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侦破贿赂犯罪案件的策略选择

　　摘要：贿赂犯罪的双方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其行为模式是：由于犯罪对他的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所以才实施犯罪。因此，任何功利主义者的行贿行为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他们只关心一个人怎样在不同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而对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不予关心。立足于对这一犯罪模式的逻辑缺陷的深入考量，我们必须对侦破贿赂犯罪有一个全新的策略选择。

　　关键词：侦破;贿赂;犯罪案件;策略选择

　　一、宏观视角下的侦破对策

　　1.模糊侦查理论的应用。模糊侦查理论源于模糊数学，它是由侦查思维具有鲜明的模糊性所决定的。比如，检察机关接到群众举报，某城建局长在批准某公司房地产建设项目当中具有受贿嫌疑。反贪局根据此举报信只能得出一个模糊印象，是否存在受贿事实、具体的受贿数额、受贿手段等等都存在不确定性。一般来说，实践当中此类模糊的举报是很难查实的，原因就在于难以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根据模糊侦查理论，我们可以对此设定一个模糊的侦查方向，那就是房地产建设项目的受益人为行贿人，对有可能出现的行受贿方式进行模糊化处理，用模糊的形式表现精确的内容。具体的办法是综合分析房地产领域的商业操作规则，初步判断出举报线索的模糊价值，然后再视举报是否署名进一步寻找案件的支撑点。比如，如果是署名举报，可以利用举报者的具体情况充分挖掘举报者的知情信息，先将信息点模糊处理，再从房地产业界内利益人的竞争对手中逐步印证。如果是匿名举报，可以从举报信的行文、措辞、叙事的逻辑结构、对事件的了解程度等模糊地抽象出举报人的大概形象，得出举报内容的一个模糊的可信度、可查度，然后再深入到相关房地产行业，以竞争者的角度参与竞争。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个行受贿的内幕往往就是在深入参与的情况下，利用模糊处理的技术手段，才能逐渐掌握精确的一线证据。

　　2.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的区别策略。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不同，对应的侦查策略也就不同。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中要达成完整的行受贿交易，行受贿双方的关系必须突破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之下，大部分人会选择不行受贿，原因就在于双方的信任度太低会直接影响到前述博弈协议的达成，从而危及这一行为的安全。我们所讨论的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都是指超越了这一临界点的稳固度。

　　有的行受贿交易虽然超越了临界点稳固度，但是基于交易行为本身的功利性、非道德和违法性，这种稳固度不可能达到与血缘、近亲属相同的稳固度，因此，面对强大的法律攻势还是会不堪一击的。关键在于要针对不同的犯罪对象，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有的稳固度稍差的行受贿交易，往往基于对法律的有限认知，能够很快在隔离状态下做出如实供述，对应的侦查重心则是保护和巩固这种供述，不能造成证据审前的反复。有的稳固度较强的行受贿交易，则不能轻易接触，必须要在充分掌握交易的核心内容后才能行动。

　　3.从证据到“证据树”的侦查过程。行受贿案件的直接证据主要依据行贿方的证言和受贿人的供述，而言词证据在证据体系中处于不稳定状态。正是因为行受贿案件主要证据的单一性，要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或是行贿人翻证现象的出现，就必须对证言和供述的衍生证据进行收集与固定，要做到及时、全面、深入，要真正穷尽每一个间接证据的可利用性，将独立的一对一的行受贿证据发展成为体系完善、环环相扣的树状证据体系。

　　4.行受贿案件的立案时机的把握。行受贿案件的立案时机对案件的突破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比如，在一起医药系统的行受贿案件当中，检察机关没有一定数量的核心交易证据，就和行贿嫌疑方过早地接触，想通过向行贿人单方面施加压力达到案件突破的效果。但是检察机关难以就关键环节深入震慑行贿嫌疑方，最终也不能迫其就范。结果行贿嫌疑方离开检察机关后迅速调整策略，很快和受贿嫌疑方加固了攻守同盟的关系，使得案件难以进一步推进。因此，行受贿案件在立案前的初查工作要高度保密，只有真正掌握了至少一个行受贿交易的核心信息后，才能接触行贿方。接触行贿方后，要采取两种方案进行充分防范。一种方案是通过核心信息的作用，达到了突破行贿方的效果，然后果断立案，立即跟上相应的强制措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面接触受贿嫌疑方;另一种方案是做好突破不了行贿方的准备，则要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紧密监视行贿嫌疑方和受贿嫌疑方的接触行为，进一步控制事态的发展。

　　5.侦查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行受贿案件的侦查工作尤其要注重侦查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整个侦查部署必须严格置于一个完整的侦查系统内，各个侦查步骤之间的衔接要紧密。在没有后一步乃至后几步的侦查方案之前，不要轻易启动前一步的侦查方案，否则有可能造成打草惊蛇的局面，反而将案件发展的进路逼近绝境。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的著名论断，在现代系统学的视角下，这根源于整体中存在着要素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行受贿侦查的系统方法就是要始终把行受贿当成一个整体去对待，从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去把握行受贿的发展脉络，以此追求侦查的最优。

　　二、微观视角下的侦破对策

　　1.不同年龄的嫌疑人。不同年龄的嫌疑人，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采取的审讯策略也应有所区别：(1)年纪较轻的犯罪嫌疑人，社会阅历浅，心理成熟度不够，对犯罪后果考虑不多，情绪稳定性差，对审讯会有害怕、畏惧的情绪出现。侦查人员应抓住他的这种特性，在第一次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时就快速切入主题，以强大的心理攻势将其脆弱防线一举击垮，并乘胜追击，促使其彻底交待问题;(2)年富力强性的犯罪嫌疑人，拥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对自身的犯罪行为会有较长时间的思考，对犯罪后果比较清楚，负隅顽抗心理较重，抗侦查能力较强。侦查人员在讯问这类犯罪嫌疑人时，切忌拍桌子瞪眼睛大呼小叫，这样只会使其觉得侦查机关没有掌握其犯罪证据，加重其负隅顽抗的心理。正确有效的做法是不急着谈案情，而是从其感兴趣的话题入手，慢慢了解其心路历程，寻找突破口，从朋友的角度进行规劝，以渐进式的审讯方式逐步攻破其心理防线。并且突破后要迅速组织人力对其供述事项进行查证固定，防止其日后翻供;(3)临近退休的犯罪嫌疑人，即年老的犯罪嫌疑人，社会阅历丰富，对待他们首先要以尊重的态度进行讯问。否则，会严重刺伤他们的自尊心、产生顽抗到底的逆反心理，不利于案件的进一步推进。其次要找准其犯罪动机，与其交谈时要围绕其事业或家庭进行，并引导其回顾工作经历，唤起他本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这类犯罪嫌疑人不易招供，但是招供后很少翻供，基本都会如实供述。

　　2.不同职位的嫌疑人。针对不同职位的嫌疑人，侦查人员要有不同侧重：对待职位较低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除了要以胸有成竹的姿态进行审讯外，还可以适时抛出几个证据，让其心理失控;而职位较高的犯罪嫌疑人则疑心较重，中途突然出示证据的审讯方法并不见得能够起到预期作用，侦查人员应将审讯重点放在着力营造一种深不可测的氛围当中，让犯罪嫌疑人摸不透侦查人员的底牌，越说越心虚，最后被自己的心理负担压垮，不得不说出犯罪事实。

　　3.不同行业领域的嫌疑人。不同领域的行受贿案件发案率有很大差别。一些行业规范比较健全、运作顺畅的行业，工作人员行受贿的几率就比较低;反之，则可能成为行受贿案件的高发行业。侦查人员在审讯不同行业的犯罪嫌疑人之前，要充分做好案头工作，全面了解此行业的权力运行模式和运行环境，了解犯罪高发行业的人员的普遍心理，对症下药，找出案件的关键所在，根据不同的行业特点进行有针对性地讯问，给犯罪嫌疑人一种碰上本行业专家的感觉，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初次犯和多次犯的区别性对策。有的行受贿犯罪嫌疑人是初次进行行受贿犯罪，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往往最终会经历一个发展成熟期，而这之前则一般表现为处于犯罪心理的幼稚期。面对这类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必须快速行动，直接正面接触，争取在其犯罪心理的幼稚期形成面对面的强大攻势，同时配合进行迂回的疏导策略，不能单方面一味地激化其心理底线，造成鱼死网破的对抗局面。

　　还有的行受贿犯罪嫌疑人是多次犯，对待这种犯罪嫌疑人，必须要慎重接触，一定要形成一定的外围优势证据才能正面接触。同时，一旦正式与其交涉，就必须从各种渠道切断其侥幸的心理，摆明其可选择的道路，充分运用功利主义者的心理弱点，让其主动地趋利避害，从而一步步地走进检察机关的侦查步调。

　　5.不同隐性犯罪目的的行受贿行为。虽然从显性目的来说都是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但是实践中不同的行受贿犯罪嫌疑人进行行受贿犯罪的隐性目的却不同。有的表现为爱慕虚荣，有的表现为贪图享受，有的表现为心理失衡，有的表现为利欲熏心等等。爱慕虚荣型和贪图享受型的犯罪嫌疑人往往犯罪手段简单直接，心理失衡型和利欲熏心型则往往犯罪手段复杂间接，突破这些不同类型的行受贿犯罪，在侦查策略上必须有所区别和侧重，不能千遍一律地使用一种或者一类方案。

　　6.不同表现形式的行受贿行为。有的行受贿犯罪仅在行受贿双方之间形成利益的分配，呈现封闭式的特点，第三方的直接利益直观上不会造成任何损害。比如，一方当事人为求得职位的升迁给上级官员进行行贿。还有的行受贿犯罪不仅在行受贿双方之间形成利益的分配，还造成了第三方利益的损害。比如，相互竞争的建筑商为了承接下某个项目的建筑权，建筑商甲给主管官员行贿，最后获得了建筑权，建筑商乙的利益就受到损害。这种行受贿便是开放式的，但由于建筑商乙不知情而形成“一对一”的行受贿。前者的侦破策略重点应放在行受贿双方的利益分配上，后者的侦破策略重点则应放在第三方的证据突破上。

　　三、新形势下，侦查策略也要与时俱进

　　1.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建立强制作证制度。要以强化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手段为中心，不断完善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赋以检察机关拘留执行权、逮捕执行权、通缉边控权等。同时要建立行贿人的强制作证制度，进一步赋以检察机关相应的求刑权，使得侦查人员对行贿做出从轻处理的承诺在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得以实现。

　　2.新形势下，侦查策略也要与时俱进。我们首先应明确，在贿赂案件中，行、受贿双方往往是两个人秘密进行的模式。即使双方事先互不认识，但经过一方主动示意或者积极活动，基于对利益选择的互不冲突，也就是所谓的“双赢”，双方都能达成心照不宣的稳定协议。除非是一方事后未获得预期利益而打破两者的“协议”导致问题的暴露，否则一般情况很难调查搜集到相应的行受贿证据。为此，有必要采取过错推定的原则来打击行受贿犯罪。这样检察机关追诉犯罪时只需举出存在非正常接触以及获得实际利益的证据，当事人则必须对其非正常接触予以合理的解释和说明。这里的难题是何为非正常接触?一般来说，利益决策人和利益参与人行为前互不认识，而在任何非公务场合的接触都应当视为非正常接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回避原因而未回避的也应视为非正常接触。通过这种方法的确立，使得行受贿双方就直接暴露在检察人员面前，从而为侦查案件找到了破解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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