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如何规范
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防治环境污染的法律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后果严重，依照法律应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该罪具体的内容包括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害物质。接下来小编简单介绍一篇优秀的法律期刊《上海环境科学》宣传党和国家的环境方针、政策、法规，报道上海环境质量现状及评价趋势，推广环境科研成果及环保工作经验，总结各类环境污染物处理、处置技术及污染源治理经验，介绍国内外有关信息与动态。
内容提要:自我国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以来，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经过了一个范围逐步扩大和立场逐步转变的过程。1997年《刑法》实施至《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期间，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是财产法益和人身法益，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观;从《刑法修正案(八)》实施至2013年《环境污染解释》颁布，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从逻辑上看虽然是环境法益，但理论上和实践中主要还是通过财产法益或人身法益得以体现。2013年《环境污染解释》的颁布更加突出了环境法益的地位，使得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向生态整体主义法益观迈进了一大步。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财产法益;人身法益;环境法益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把保护环境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但在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规定关于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1997年《刑法》第338条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并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且，学界一般把该罪解释为过失犯罪。2011年5月25日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状进行了修改，不仅把原来条文中的“危险废物”改为“有害废物”，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随后，最高司法机关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修改为“污染环境罪”。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解释》)，对《刑法》第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从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罪的修改和解释来看，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在不断扩大。那么，污染环境罪的法益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应当如何解释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才有利于惩治环境污染犯罪?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均值得认真分析研究。本文以实质解释为立场，以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变化为线索，对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刑法》第338条修改前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1997年《刑法》颁布之前，我国《刑法》分则中没有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因而无所谓该类犯罪的法益问题。1997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之前，环境污染犯罪在我国《刑法》上被类型化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刑法理论认为包括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①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解释，理由如下:一方面，《刑法》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而这里所说的“社会管理秩序”是指狭义的社会秩序，即国家对社会日常生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有条不紊的秩序，因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首先应当是作为社会管理秩序的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刑法》第338条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表述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其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表述为把该罪的法益解释为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提供了依据，而“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把该罪的法益解释为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提供了依据。而且，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首先侵犯的是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其次才是公私财产权和人身权。但问题是，侵犯了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就一定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吗?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又是如何被度量的呢?修改前的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这一规定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于侵害犯，即只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才成立本罪。从法条的表述来看，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二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致使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如果仅仅是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而没有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则不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如果坚持仅仅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没有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就可以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那么“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没有实质内容。200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的追诉标准做出了详尽的解释。从该条的基本内容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追诉标准仅限于对公私财产造成损失的程度和对人身的伤亡程度。②可见，“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本身没有实际内容，必须通过“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来表现。换言之，“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与“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之间实质上并不存在并列关系，后者是对前者解释，即“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是“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以此来看，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包括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的观点是不符合逻辑的。如果对修改前的《刑法》第338条进行文义解释，并参考相关司法解释，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二者之间是选择关系，不是非此即彼关系。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解释为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进而通过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来具体化，显然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法益观。自近代以来，以人为本是西方各国确立刑法法益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此，德国学者罗克辛指出:“法益是在以个人及其自由发展为目标进行建设的社会整体制度范围之内，有益于个人及其自由发展的，或者是有益于这个制度本身功能的一种现实或目标设定。”③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刑法理论在把法益划分为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的同时，对超个人法益又做了“必须能够还原为个人法益”的限制。④也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立法者和司法者往往把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设置或者解释为是否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关键要素。显然，在这种法益观指导下，衡量环境是否受到损害的关键在于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环境本身不是法益，因而仅仅对环境的损害不被认为是犯罪。
二、《刑法》第338条修改后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的罪状部分进行了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二是把原来的“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三是把原来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其中，删除“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从逻辑上看是扩大了环境要素的范围，但实质上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因为所谓排放、倾倒或处置无非就是“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把“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显然扩大了行为对象的范围，因为危险废物的范围必须依据环境保护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8年6月6日发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来确定，但在确定有害物质的范围时，就不受《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限制。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显然是扩大了行为和结果的范围。一方面，一些不属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具有积累性的污染行为被纳入了处罚范围;另一方面，一些虽然没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危害严重的结果被纳入了处罚范围。⑤可见，立法者修改《刑法》第338条的目的主要在于扩大环境污染犯罪的处罚范围。从实质上看，这一修改的背后正是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变化。根据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污染环境罪的成立不再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条件，而是以“严重污染环境”为条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只是严重污染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此，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已经指出，“严重污染环境”，既包括发生了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环境事故，也包括虽然还未造成环境污染事故，但长期违反国家规定，超标准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已使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或者破坏的情形。⑥换言之，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除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可能侵害的法益之外，还包括其他严重污染环境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如前所述，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是指“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而在此之后，“严重污染环境”包括“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不限于此。所以，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保护的法益包括两种:一是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而且遭受侵害后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如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环境利益;⑦二是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但遭受侵害后并未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的环境利益。⑧在《刑法》第338条被修改之后，有学者认为，应当依据《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的规定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⑨但问题是，《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是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解释，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被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之后，依据《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就意味着尚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已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无法受到处罚，相应地，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但遭受侵害后并未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的环境利益得不到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保护。所以，坚持以《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的规定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的观点，不当缩小了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范围是不妥当的。还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包括秩序法益、人的生态法益和非人类的其他主体的生态法益。其中，秩序法益是指国家对生态环境的管理秩序。从逻辑上讲，在污染环境罪的判定中，秩序法益的侵害是必要条件，却非为充分条件，即污染行为虽侵害了秩序法益，但没有侵害到生态法益或侵害生态法益的程度不足以达到犯罪边界时，仍不能判定其为污染环境罪。瑏瑠问题是，既然单纯侵害秩序法益的行为不能够成立污染环境罪，那么秩序法益又怎能是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呢?可见，根据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规定，应当把污染环境罪的法益理解为环境利益，表现为严重污染环境行为所侵害的利益。其中，“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只是“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表现形式;相应地，可能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之严重后果的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只是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一种。瑏瑡除此之外，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还包括严重污染环境但尚未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之严重后果的行为可能侵犯的环境利益。
三、《环境污染解释》颁布后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虽然扩大了处罚范围，但近年来的环境污染犯罪并未因此而有所下降，依然呈高发态势。过去的环境污染主要集中在水资源污染和土壤污染上，近年来大气也被严重污染，形成了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和土壤污染齐头并进的态势，国家整体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危害。这种态势的形成原因，一方面在于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绩观、价值取向存在严重偏差，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而任由企业污染环境，企业纠正违法行为的成本远低于其获得的高额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在于法律保护不完善，环境保护部门执法能力较差，公众监督力量弱小。瑏瑢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6月17日联合发布了前述《环境污染解释》。《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对《刑法》第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释。其中，根据《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第5项的规定，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有实施前列行为的，属于“严重污染环境”。我国有学者对此项规定提出了质疑，认为仅有“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并不直接构成污染环境罪，只有当这种行为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时才能以犯罪论处。然而，《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将受过两次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相同行为的情形直接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不仅没有区分行为与结果，而且直接取消了结果要素，这显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瑏瑣事实上，除了《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第5项属于这种情况之外，该条前4项规定均属于这种情况。这四项内容是:(1)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2)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3)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以上的;(4)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其中，第一项和第五项只把排放、倾倒、处置行为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第二项和第三项虽然规定了排放、倾倒、处置的危险物质的数量，但达到这一数量的并不必然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发生。由此来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前五项规定均超出了《刑法》第338条“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用语的含义范围，不符合文义解释的基本要求。瑏瑤然而，就当前环境污染犯罪的基本形势来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的规定无疑顺应了人们普遍要求严惩环境污染犯罪的潮流。既然属于超出刑法用语之含义范围的解释，那么就意味着扩大了处罚范围，相应地，也拓展了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保护范围。从类型化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前五项规定的处罚情形进一步类型化为两类:一是只处罚排放、倾倒、处置行为;二是处罚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达到一定数量的情形。瑏瑥这两种情形都不必然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但均有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换言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承认了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而且其中的危险是对环境的危险。瑏瑦可见，《环境污染解释》虽然未增加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种类，但实现了对环境利益的提前保护，加强了刑法对环境利益保护的力度。而且，《环境污染解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在“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标准上实现了多元化。详言之，《环境污染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不再仅以是否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为参照，而同时以是否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环境要素的功能是否受到损害或者丧失，是否实施排放、倾倒或处置行为为参照，挣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羁绊，迈向了生态整体主义。
四、结语
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立法还不到20年的时间，但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变化却比较迅速。自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至《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实质上是财产法益或人身法益，体现了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观。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至《环境污染解释》颁布期间，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除了财产法益或人身法益之外，逻辑上也包括环境法益。然而，由于刑法理论习惯于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时代的思考方式和司法解释继续解释污染环境罪，致使环境法益未能在污染环境罪侵害的法益中得以彰显。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环境污染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刑法》第338条的文义，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但明显突出了环境法益的地位，彰显了国家治理环境污染犯罪的决心。然而，与环境刑法较为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在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上还显得较为滞后。例如，现行《德国刑法典》第325条第1款规定:“违背行政义务，在设备、尤其是工场或机器的运转过程中，造成空气的改变，足以危害设备范围之外的人、动物、植物健康或其他贵重物品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犯本罪未遂的，亦应处罚。”瑏瑧据此，人之外的自然之物也是空气污染罪的行为对象，即使未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也应当受到处罚。再如，根据1989年《奥地利刑法典》第180条第1款的规定，违反法规或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污染或侵害水，或污染土壤或空气，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60日净额收入以下罚金:(1)致多数人生命、身体之危险;(2)致广大区域动物、植物生存之危险。瑏瑨可见，在环境刑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刑法不仅处罚单纯侵害环境利益的行为，而且处罚对环境的危险犯，彰显了环境法益的重要性。在国家整体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极大危害的我国，环境刑法较为发达之国家的环境刑法立法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应当成为我国解释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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