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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经济学家Chenery和Kuznets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经济结构相应会出现一系列的转变，其中有两个基本的结构转变最为显著：一是从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即产业结构的变化，体现为产业结构的升级；二是农村人口持续不断地向城市迁移，即城乡结构的变化，体现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1-2]。产业结构以及城乡结构的重大转变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结果，又是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结构转变特征，即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演化为工业国。然而在结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却被不断拉大。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整体上不断扩大，忽视日益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而去追求经济增长，这必将加剧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反过来又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

　　摘要：经济增长体现为一个结构转变的过程，并通过结构转变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综合分析产业结构、城乡结构转变，以及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并基于1978—2011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出现阶段性特征，城乡收入差距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应注重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城市化发展。

　　关键词：结构转变,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显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通过改进能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目前正处在工业化继续深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这种结构转变的趋势日益强烈，在促进经济增长上仍可期待，很可能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在研究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关系时，有必要引入中国的结构转变。那么，经济增长是否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转变特征又给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为此，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两大方面切入，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对结构转变、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揭示。

　　一、文献回顾

　　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很多研究。早在15世纪，威廉·配第首次提出各国收入水平的差距在于产业结构的差异。国内的毕先萍和简新华（2002）指出，经济欠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转变过程，在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转变过程中，产业间的产业比重与就业比重会出现严重偏离，使得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从而进一步使得非农产业部门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于农业部门，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3]。傅振邦和陈先勇（2012）以湖北省为例，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必然是工业化水平提升的结果[4]。张红宇（2004）认为在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是普遍存在的基本事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能够自动克服收入差距的，只是过程比较漫长[5]。马晓河等（2005）研究了各国工业化阶段与工业反哺农业的关系及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6]。他们基本一致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由城乡（工农）生产力水平差异、要素收入差距等因素所致。

　　在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中，理论方面，陈锡文（2011）认为资源、财富大量、快速地向城市集中，以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明显滞后的增长方式，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没能与改革以来农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下降这一事实同步推进，导致了农民收入增长的明显滞后[7]。李文（2000）认为，城市化滞后使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影响了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产业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下的比较收益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市场的开拓[8]。快速推进城市化，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推动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的的根本途径。在实证方面，陆铭和陈钊（2004）采用省际面板数据证实了城市化具有显著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9]。姚耀军（2005）利用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并且城市化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城市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0]。程开明和李金昌（2007）的研究表明城市偏向与城市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从反面也提高了城市化水平[11]。周少甫等（2010）通过门槛面板模型对我国1993—2007年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12]。从上述研究结果来看，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关系不完全一致。

　　关于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中，刘耀森和李庆（2012）认为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13]。张嫘和方天堃（2007）利用协整及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研究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经济增长都是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Granger原因，与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结论一致[14]。张建辉和靳涛（2011）通过实证研究转型式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结果证实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转型因素如所有制结构调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以及地方政府行为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5]。晏艳阳和宋美喆（2011）利用面板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也验证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假说[16]。

　　综上所述，在结构转变、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上，大多基于其中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缺乏将三者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的研究。因此，本文将首先分析结构转变、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然后通过构建结构转变指数，刻画经济增长、结构转变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演进趋势，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二、理论框架

　　（一）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构成比例，它通过改变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影响居民收入分配。产业结构的转变使得原有的资源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这些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出清的条件下，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力，因此，要素的边际报酬在产业结构转换中会发生相应的变动。显然，在按要素分配的经济体制下，要素边际报酬变动会直接对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水平造成冲击，从而使整个经济的收入分配状况发生变化[17]。非农产业往往比农业生产使用更多的资本品，同时非农产业的生产过程衔接紧密，分工更为具体和细致，斯密谈到分工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便在紧凑合科学的生产过程中得以体现。此外，非农产业所产生的聚集效应可以使得身处其中的相关行业享受到程度不同的外部经济，这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在土地面积给定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密度越大，劳动的边际效率就越低，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将迫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必须选择向外迁移。因此，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变，第一产业比重不断降低，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升高，人们在现代产业部门的劳动报酬要高于农业部门，出于对更高收入的追求，农村中的劳动者就会自发地从第一产业涌向报酬高的二、三产业，寻求在现代产业部门中就业，所获得的收入也相应提高，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城乡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城乡结构转变体现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城市化有可能扩大城乡收人差距。一是在我国户籍管理制度下，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性较差，农村居民主要通过户籍买卖、农地征用、子女考上大学及城乡联姻等几种渠道才能转为城市居民，而这部分人大多针对富裕的农民，其进入城市必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二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城市的规模聚集效应更为明显，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增加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对于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各种因素的限制则使他们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与背土离乡的情感成本使得原本工作强度大、收入低的农民工收入更低，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三是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压力不断增大，更多投资将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缓解人口流动引起的城市基础设施供需矛盾，这样投向农村的资金就相应减少，也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城市化也有可能缩小城乡收人的差距。一是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后，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增加，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使得城市均衡工资水平下降，而且人口的乡—城流动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和人均耕地面积，有利于增加农民收人。二是农民工倾向于在城市工作积累的资金带回农村，通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投资，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三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的辐射效应更大，这样也有利于带动农村地区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通过“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来体现，它说明了经济发展是一个农业部门人口向城市部门转移的过程，农业部门收入较低，内部收入差距较小，城市部门收入较高，且收入差距也较大。农业相对于非农产业而言，劳动生产率较低，随着经济增长，城乡两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然而，当一国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才会相应得以收敛。另外，刘易斯模式也体现了这一变化过程。他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泉在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由于其凭借较高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相较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而言，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之初会迅速扩大。随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劳动力的不断吸纳而逐步提高，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和农村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最终达到相等，城乡收入也开始缩小。然而，该模式只强调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忽视农业的发展，假设较为简单[18]。后来，G.拉尼斯和J.C.H.费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假设在农业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出现劳动力剩余，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流入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拐点”则会出现，二元经济结构将逐渐消失，城乡收入差距也将缩小。

　　三、指标选择、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择与模型设定

　　结构转变指数（sci）。我们从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两个主要方面进行考察。以城乡二元对比系数（dc），即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反映劳动力配置的效率和合理程度，进而用以衡量产业结构转变的趋势和效率。产业结构强度越高，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小，农业现代化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就小；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大，农业现代化水平越低，城乡收入差距就大。其中某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由该产业总产值GDP比重同该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来表示。城乡结构体现为城市化水平的变化，以城市化率（ur）来表示。城市化率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本文以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和城市化率的平均值来表示结构转变指数（sci）。

　　经济增长（pgdp）。人均GDP能最直接地反映出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表示度量经济增长。

　　城乡收入差距（dis）。本文选择泰尔指数度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对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变动比较敏感，城乡收入差距主要体现高低收入两端的变化[19]，泰尔指数不仅可以考虑到城乡居民绝对收入的变化，并且对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也能加以考虑。以dist表示t时期的泰尔指数，其定义和计算公式为：

　　其中，i=1，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Pit表示t时期城镇（i=1）或农村（i=2）人口数量，Pt表示t时期的总人口，Yit表示城镇（i=1）或农村（i=2）的总收入（城镇用相应的人口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积表示，农村用相应人口与人均纯收入之积表示），Yt表示t时期的总收入。为了描述结构转变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分别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lnpgdp、lnsci、lndc、lnur和lndis分别为pgdp、sci、dc、ur和dis的对数形式，一方面在于变量对数的差分近似地等于该变量的变化率，可以消除异方差和指数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反映各模型变量之间的长期弹性关系，ε为随机误差项，t代表时间。模型（1）主要估计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2）主要估计将结构转变作为条件要素引入经济增长变量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3）主要估计三个典型的结构转变特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了捕捉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结构转变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以及结构转变中的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有非线性关系，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分别引入了lnpgdp、lnpgdp·lnsci和lnur的平方项。在模型（2）中引入lnpgdp·lnsci这一交互项以揭示引入结构转变后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

　　本文样本期间选择1978—2011年。原始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1978年不变价格为基数，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作了调整，以此度量人均实际经济增长。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图1和图2为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特征性变化趋势。

　　从整体上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总体上在波动中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如图1所示），从1978年的0.091上升到2011年的0.137，上升了50.5%。局部而言，城乡收入差距呈阶段性变化。第一阶段：下降阶段（1978—1983年），泰尔指数从0.091下降到1983年的0.037；第二阶段：上升阶段（1984—1994年），泰尔指数从1984年的0.039上升到1995年的0.135，第一、二阶段在“V”型波动上升；第三阶段：小幅回落阶段（1995—1997年），从1995年0.121回落到了1997年的0.1；第四阶段：持续扩大阶段（1998—2007年），2007年达到最高水平0.161；第五阶段：逐步下降阶段（2008—2011年），自2007年之后，泰尔指数开始从2008年的0.158下降到2011年的0.137，说明随着我国城乡统筹力度的加大，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开始显现，但绝对差距依然很大，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1993年之前，人均GDP增长率经历了“W”型的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波动。两最低点为1981年和1990年；两个最高点为1984年和1992年。1993年后，人均GDP增长率经历了“V”型先下降再上升的变化，1999年为最低点。泰尔指数的变化和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化基本相似，尤其是1998年后，两者均呈逐步上升趋势，自2007年后，虽然在2010年有小幅上升，但整体处于下降趋势。

　　从图2中可以看到，我国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在1978—2003年经历了一个先增大后减小，再扩大再减小的“M”型波动，那么这说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经历了一个先减小后增大，再减小再扩大的“W”型波动，从2004年之后，二元对比系数开始上升，城乡二元结构强度不断减小；城市化率则逐年上升，2011年城市化率超过50%；综合二元对比系数和城市化率后计算出结构转变指数，自1978年以来，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3～图6刻画了经济增长、结构转变以及结构转变式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由图3可见，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库兹涅茨的倒U关系，但是下降趋势还很平缓。图4中，将结构转变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变量时（结构转变指数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同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图相似，也具有库兹涅茨的倒U关系。在图5中和图6中，城乡收入差距随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上升而呈现线性下降，随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而呈非线性变动。这些变量相关关系的描述也进一步说明模型设定形式的合理性。本文将在后面部分的模型估计过程中对这些关系作定量分析和揭示。

　　（二）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首先采取OLS法对设定模型（1）、（2）、（3）逐步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发现，D-W统计值都较小。这说明残差序列存在自相关，需要进行自相关校正。一般来说，经济变量的滞后性容易导致自相关现象的出现。差分法和Cochrane-Orcutt迭代法是克服自相关的常用方法。本文用较简单的高阶自相关校正法，逐步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AR（1））、滞后两期（AR（2））等作为解释变量，直至消除自相关为止。自相关校正后，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结合M11和M12可知，经济增长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将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缩小，这说明经济增长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仍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最初经济增长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从长期来看，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规律。从2007年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开始从1.61逐年下降到2011年的1.37，虽然绝对值仍然很大，但总体上呈现出收敛性，城乡收入差距正在显示出改善的迹象，印证了中国城乡统筹大方向的正确性。这也表明了目前中国正在进行试点改革的城乡统筹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终结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应该成为中国下一歩改革开放的重点内容。

　　从M13、M21、M22可知，中国的结构转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结构转变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线性关系，其曲线关系为倒N型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将随着结构转变指数的提高而逐步缩小。当结构转变纳入经济增长时（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且显著，但当把交叉项的二次项纳入时，系数仍然为负数，效果仍然显著，说明了结构转变在长期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从结构转变的两个具体方面来看，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模型M31来看，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说明改革以来，虽然有些年份产业间的产业比重与就业比重会出现严重偏离，使得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从而进一步使得非农产业部门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于农业部门，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整体而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趋于缓解，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出现阶段性特征，城乡收入差距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起初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在于城市化偏向的政策所致，而且也在于起初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劳动力的净流出，这部分转化成了城市户口的农村劳动力，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随着我国户籍制度和城市政策相对宽松以后，大量的劳动者从农业转移到城市中的第二、三产业，最终劳动力的流动通过要素报酬的均等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模型M33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化共同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研究表明两者在总体上都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也说明了面对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还很大的状况，缩小二元经济结构和不断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对经济增长、结构转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理论及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关系。尽管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仍然较大，但是已经开始出现改善的迹象，在此改善过程中，经济增长仍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结构转变，因此，将结构转变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背后起重要作用的结构性因素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才能真正理解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结构转变下的经济增长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体而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不断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以上分析，中国要在未来有效地解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有赖于在我国结构转变中去解决。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注重经济增长，尤其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继续实施城乡统筹战略，逐渐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大对农村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缩小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差距，降低农村工业化的成本，为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建设的倾斜，努力提高农村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逐步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要在保障义务教育制度实施的同时，加强农村居民的在职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其劳动力的素质和就业能力，加大经济增长给其所带来的机会。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现代化。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把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相结合，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以工业推动农业的发展，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和比较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经营者的收入。

　　3.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城市化发展。尽管高速城市化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在高速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失衡的资源配置、不公的分配将导致城乡收人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增加了长期全面改革开放的成本。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但要理性发展城市化，而不是盲目推进，不能把资源过度偏向大城市，应该以小城镇的建设为重点，充分发挥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Chenery，H.B.PatternsofIndustrialGrowth[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0，（9）：624-654.

　　[2]Kuznets，S.QuantitativeAspectsoftheEconomicGrowthofNations：IndustrialDistributionofNationalProductandLaborForce[J].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1957，（5）：112-127.

　　[3]毕先萍，简新华.论中国经济结构变动与收人分配差距的关系[J].经济评论，2002，（4）：59-60.

　　[4]傅振邦，陈先勇.城市化、产业结构变动与城乡收入差距——以湖北省为例[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6）：8-14.

　　[5]张红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平抑机制：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增长与政府行为选择[J].管理世界，2004，（4）：9-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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