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理论与实践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为标志，我国财政体制开始由生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试图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而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先后经受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第一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第二次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为了扩大内需和“保增长”，我国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并且在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力图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为经济增长增添新的活力。那么，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有何不同？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特别地，为了“保增长”，是否延缓了我国向公共财政转型的进程？显然，对此做一个比较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财政转型的方向。

　　摘要：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各省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各省区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有所不同：同前期相比，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为正效应，并且正效应明显变大；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为微弱的负效应；而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与之前相反，分别表现为不显著和显著的正效应。因此，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控制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继续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改善文教支出结构，从而提高其使用效率。

　　关键词：地方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面板数据模型

　　一、文献综述

　　关于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于政府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Barro（1990）[1]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对98个国家1970—1985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具有负效应。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2]在Barro（1990）[1]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依据单部门新古典增长模型，使用1970—1990年43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而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同样的回归方法应用于21个OECD国家时，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Colombier（2011）[3]以瑞士为例研究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用于交通基础设施、教育和行政管理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Adewara和Oloni（2012）[4]采用尼日利亚1960—2008年的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教育和水利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而医疗卫生、农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和国外学者不同，近年来国内学者着重对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由于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各有不同（王婷婷、朱建平，2011[5]；王新军、赖敏晖，2010[6]；夏祥谦，2010[7]；余可、温海滢，2011[8]）；特别是仅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阶段的比较研究（王新军、赖敏晖，2010[6]；夏祥谦，2010[7]），其他文献大都没有做阶段性划分。

　　考虑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东盟的出口严重萎缩，为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国家于1998—2003年实行了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支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等重点领域的支出。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才逐渐从外需不足和内需疲软的双重困境中走出来，并于2003年重新实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好景不长，2008年以来我国再次遭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大幅萎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急剧下降。在此背景下，国家果断实施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希望通过将财政政策重新从稳健转向积极，实现“保增长”的目标。本文拟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一个比较分析，然后结合向公共财政转型这一现实需要，对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设定和指标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夏祥谦（2010）[7]在对比分析生产财政和公共财政下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在数理模型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了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酌t为t年真实GDP增长率；skt为t年物质资本储蓄率；nlt为t年劳动增长率；子t为t年政府财政支出规模；t均为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分别为t年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考虑到我国各省区经济的外向度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金融危机期间，越是外向度高的省区，其出口和经济增长受国外经济形势恶化的不利影响也越大。为比较分析两次金融危机下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借鉴夏祥谦（2010）选取变量的方法，同时引入对外开放水平指标，采用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下标i、t表示i省区t年；？酌it为经济增长率指标；？琢i为常数项；kit为物质资本储蓄率指标；lit为劳动增长率指标；？子it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指标；wit为对外开放水平指标为按政府职能划分的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分别为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着it为随机扰动项。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剔除了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由于国防支出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在各省区财政支出中国防支出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二）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为比较分析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何不同，本文采用1998—2003年和2008—2011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其中，经济增长率指标（？酌it）为各省区真实GDP增长率，这里用各省区各年以2000年为基期的GDP价格指数调整当年的现价GDP，得到各省区各年的不变价GDP，然后再计算出各省区相应年份的真实GDP增长率；物质资本储蓄率指标（kit）用各省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该省区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近似计算，用以表明各省区物质资本的积累情况；劳动增长率指标（lit）为各省区就业人数的增长率，用以表示各省区劳动力的参与情况；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指标（？子it）采用各省区预算内财政支出总额占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度量，用以反映各省区政府干预经济的情况；对外开放水平指标（wit）用各省区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表示，其中进出口总额用相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转化为人民币金额；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分别为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按政府职能对地方财政支出进行分类时，前一阶段（1998—2003年）的经济建设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地质勘探费，工、交、商部门事业费，支农支出，城市维护建设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包括文教、科学、卫生和教育费附加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包括行政管理费，公检法司支出，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外交外事支出，税务等部门事业费；社会保障支出包括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由于自2007年开始我国实行了新的财政收支分类，为增强两个阶段财政支出结构的可比性，我们按前一阶段（1998—2003年）政府职能分类对后一阶段（2008—2011年）的地方财政支出进行了重新归类，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包括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和粮油物资储备管理等事务的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的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不含国内外债务付息）、外交、公共安全等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保障性住房支出。

　　三、实证分析

　　为避免伪回归，在利用时序数据建立模型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但是当样本数据为面板数据且时期数较短时（时期数<15），也可不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本文正属于这种情形，故这里从略。

　　（一）模型的选择

　　面板数据模型的形式有三种：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如果模型的形式设定不正确，估计结果将与实际的经济情况有所偏离。因此，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之前，通常需要检验样本数据符合哪种模型形式。经常使用的检验是协方差分析检验（F检验），但由于本文所用两个时段的样本数据时期数都较短，选取的解释变量又较多，不适合建立变系数模型，并且，通过变截距模型可以剔除各省区的特殊影响，集中分析比较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我们对两个时段的样本数据分别拟合变截距模型。

　　变截距模型可以反映模型中被忽略的反映个体差异的变量的影响，具体又分为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和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两种。通过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Hausman检验，两个时段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1998—2003年和2008—2011年两个时段都拒绝了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的原假设，因此，两个时段都应建立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

　　（二）模型的估计结果

　　根据上述模型设定的检验，运用Eviews6.0分别估计1998—2003年和2008—2011年两个时段的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在表2中，两个时段的模型F值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R2和调整后的R2均较大，可见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此外，财政支出规模（？子it）、物质资本储蓄率（kit）的偏回归系数均为正，符合经济意义。所以，可以据此分析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模型结果的经济涵义

　　1.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998—2003年为显著的正效应，而2008—2011年则已不显著。这说明尽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到了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继续提高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已很有限。

　　2.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来看1998—2003年的模型。从财政支出各项目的偏回归系数符号来看，只有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正，系数值为0.0151，但在10%的水平下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非均衡增长之后，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三农问题、城市低保问题已变得非常突出，加之在这一时期我国密集出台了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制度改革，在“铁饭碗”已打破而未来的支出预期增加的情况下，急需完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急需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责任，所以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提高，无论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还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转型阶段，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保障力度有限，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还不是很显著。

　　与此相反，1998—2003年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鉴于当时主要是国家部委机关正在精简机构，而地方政府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并未有任何触动，各地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增加不利于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文教支出比重的提高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乍一看不合理，但也与相关的研究结论相吻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文教支出的结构不合理，使用效率偏低。比如，有分析表明，如果将我国的教育分为三个层次：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将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分为基础教育支出、中等职业教育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那么，仅有基础教育支出对全国和各类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中等职业教育支出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类地区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而在经济较落后的二、三类地区对经济增长均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高等教育支出也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类地区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而在经济较落后的二、三类地区则对经济增长表现出微弱的负效应；在全国层面，中等职业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表现为显著的负效应，而高等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表现出微弱的负效应。而这一切则与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一刀切”的盲目扩招，以及财政教育经费在地区间和不同教育层次间的分配不合理有关（周国富、李时兴，2012）[9]。至于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显著的负效应，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当时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支出以西气东输、青藏铁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和西南出海通道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这些项目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而且政府投资没有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因而其扩大内需和促增长的效果非但没有在当期表现出来，反而有一定的挤出效应。2008—2011年的模型显示：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2931，几乎是前一阶段的20倍，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此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增加比前一阶段更能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经济的增长。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较之前一阶段更加悬殊（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03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9，2008年上升至0.491，2012年仍高达0.474），如再不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可能会损害经济效率，所以表面看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无关，实则不然，反而是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其他三类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已从前一阶段的显著为负变为微弱的正效应；而社会文教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仍为负，且在统计上仍不显著；至于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则由前一阶段的显著为负变成了后一阶段的显著为正。这既说明这一阶段的经济建设支出对于“保增长”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说明社会文教支出结构不合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脱节的状况仍未得到彻底的扭转。那么，如何理解后一阶段的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关系？我们的看法是，虽然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甚至应有所下降，但是这并不排除在特殊时期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出现反弹的可能。比如，在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动荡时期，由于出口受阻，就业机会减少，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各地方的行政管理支出必然随之增加；而且越是经济低迷的时期，对于“三公消费”的控制也会相应放松，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反弹，从而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同向变化的关系。

　　3.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分析的同时引入模型的其他变量可以看出，物质资本储蓄率（kit）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前一阶段为显著的正效应，但在后一阶段已不显著；劳动增长率（lit）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两个时段都不显著，只是前一阶段为微弱的正效应，而后一阶段已变为微弱的负效应。这说明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0多年之后的今天，如果继续追加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非常有限，以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对外开放水平（wit）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前一阶段显著为正，而后一阶段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前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是局部的（仅限于东南亚），对外开放水平较高的沿海省区仍可以通过开拓其他国家的市场来保出口、保增长；而后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各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严重冲击，因而尽管对外开放水平较高的沿海省区采取了若干应对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措施，但保出口、保增长的效果不明显。另外，在我国各省区的出口中，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较大，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这些出口企业的处境更为艰难，对增长的贡献也会随之减弱。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1998—2003年和2008—2011年两阶段的省际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到了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不显著，这说明在持续实行了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各省区的财政支出规模已经不小，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效果已经不再明显。此外，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表现为正效应，而且后一阶段的正效应更大、更显著；而社会文教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两个阶段均表现为微弱的负效应；经济建设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前一阶段表现为显著的负效应，在后一阶段则表现为不显著的正效应；而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两个阶段截然相反，前一阶段为显著的负效应，后一阶段则为显著的正效应。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较之过去更加悬殊，如再不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可能会损害经济效率，所以表面看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提高与经济增长无关，实则不然，反而是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文教支出属于人力资本投资，其比重的提高本应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在文教支出（特别是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使用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增加文教支出反而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前一阶段的经济建设支出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而且政府投资没有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比较而言，后一阶段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保增长”的效果更为明显；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反而应该有所下降，但是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其反弹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而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同向变化的关系。

　　既然在持续实行了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效果已经不再明显，这实际上启示我们，今后各地方政府应该把财税工作的重点转到结构性减税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上来。比如，各地政府应在控制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的同时，继续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使其充分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应该在改善文教支出结构、提高其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社会文教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使其逐步达到国际平均水平。总之，尽管为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地方政府不得不保持了较高的财政支出规模，并且将财政总支出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经济建设方面，财政体制由生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的进程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稳步向公共财政转型，为各阶层的民众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仍是今后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此外，物质资本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的促进作用由前一阶段显著为正变为后一阶段的不显著，而劳动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都不显著，说明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了30多年之后，要素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非常有限，未来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外开放水平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显著为正，而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变得不显著，这启示我们，越是开放度较高的地区，其应对不利经济形势的能力越强，但是在国际经济形势极度恶化的时期，对外开放度较高的地区受到的不利冲击也较大，这时政府应通过减税等措施帮助其渡过难关。

　　参考文献：

　　[1]Barro，R.J.GovernmentSpendinginaSimpleModelofEndogenousGrowth[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0，98（5）：103-125.

　　[2]Devarajan，S.；SwaroopV.&Zou，H.F.TheCompositionofPublicExpenditureandEconomicGrowth[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96，37（4）：313-344.

　　[3]Colombier.C.DoestheCompositionofPublicExpenditureAffectEconomicGrowth？EvidencefromtheSwissCase[J].AppliedEconomicsLetters，2011，18（16）：1583-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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