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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智主义这一概念最早见于美国学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的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在书中作者反思了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政治和知识分子生存状况，批评了麦肯锡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压迫，初步提出了在美国社会普通大众中暗藏的对精英文化的反感和抵制，之后这一现象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为大众文化时代的受众分析提供了相当宝贵的思想理论成果。

　　【摘要】反智主义是上世纪在对大众文化研究中发现的一种思想倾向，但却很少在大众传播中作为对受众情态的考察而被研究。二者在研究范畴上，随着大众传播媒介权威的建立而在外延上趋向重合。本文从对反智主义的认识入手，探讨中国传播生态中反智主义的存在，并分析这种情态可能对传播效果和传播生态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反智主义,大众传播,传播生态

　　一、大众文化中的反智主义

　　1、反智主义的内涵

　　我国学者余英时在著作《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中对其做了这样的界定：反智识主义“并非是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领域”。“它可以分为两个相互干涉的部分，一是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①

　　现在对反智主义的普遍定义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从反智主义的诞生来看，这种思想情态，表现为一种隐藏性的文化取向，也标明了他偏向于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特性。

　　2、反智主义的表现

　　现在普遍认为，反智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针对的目标内容是变化的，是随着社会发展出现波动的矛盾的态度。其反对的内涵、反对的形式都是在随着社会发展和大众文化变动而变动的。从现阶段来讲，反智主义进化是对知识垄断阶层的抵制、自创个性知识的渴望以及对纯娱乐性信息的替代性需求。

　　反智主义因为不是一种成型的研究成果，也不是某一种思想流派，对其概念和内涵实际上存在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产生的分歧，它的历史感多于理论化。但就其思想的根源来看，智和智者本身，都是反智主义的矛头所指，因而被神化和被垄断的知识，被社会分层隔离出大众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反智主义反对的对象，而另一种并非直接的反对形态，就是由于对知识摒弃而产生的对娱乐的过度追求。

　　3、反智主义的根源

　　要了解反智主义的根源，首先应该对“知识”有足够的认识。

　　“知识”有别于一般的信息。现代往往把知识看作是“经验的固化”。而这些经验在固化过程中，往往有赖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参与和干预。与科学相应，知识总是某种程度上透露着与世俗生活有一定差距的隔阂，这就使得人们在生活中对知识的认识会与实践存在脱节，导致了对知识的轻视。而对知识价值的判断往往也由统治阶层的取向决定，因此人们对知识的抵制也来源于对专制的反感。此种层面的“反智”主要体现为对于“知识”谱系的合法性及其效用与后果的质疑、对于技术理性的否定和批判以及对于“人”的“本然”生存形态的追怀与歌颂。②

　　而知识分子与知识是紧密相连的，一方面知识分子缔造了知识并成为了知识的唯一解释人；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凭借知识这一因素，和普通民众拉开了差距。

　　因而反智主义的两个倾向，根本就是知识、以精英阶级和统治阶级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二者与普通民众的差距引起了大众的不满而造成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这样写道：“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幻、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③大众的流动过程打破了传统统一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形成了相对多元的审美价值理念和道德取向，这其中就蕴含了个性追求和反叛思想。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囊括所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大一统的思想体制必然在不同范围存在着不同的局限，这其中的差异就导致了对统一思想的反叛。当个性把矛头对准精英文化控制的统治思想，也就出现了对正统知识的挑战和抵制。

　　总体来说，反智主义是随着“大众”这个概念的诞生而诞生的。一方面知识的理论抽象性和统一垄断特质导致了其实际中的脱节而被轻视，这就导致了人们更关注能够满足一时感官刺激的信息；另一方面在这一群体中，作为大众文化中的人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平台发挥自己的斗争性和个性，对权威话语进行抗争和改造，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对自由的满足和快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凡是不能被大众理解的事物，都是他们表达自己个性，追求话语权转移的障碍。于是撇开精英文化中内容是崇高还是低俗，是理性还是迷信不谈，他们控制的“知识”就是追求平等交流大众的绊脚石。

　　二、大众传播范畴中的反智主义

　　在传播中，反智主义已经从单纯的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抵触演变为对信息传播霸权的抵制，它集中表现为对知识权威的抵制和叛逆，最浅层的反应，就是打破信息统治、对个性话语权的追求以及对娱乐消费的渴望。

　　1、大众传播中的“智”与“智者”

　　反智主义中的“智”与大众传播中的传播内容，在外延上存在着潜在的重合趋势。这种重合体现为，大众传播的内容经过了“把关人”和传播者的过滤，而这种对信息的选择，导致了信息的不完整和强迫输出，也就是说受众在大众传播中与信息源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且**拥有高度的信息统治权，因而受众接受的信息，与“智”的概念，存在着想同的生产机制。

　　同时，作为大众传播中的大众媒介，担任了传递信息的职责，也就扮演着“智者”的角色。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别，拉开了媒介与受众的距离，这就形成了反智主义中智者与平民的对立关系。

　　2、一种潜在的受众情态大众传播中的受众存在着被反智主义影响而进行传播活动的可能。人们抵触与现实脱节的纯理论性知识和被垄断的霸权信息，反之追寻能够满足当下需求和欲望的娱乐性内容。人们不再满足于仅获得被精英阶级控制和过滤的信息，转而更加相信自己从生活中得出的实际经验。这就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这种互联网式的沟通必将导致传播内容更加的多元和复杂；另一方面，人们对娱乐性信息的追求也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构建了这样一个全民狂欢的时代。

　　三、传播生态学视角下的反智主义

　　传播生态学讲求整体性，认为在传播生态中受众、信源、媒介和其他社会因子之间存在着紧密和联动的关系，这种关系下，传播因子之间互相作用互相适应，一个因子的变化将引起其他因子的调节应对，从而达到生态平衡，进而重塑整个传播生态的形态。所以在传播生态学关照下，受众的某种情态，将导致整个生态的变化：

　　1、信源权重的重新排序

　　由于对权威的排斥和鄙视，信源的权威性得到了根本上的质疑和重新审视。在反智主义影响下的媒介受众对信息源拥有特定的选择排序，原本占据权威性顶端的譬如官方、垄断媒体等发出的媒介信息遭到了质疑，不再作为受众进行信息源选择的首选，而来自反智者生活中的、其他反智者的信息则被优待，被认为是来源于生活和事实的信息内容。因而在网络时代，这种变化体现为互联网媒体如微博、网站等新媒体的权威性上升。首届中国传媒公信力论坛上发布的《转型期的中国传媒公信力》调查报告显示，新媒体公信力上升明显，这得益于网民对信息垄断的应对和反抗。

　　2、主流媒介影响力下降

　　大众传媒的媒介发展使得许多信息源自己成为信息的传播者，这就使得传播者的构成更加复杂和多元。打破了信息统治和独裁后的传播者们，可以自己选择传播方向、传播目标和传播方式。而媒介种类和数量呈现爆炸式的增长，也体现了反智主义下人们渴望多种信息来源渠道的意愿。

　　媒介的影响力主要由媒介覆盖力和内容影响力构成。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将因受众的质疑和其他媒介的冲击而面临挑战。受众对信息垄断的抗议和对过滤后的信息的怀疑降低了内容引导力，而来自社交网络和其他网络形态的媒体的市场竞争，也将削弱传统主流媒体的覆盖垄断。

　　3、传播内容变化

　　有关科学文化和一切从生活中抽离出来而远离生活的信息被反智者所唾弃，这就决定了大众传播媒介为了经济效益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譬如轻理论而重娱乐，将传播内容的语境平民化，将传播内容的形式民俗化，甚至将传播内容本身置于受众的需求之中而过度追求娱乐狂欢。传统的纸媒已经逐渐没落，转而投向更适宜于传播娱乐内容的电视媒体和网络，以满足人们对视觉、听觉的娱乐追求。这实际上是媒介放弃对社会知识的崇拜，对公众欲望的一种妥协。

　　四、反智主义作为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考量

　　1、对传播途径的审视

　　有别于传统的“皮下注射”理论，反智主义将对为达成某种传播效果而设定的传播行为设置更多的障碍，比如广告和公关活动，反智者将更难以通过大众传播改变自己的认识和态度。在接收到来自权威传播途径传播的信息时，这种质疑可能是对传播效果具有颠覆作用的。

　　2、拉大知识鸿沟

　　在价值判断上，反智主义是缺陷的，任何反对知识和人类进步文化的意识形态都应当被审视和警惕。新闻媒介总是系统地向某些人群传递信息，具有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又总是比其他人获得更多更好的信息，这种社会分层无法消除，知识鸿沟本身在我国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公众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导致的信息和知识差距日益拉大。

　　在这种前提下，反智主义的思潮无疑加剧了知识鸿沟的深度和宽度。一方面被剥离出普通生活的知识在受众的抵触心理下难以传递，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鄙视也彻底斩断了知识的桥梁，而娱乐化的信息消费又营造了一种安逸的假象。这些都使得原本抵触知识的社会群体在反智主义营造的假象世界里更加沉溺，从而陷入一个死循环。

　　参考文献

　　①余英时：《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②贺昌盛、孙玲玲、黄云霞、郑雪、王琴，《“反智主义”笔谈》[J].《当代文坛》，2009（3）

　　③卡尔·马克思：《资本论》[M].武汉出版社，201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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