外转入国内，为讨论中国的软饮料相关政策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和经验证据。 　　二、数据和模型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本文数据来自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以Chou等 [12 ]和Currie等 [13 ]对肥胖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基础，并严格从能量摄入和能量消耗的角度选取变量，最终选取如下变量研究软饮料对中国成年人肥胖问题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为BMI，该指数是国际上衡量肥胖的通用指标，以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求得。解释变量包括三大类：第一类为解释变量，包括饮用软饮料和饮用软饮料频率;第二类为主观偏好变量，包括软饮偏好和体育运动偏好;第三类为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工作、参加体育运动、婚姻状况和最高受教育程度等。具体说明与赋值如表1所示。

　　表1变量说明与赋值

　　变量名称数据描述

　　被解释变量BMI1105―52603

　　解释变量

　　饮用软饮料否(0)，是(1)，不知道(9)

　　饮用软饮料频率每天都喝(1)每周3―4次(2)每周1―2次(3)每月1―2次(4)每月≤1次(5)不知道(9)

　　主观偏好变量

　　软饮偏好非常讨厌(1)讨厌(2)一般(3)喜爱(4)非常喜爱(5)不知道(9)

　　体育运动偏好非常讨厌(1)讨厌(2)一般(3)喜爱(4)非常喜爱(5)不知道(9)

　　控制变量

　　年龄18―89岁

　　性别男性(1)，女性(2)

　　居住地城镇(1)，农村(2)

　　工作否(0)，是(1)

　　参加体育运动否(0)，是(1)，不知道(9)

　　婚姻状况未婚(1)在婚(2)离婚(3)丧偶(4)分居(5)不知道(9)

　　最高受教育程度小学(1)初中(2)高中(3)技校(4)大专及本科(5)硕士及以上(6)不知道(9)

　　注：括号中数字为变量在该情况下的赋值。

　　(二)数据处理

　　为使数据符合计量模型对数据的要求，本文对原始数据做如下处理：

　　首先，剔除无效问卷。由于部分问卷存在填写错误或一些关键问题没有回答的无效问卷。如表1中，BMI值分布十分广泛，但通过对数据库中相关样本进一步分析发现，BMI指标小于12或大于40的样本所对应的体重或身高存在填写错误，本文删除了这些错误的样本86个。同时，调查问卷中受访者对重要问题的回答为“不知道”，存在这一问题的样本共有2 861个，极大地影响了最终的估计结果。因此，本文也删除了这一部分无效问卷。

　　其次，将最高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饮用软饮料频率转换为虚拟变量。由于“最高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饮用软饮料频率”这三个变量在数据库中以多分类变量的形式存在，这些变量的数值并不代表实际差距。因此，要将这些多分类变量进行虚拟变量设置，使每个虚拟变量代表其级别间的差异，其基准变量分别为专科及以上学历、已婚

　　本文在对婚姻状况处理时，将分居样本点(21个)纳入在婚中，同时将在婚变为已婚。《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中的在婚表示婚姻关系的存在，而在中国《婚姻登记条例》中对婚姻的归类并没有在婚这一类，通常表示事实婚姻存在的状态为已婚。和不饮用软饮料。其中，饮用软饮料频率是在饮用软饮料答案为1(即饮用)基础上进行更细致的调查。

　　最后，年龄分段处理，具体为18―35岁(包括35岁)、35―50岁(包括50岁)、50―65岁(包括65岁)及65岁以上，然后对其进行了虚拟变量设置，基准变量为50―65岁(包括65)。本文将代表女性和农村的数值2变为数值0，男性和城镇仍为原始数值1，经过这样处理，性别和居住地变为了虚拟变量。对软饮偏好和体育运动偏好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将软饮偏好和体育运动偏好这两种偏好定义为该问题的答案所赋值除以5。

　　(三)数据描述

　　表2给出了本文所使用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主观偏好变量中软饮偏好共4 700个样本，体育运动偏好共2 807个样本，控制变量中参加体育运动(不参加)共6 158个样本，其他变量的样本数均为6 226个。

　　BMI均值为2324，标准差为339，接近国际和中国肥胖标准的正常指数25和24，平均来说，2006年中国成年受访者BMI值属于正常水平。

　　饮用软饮料均值为025，小于050，平均来说，受访者实际生活中偏向于不饮用软饮料。软饮偏好均值为054，平均来说，受访者主观上比较喜欢饮用软饮料。本文选取软饮偏好代表消费者对软饮料的理性成瘾特性。这样选择的原因在于理性成瘾是指消费者喜欢消费该商品，但不是病理上的痴迷，仍具有效用最大化的消费特性。本文选用的数据库中，软饮偏好表达了受访者对软饮料的喜爱程度，并且每一位受访者都是理性的成年人，具有效用最大化的消费特性。因此，本文选择软饮偏好作为衡量消费理性成瘾特性的变量。

　　经过对软饮偏好变量的标准化处理之后，020―1表示消费者对软饮料理性成瘾特性越来越强。通过软饮偏好均值可以看出，2006年中国成年人对软饮料消费具有较强的理性成瘾特性。

　　(四)模型设计

　　为明确分析饮用软饮料是否会对成年人的健康产生影响，本文构建了以BMI值为被解释变量、饮用软饮料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方程(1)。此外，本文用软饮偏好作为衡量软饮料消费理性成瘾的衡量指标，而软饮偏好的引入是否显著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为说明这一问题，本文构建了方程(2)进行模型嵌套检验。

　　BMIi=β0+β1S1i+β2S2i+β3P3i+β4V4i+β5X+εi (1)

　　BMIi=β0+β1S1i+β2S2i+β3V4i+β4X+εi(2)

　　其中，S1i为饮用软饮料，S2i为参加体育运动，S1i、S2i均为虚拟变量，其基准变量分别为不饮用软饮料、不参加体育运动。P3i为软饮偏好，V4i为体育运动偏好，X为向量，包含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最高教育程度、参加工作和居住地等人口统计信息。β0为常数项，εi为残差项。 　　对比方程(1)和方程(2)可以看出，方程(2)嵌套在方程(1)中，方程(2)中除不包括变量P3i之外，其他变量均与方程(1)相同。通过对方程(2)进行嵌套模型检验，可以判断出软饮偏好变量的引入是否显著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

　　本文用饮用软饮料频率替换是否饮用软饮料构建了方程(3)，进一步分析不同饮用软饮料频率对成年人BMI值的影响。由于消费者异质性，每个人饮用软饮料频率不同，本文要讨论的是，如果不同饮用软饮料频率对成年人BMI值有不同的影响，那么是否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政府行为改变消费者的饮用频率进而达到减少肥胖或超重的目的?

　　BMIi=β0+β1Fji+β2S2i+β3P3i+β4V4i+β5X+εi (3)

　　其中，Fji为虚拟变量饮用软饮料频率，基准变量为不饮用软饮料，具体为F1i、F2i、F3i、F4i、F5i分别表示每天都饮用、每周饮用3―4次、每周饮用1―2次、每月饮用1―2次和每月饮用不超过1次，S2i为参加体育运动，P3i为软饮偏好，V4i为体育运动偏好，X为向量，包含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最高教育程度、参加工作和居住地等人口统计信息。β0为常数项，εi为残差项。

　　事实上，成年人并不是单独饮用软饮料或参加体育运动，更多的情况是既饮用软饮料又参加体育运动。因此，本文在方程(1)的基础上构建包含饮用软饮料与参加体育运动交叉项的方程(4)。

　　BMIi=β0+β1S1i+β2S2i+β3P3i+β4V4i+β5X+β6S1i×S2i+εi(4)

　　其中，S1i为饮用软饮料，S2i为参加体育运动，S1i、S2i均为虚拟变量，其基准变量分别为不饮用软饮料、不参加体育运动。P3i为软饮偏好，V4i为体育运动偏好，X为向量，包含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最高教育程度、参加工作和居住地等人口统计信息，S1i×S2i为饮用软饮料与参加体育运动的交叉项。β0为常数项，εi为残差项。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方程(1)―(4)分别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拉姆齐设定误差检验和怀特异方差检验，得出方程(1)―(4)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设定误差，而方程(1)、方程(2)和方程(4)在5%水平下存在异方差;方程(3)则在10%水平下存在异方差。因此，本文对所有方程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一)饮用软饮料及饮用软饮料频率对BMI值的影响

　　在模型设定部分，方程(1)与方程(3)的构建分别研究饮用软饮料及饮用软饮料频率对BMI值的影响，方程(1)及方程(3)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统计量。下同。

　　从方程(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饮用软饮料成年人的BMI值要比不饮用软饮料成年人的BMI值高066，说明饮用软饮料确实对BMI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许多医学研究的结论吻合 [6 ]。从方程(3)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饮用软饮料频率对BMI值的影响要比饮用软饮料对BMI值的影响更复杂。当饮用软饮料频率超过每周3―4次时，饮用软饮料才对BMI值产生显著为正的影响，且影响数值较大，为283;当饮用软饮料频率低于(包括)每周3―4次时，饮用软饮料对BMI值的影响显著为负，即饮用软饮料频率对成年人BMI值的影响以每周3―4次为临界点。本文对饮用软饮料频率的研究表明，不同饮用软饮料频率对成年人BMI值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Schulze等 [7 ]的医学研究结果相近。

　　通过对方程(3)饮用软饮料频率的讨论，可以为改善公共健康的政府行为提供重要政策建议。Lopez和Fantuzzi [8 ]及Richards等 [9 ]研究表明，软饮料的消费理性成瘾特性使以税收为主的价格政策能够显著降低软饮料消费量，本文通过规范的计量分析得出软饮料消费量的减少能够显著影响成年人的BMI值。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对软饮料消费量的控制有效提高公共健康水平。

　　(二)饮用软饮料及饮用软饮料频率对不同人群的影响

　　由于不同人群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将具体分析不同人群饮用软饮料及饮用软饮料频率对BMI值的影响。在方程(1)和方程(3)的基础上，通过限定不同条件，分析不同人群饮用软饮料及饮用软饮料频率对BMI值的影响。表4中给出饮用软饮料对男、女及不同年龄段成年人BMI值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饮用软饮料对男、女BMI值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对女性的正向影响大于男性;饮用软饮料对18―35岁成年人BMI值正向影响最大，对35―50岁及50―65岁成年人BMI值的正向影响较小，而对65岁以上成年人BMI值正向影响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饮用软饮料对女性的正向影响大于男性，对年轻人的正向影响最大，对老年人的正向影响不显著。

　　表5给出饮用软饮料频率对男、女及不同年龄段成年人BMI值的贡献，可以看出饮用软饮料频率对男、女BMI值及不同年龄段的影响均呈现出巨大差异。从性别角度来说，饮用软饮频率低于每周3―4次的女性，饮用软饮料对BMI值影响均显著为负，

　　由于多重共线性原因，每天都饮用软饮料对BMI值的影响在回归中被自动剔除。而不论饮用软饮料频率如何，饮用软饮料对男性BMI值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天都饮用软饮料对男性BMI值的正向影响最大，即当饮用软饮料频率低于每天都饮用时，饮用软饮料对男性BMI值的正向影响显著减小。尽管从性别上来看，饮用软饮料频率对男、女BMI值的影响出现巨大的不同，但仍可以肯定的是，降低饮用软饮料频率有利于改善公众健康。从不同年龄段来看，18―35岁及35―50岁成年人以每周饮用3―4次为临界点，超过临界点时饮用软饮料对BMI值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低于临界点时饮用软饮料对BMI值的影响为负。而50―65岁及65岁成年人由于样本过少，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特征。

　　综上所述，将样本按照性别和年龄段细分之后，饮用软饮料对不同样本成年人BMI值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饮用软饮料频率对不同样本成年人BMI值影响较为复杂，但仍能够得到统一性的结论，当饮用软饮料频率低于(包括)每周饮用3―4次时，饮用软饮料对不同样本BMI值的影响均小于每天都饮用软饮料对BMI值的影响。将成年人以性别、年龄段划分为不同人群之后，仍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饮用软饮料能够显著增加成年人BMI值，并且减少饮用软饮料频率能够降低软饮料对BMI值的影响，即有利于改善公众健康。 　　(三)软饮偏好对成年人BMI值的影响及模型嵌套检验

　　软饮偏好代表了成年人对软饮料的消费理性成瘾特性，从表3各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非常喜欢软饮料成年人的BMI值要比非常不喜欢软饮料成年人的BMI值高，即对软饮料消费具有较强理性成瘾特性成年人的BMI值高于理性成瘾特性较弱的成年人。软饮偏好的估计结果表明，消费理性成瘾特性对BMI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那么，软饮偏好的引入是否有利于提高模型对BMI值影响因素的解释力?本文构建了方程(2)用以模型嵌套检验。

　　从模型设定中可以看出方程(2)嵌套在方程(1)中。当对方程(2)进行加权最小二乘估算后得到方程(2)拟合优度的卡方值为4 76461，小于方程(1)拟合优度的卡方值13 29293，因而可以初步判断，加入软饮偏好有利于解释影响BMI值的因素。而这种解释力的提高是否显著?本文进行了模型嵌套检验，可以判断方程(1)显著优于方程(2)，且方程(1)的拟合优度远远高于方程(2)。因此，软饮偏好的引入有利于显著提高BMI值影响因素的解释力，这也证明了消费理性成瘾特性是研究软饮料消费与公共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

　　(四)控制软饮料摄入量还是加强体育锻炼?

　　在减肥中人们关于究竟是“迈开腿”还是“管住嘴”争论不休，本文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变量选择时，本文从能量摄入与能量消耗角度选取了饮用软饮料和参加体育运动变量，在同一方程中通过比较饮用软饮料系数和参加体育运动系数可以推断饮用软饮料和参加体育运动对成年人BMI值的差别贡献。从表3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饮用软饮料对成年人BMI值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参加体育运动对成年人BMI值有显著负向影响。从方程(1)和方程(4)可以看出，参加体育运动对BMI值的负向影响大于饮用软饮料对BMI值的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方程(4)讨论的对象是既饮用软饮料又参加体育运动的成年人。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可以为现实生活做指导――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对减肥的影响大于控制饮用软饮料对减肥的影响。

　　然而，通过对比方程(3)中的每天都饮用软饮料变量系数(283)与参加体育运动变量系数(-012)，每天都饮用软饮料对BMI值的正向影响大于参加体育运动对BMI值的负向影响。方程(3)得到的结论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使用每天饮用软饮料系数与参加体育运动变量相比，比较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方程(3)中研究的对象为经常消费软饮料的成年人，因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对于经常消费软饮料(每周饮用软饮料超过3―4次)的成年人而言，在进行减肥时控制软饮料的饮用要比参加体育运动更重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中的数据，通过计量方法分析软饮料对中国成年人BMI值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首先，饮用软饮料会显著提高成年人的BMI值;不同饮用软饮料频率对成年人BMI值有不同的影响，且以每周饮用3―4次为临界点，高于临界点时饮用软饮料对BMI值产生显著为正的影响，低于临界点时饮用软饮料对BMI值的影响为负。简言之，饮用软饮料对BMI值有正向影响，降低软饮料消费量能够有效改善公共健康。其次，将样本按照性别、年龄细分之后得到，饮用软饮料对女性BMI值的正向影响大于对男性的正向影响;饮用软饮料对年轻人BMI值的正向影响最大，对老年人BMI值的正向影响最小;而对不同饮用软饮料频率的分析表明，不论年龄和性别的差别，减少饮用软饮料频率能够降低饮用软饮料对BMI值的影响。最后，本文运用软饮偏好作为衡量消费理性成瘾特性的指标，通过模型的嵌套检验发现软饮偏好的引入显著提高了模型解释力，且实证分析表明消费理性成瘾特性越强对成年人BMI值的正向影响越大。

　　本文对中国成年人控制体重的建议如下：对于经常饮用软饮料的成年人而言，在进行减肥时控制软饮料的摄入量要比参加体育运动更重要;而对一般人而言，包括既饮用软饮料又参加体育运动的成年人，相比控制饮用软饮料，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的减肥方式更有效。

　　本文对政府提高公共健康水平的政策建议如下：首先，对所有软饮料产品征税。中国软饮料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政府没有加以控制，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做法，对软饮料进行征税以减少软饮料消费从而改善公共健康。墨西哥在对软饮料征税仅仅过了八个月之后，软饮料消费量已经明显降低。应强调的是，为避免替代效应出现，应该对所有软饮料产品进行征税，使消费者选择其他非软饮料产品。其次，加强健康教育，改变消费行为。大多数消费者对软饮料所含能量及长期消费软饮料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认识不足，例如，一瓶可口可乐中糖分所含的能量需要跑步24分钟才能消耗。因此，要加强健康教育，积极宣传软饮料消费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使人们对软饮料消费有更深入了解，达到改变消费行为的目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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