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论文发表维特与库罗帕特金对华政策之争
历史上每一次战争都会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变化，不论是国内的战争还是国际间的战争，都会带来一些影响和意义。本文是一篇核心期刊论文发表范文，主要论述了维特与库罗帕特金对华政策之争。
摘要：义和团运动时期，帝俄远东外交政策的缔造者、财政大臣维特与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对华奉行的同是侵略扩张政策，但却有策略与手段的分歧与不同。大沽之战后维特反对库罗帕特金进军北京并立即出兵满洲的主张，希望通过李鸿章来促使清政府采取坚决措施镇压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单独达成协议以保护俄国使馆和中东铁路的安全。义和团运动被扑灭后，维特又反对库罗帕特金在北京谈判中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政府的主张以及在满洲善后问题上拒绝完全撤军和占据中国领土的意图，建议在北京谈判中减少对清政府的要素，重塑俄中“同盟”关系，在满洲问题上则倡导实行有保障撤军的政策。
关键词：中俄关系,义和团运动时期,维特,库罗帕特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愤怒的团民烧教堂、扒铁路、拆桥梁，严重威胁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权益。1900年6月中下旬，英、法、俄、美、德、日、意、奥八国以保卫使馆、代为剿匪为借口联合侵略中国。沙皇俄国不仅参加了列强在京津地区的共同侵略行动，而且还以保路护侨为借口于7月下旬兵分五路，大举入侵东北。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帝俄远东外交政策的缔造者、财政大臣维特与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奉行的同是侵略扩张政策，但却有策略与手段的分歧和不同。本文拟对义和团运动期间维特与库罗帕特金对华政策之争及其相互妥协的过程进行探析，以便加深对俄国远东外交政策形成的历史渊源与利益考量的认识。
一、进军北京之争
1900年4、5月间义和团运动迅速蔓延至京津地区，引起列强各国的严重关注。5月18日以后，由于对清政府自行镇压义和团不再抱有希望，俄国驻京公使格尔思便开始请求政府附和列强诸国的联合军事行动，6月9日他报告说：“公使们在北京的作用已经结束，事情应转移给海军将领们。只有强大军队的迅速到来才能挽救北京的外国人。”6月11日陆军部奏请沙皇同意由旅顺口派四千陆战队到天津参加解救公使的任务。6月12日俄国由旅顺口派出的第一批登陆部队两千人进驻天津老龙头火车站，17日与英法等国联合以武力夺取了大沽炮台，由此正式参与了列强的联合军事行动。
大沽之战后应如何行动呢?帝俄政府内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不仅主张应欧洲诸国之请出兵参加列强保护使团的军事行动，而且希望由俄国人来充当联军的统帅，并进军北京;而维特则坚决反对进军北京，他希望通过李鸿章来促使清政府采取坚决措施镇压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单独达成协议以便保护俄国使馆和中东铁路的安全。尼古拉二世在陆军大臣和财政大臣之间动摇，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俄国即进攻北京又率先倡导从北京撤军的矛盾现象。
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之后，库罗帕特金在6月25日与德国驻彼得堡陆军武官的谈话中强调要采取迅速有力的行动，尽可能地一举扑灭中国的叛乱。7月6日库罗帕特金电告旅顺口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为以武力镇压流血暴动，坚决向北京进军已经不可避免”。之后，他又告诫阿列克谢耶夫“最近的主要任务是……做好积极进攻北京的准备”，命他将大部分队伍集中于直隶地区，“如果联军长官们决定立即开始进攻北京，俄国军队就应该参加这一进军”。
库罗帕特金进军北京的主张遭到了维特的坚决反对。从德国陆军武官给柏林的报告来推测，可能维特在6月30日与陆军大臣会面时，就已经劝告他放弃采取积极军事行动的念头。这次谈话使陆军大臣多少接受了维特的观点，所以紧接着他在与德国陆军武官的谈话中，又从25日主张采取迅速有力军事行动的立场上退回来，转而表示：俄国在中国的商务与工业利益只受到了有限的影响，俄国的军事行动只能有利于别人。“我们不想中国的尺寸土地，也不愿其他国家的猜忌引到我们身上来。……除非欧洲或中国请我们”，否则，“我们不愿替人火中取栗”。德国外交官认为库罗帕特金对军事行动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受了维特和拉姆兹多夫的影响。由于在采取积极军事行动向北京进军方面得不到俄国的赞同，7月8日德皇威廉二世甚至一度打算“把进军北京之议暂行搁置，……命令军队运输船转往胶州”。
但此后库罗帕特金的军事欲望再度膨胀，7月12日他直接鼓动沙皇进军北京。奏称“以‘消灭北京’为目的的俄国进军具有重要意义”，并提议“必须把统帅列强军队的总指挥权授予阿列克谢耶夫”。7月14日联军攻占天津以后，他提出了一个更狂妄的计划，建议派一支15万的大军一举解决远东问题：解除中国武装、驱逐日本人、占领北京，甚至悄悄地进入朝鲜。德国驻彼得堡大使拉多林7月31日报告说：“我相信，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有一个热烈的愿望到中国去，也能估计到能得到共同作战行动的领导权。”
在这种状况下，维特又采取多种手段反对进军北京的企图。大约在7月20日他直接与库罗帕特金进行了一次长谈，言辞激烈地责备后者破坏了其他部门的权力，并警告说：“参与中国的事件不仅将耗费我们大量的金钱、要求我们付出很多牺牲，而且最主要的是如果我们不迅速从此事中脱身，并因此而使俄国受到削弱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欧洲将利用这一有利的局势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打击。”
在劝告陆军大臣放弃进攻北京企图的同时，维特还于7月26日直接致信沙皇劝其不要进军北京。他写道：“现在无论如何不要向北京进军，因为这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在北京有两个利益――恢复北京的合法政府和解救公使馆。占领北京既不意味着能够恢复中国的合法政府，也不意味着能够解救公使馆。很可能当军事行动在北京附近开始的时候，公使们已经被杀，而中国的合法统治者或者将遭受同样的命运，或者将逃往内地。”那么，俄国当前在直隶地区应如何行动呢?按照维特的观点，俄国在联军攻占天津之后最好的行动方式应该是“留在天津，静候北京已经发生的某种转变的结果，竭尽全力帮助那些为恢复合法政府权威而努力的中国人(只有应他们的请求俄国才可以向北京进发)”。他还提醒沙皇说：我们出兵北京的唯一受益者将是欧洲列强，对俄国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冒进，而是努力制止病态的蔓延，并在我们的区域(满洲)恢复秩序后，返回家去”。 然而结果并未遂维特之所愿。虽然他“曾几次口头和书面劝说沙皇放弃这一危险步骤”，却并没能成功地阻止进军北京的行动，8月7日他在给西皮亚金的信中写道：“库罗帕特金完全失去了理智，竟想要摧毁一切，并竭力阴谋反对任命拉姆兹多夫伯爵。显然，他想要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成为时局的主宰。”8月14日里涅维奇率领的俄军率先攻入北京城。
二、出兵护路之争
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蔓延到东北。6月10日关东州军队司令阿列克谢耶夫电告陆军大臣在满洲出现了明显的骚动迹象。6月19日俄国驻牛庄领事电告拉姆兹多夫：“今天收到可靠情报，在所有大一些的地点，包括铁岭在内都出现了义和拳。”此后义和团开始攻击俄国人的铁路。高级宫廷侍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基6月29日从牛庄电告财政大臣：“22日夜里义和团在辽阳发动了进攻，铁路工作人员在一个建设路段集结起来，以便在那里进行防御。奉天的义和团骚乱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欧洲人已经不能出门了。我认为破坏电报线和铁路线的行为马上就将发生。中东铁路南部的通讯联系近日将会被中断。”27日辽阳等地再次发生袭击铁路的事件，“辽阳以北九俄里处和鞍山站附近的两座木桥和两幢营房被烧毁，电报站被捣毁”。6月30日义和团开始攻击奉天的铁路公司等地，据中文史料记载，7月1日“北门外天主教教首开设的衡太枪炉及铁路公司、西门外讲书堂，均被义和拳烧毁”。
义和团的出现及其对俄国铁路的攻击，还在俄方铁路建设者及其雇佣的中国工人中引起了恐慌，铁路沿线的俄国人要求立即前往旅顺口，俄国雇佣的中国工人也纷纷离去。6月18日铁路工程师萨哈罗夫电告财政部：“由于现在中国发生的动荡，在远东的外来工人中也发生了一些骚乱，其中的许多工人四散逃逸了，只剩下约5000名工人。工作被延迟了。”
中东铁路是维特远东外交政策的最重大成果，也是俄国最重要的利益之所在，所以义和团在铁路沿线的出现引起了帝俄有关方面的极大关注。如何维护铁路的安全呢?库罗帕特金主张立即以俄国正规军来护路。而维特在7月9日之前，则试图利用中东铁路护路队并压迫东三省地方当局自行镇压义和团来保护正在建设中的铁路，还不打算出动正规军来保卫铁路。
得知消息后，库罗帕特金认为“必须要派军前往满洲镇压旨在破坏正在建设的铁路和杀害俄国臣民的骚乱”，为此他于6月20日奏请“宣布关东州进入战争状态;除了预定要从阿穆尔军区派出的军队外，再向旅顺口增派四个营和两个炮兵连的兵力”。6月22又奏请“宣布阿穆尔军区进入战时状态”。库罗帕特金的请求立即获得了尼古拉二世的批准，沙皇命陆军大臣就此下达一切必要的指示。在得知营口和奉天附近出现了义和团骚动的迹象时，陆军大臣又在6月27日命关东州军队司令立即向营口和南满的其他铁路站点派出军队，同时令阿穆尔边区军队司令立即做好准备由乌苏里边区进军哈尔滨。当日俄国便从哈巴罗夫斯克向旅顺口运送了一连工兵、半个铁路营、赤塔团三百人以及两座医院，7月1日又运来东西伯利亚炮兵旅第二炮兵连和第三步兵团第二营。
而维特则反对陆军大臣的做法。他一面于6月14日通知阿列克谢耶夫：没有财政部或中东铁路建设当局的特殊请求，既不能向满洲也不能向中东铁路路区派出军队。一面于6月16日电示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鉴于中国之民乱，须采取一切措施，避免造成与地方居民发生冲突的口实。6月29日在得知阿穆尔总督格罗杰科夫意欲立即出兵哈尔滨的消息后，维特坚决请求陆军大臣致电格罗杰科夫，要求他绝对不能出兵满洲。7月1日维特再次重申不经他本人要求军事部门不能向中东铁路区域派出军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维特没有意识到铁路面临着危险，相反，作为中东铁路的直接缔造者，他比任何人都关心铁路的安全，他之所以要铁路当局保持克制，请军事部门在未得他命令时不得出兵进占路区，是因为一方面不想在铁路尚未完工之时冒损害现有俄中关系的风险，另一方面他认为铁路仅仅处于拳民的威胁之下，还可通过别的方式来保卫铁路。实际上，在指示俄国租界和铁路当局保持克制的同时，维特也在积极筹划保护铁路安全的办法。他的办法主要有二种：
第一，打算通过扩充中东铁路护路队的方式来壮大与正规军不同的护路力量，自行保护铁路。为此多次紧急要求扩充中东铁路护路队。6月15日维特奏请将护路队的人数由最初的5000人增加到6000人，6月29日奏请增加到7000人并配备炮队，7月4日他又根据前往满洲考察铁路护卫情况的边防军独立部队司令萨哈罗夫的报告，奏请将护路队扩充到11000人。
第二，通过多种途径向中国东北地方当局施加影响和压力，促使他们自行靖乱，维持路区秩序，并保卫铁路财产和人员的安全。
首先，他通过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和俄国外交部，就俄国在直隶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在阿穆尔边区进行的军事动员向东北地方当局做出解释，希望消除后者对此产生的疑虑，在东北地区继续维持从前的合作关系，从而达到保护中东铁路的目的。他请拉姆兹多夫指示阿列克谢耶夫向东北三将军说明俄国对中国是友好的，俄国并不打算对中国宣战，俄军在北京附近的军事行动是为了帮助中国镇压叛乱并支持中国的合法政府，同时威胁说破坏中东铁路的行为将引起严重的后果。尤戈维奇也奉命向中国地方官员解释说：“阿穆尔边区的军事动员并不是为了进攻中国，而是为了在必要的情况下保卫中国及其政府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其次，通过驻俄公使杨儒来向地方官员施加压力，以便保卫中东铁路的安全。6月27日维特当面告诫杨儒：“中国现在满洲一带备兵，似有占据铁路之意，工程员役避至牛庄，人心惊惶。都中匪焰方炽，俄意在助剿，不欲开衅，若铁路有急，势不得不调兵护守，以保路工。参崴、旅顺现均屯有重兵，征调甚速，倘进据满洲，恐各国亦将进兵他省，后患无穷。”他请杨儒转电盛京将军增祺“力保路工员役，切勿动兵，免开边衅”。
最后，维特还利用自己与李鸿章的私人关系，请他出面敦促东北地方当局采取措施预防路区发生骚乱，并保障铁路安全。6月28日，维特致电李鸿章一方面表示：“现因无从径与本国驻使及贵国政府接洽办事，不得不请贵大臣垂念旧交，径饬满洲东省铁路沿途各地方官，禁乱民毁坏铁路、伤害工役，并照常帮助一切”;另一方面又警告说：“倘乱民或官兵毁坏铁路、伤害工役，俄国势必派兵保护人民及此数百万金工程”。 这些做法都表明，1900年6月当义和团刚刚出现于南满、零星破坏铁路时，维特并不打算直接出兵东北，他指望通过扩充中东铁路护路队来维护铁路的安全，更指望通过中国地方当局来镇压拳民骚乱，保护俄国既得利益。只是在希望破灭后，维特于1900年7月9日奏请沙皇立即从乌苏里方向沿松花江派兵入侵中国，7月20日又奏请从满洲西部边界增派援军。
三、满洲善后政策之争
出兵占领满洲之后，以库罗帕特金为首的陆军集团在胜利进军的“鼓舞”下，拒绝完全从满洲撤军，并要求吞并东三省部分领土。而财政大臣则反对领土扩张和长期驻军的做法，主张以寻求经济补偿的方式维护并扩大俄国在满洲的侵略权益。
据维特回忆录记载，库罗帕特金在刚刚得知义和团运动爆发消息时就提出要把满洲变成俄国的第二个布哈拉。8月中旬渴望建立新功勋的陆军大臣向尼古拉二世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在与中国政府进行的谈判中不仅应该要求赔偿军费和中东铁路所遭受的损失，而且应该剥夺中国政府在满洲的驻军权，除警察之外中国不能在满洲配备任何军队;俄国可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最主要据点派驻军队并拥有监督满洲地方行政机构的权利”。库罗帕特金强调由于中国政府在俄国占领旅顺口和获得中东铁路租让权之后对俄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所以俄国必须实现上述目标，否则“中国将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继续在满洲自造铁路并将再次对我们发动新的进攻”。1901年7月更要求将满洲的北部并入俄国。
陆军大臣的野心在俄军指挥官的行动上得到了直接体现。8月4日、5日、6日，阿穆尔总督格罗杰科夫致电阿穆尔地区军事长官格里布斯基将军：“我军所占领的整个满洲地区今后不受中国当局的管辖，完全置于我们的权力和法律之下。”8月12日，格里布斯基为了执行上述命令，公然宣布“按照瑷珲条约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辖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以及俄军所占领的阿穆尔河右岸的满洲领土，已归俄国当局管辖”。接着将黑龙江城改名为伊宁斯基。
库罗帕特金的要求令维特忧心忡忡，1900年8月24日他在给沙皇《关于远东问题》的奏折中分析了领土扩张的危害，对库罗帕特金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并阐述了自己对处理战后满洲问题的基本立场。
首先，维特驳斥了库罗帕特金等要求在满洲获得领土补偿的企图，指出：“立即以某种方式扩张我们在远东的领土……毫无疑问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但这一计划“不仅对俄国无利，而且将会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其一是“只要我们向满洲或北直隶湾伸手，哪怕是以隐蔽的形式伸手，德国就将占领山东半岛的其他地方、英国将占领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法国将占领中国南方，而其他列强也将相应分割其余的中国领地。对我们的东方事业而言尤其危险的是日本将趁机进入亚洲大陆，占据朝鲜。中国将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当然维特并不是在为中国被瓜分的命运而担忧，他担心的是一旦中国被瓜分，一些军事强国将取代贫弱的中国和朝鲜出现在远东，俄国“在亚洲将不得不与这些强大好战的国家为邻”。
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沉重的后果：在远东与强国为邻将增加俄国的财政负担，削弱俄国在欧洲的力量。维特写道：如果中国被瓜分俄国将不得不面对许多新的严重困难，我们不得不耗费巨大的财力来保卫东方的边界。这不仅会给俄国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牺牲，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对远东的要求不适度的话就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使自己陷于远东事务不能自拔，结果必将削弱我们在欧洲和近东的地位”。而如果没有巩固稳定的欧洲边界既会损害俄国的尊严、损害俄国的根本利益，也使俄国不可能沿着历史的道路向东方发展。
其次，在对陆军大臣的建议进行了反驳后，维特提出了自己处理满洲问题的基本政策：这就是通过维护并扩大俄国在满洲地区的经济权益来补偿中东铁路所遭受的损失。具体而言在满洲问题的谈判中俄国应该遵循的原则一是要“中国政府承担义务保证在满州的驻军不会威胁到俄国边界和铁路的安全”;二是要“适当地修改中东铁路租让协议”。
在维特的推动下，库罗帕特金一度放弃了领土扩张的立场，8月13日他电告格罗杰科夫“为了迅速恢复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决定不将中国任何一部分土地并入俄国版图，并且将只采取一些能够保障我们满州铁路安全和阿穆尔河上自由航行权所必需的措施”。
四、留兵护路之争
1900年12月确定了与清政府就满洲问题进行单独谈判的方针后，俄国三大臣开始对议和大纲草案进行讨论。在谈判的根本宗旨和目的问题上，维特和库罗帕特金没有本质的区别，都认为长期保障中东铁路建设及运营的安全是俄国的主要目标。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财政大臣和陆军大臣之间产生了根本的分歧，而且这一分歧贯穿于义和团运动结束后中俄两国撤军交地谈判的整个过程中。
库罗帕特金虽一度表示同意不占领满洲领土，但却坚持以相当数量的军队来保障中东铁路的建设，主张即使在铁路全线通车投入运营之后俄国也要在北满保持八个步兵营、在南满至少保持四个步兵营的兵力。1900年12月16日他致信沙皇和拉姆兹多夫，表示：“在即将与中国举行的谈判中，我坚决拥护不把满洲并入俄国的决定，但同时我要求使我们获得在满洲驻军的权利，这比一切其他政治和经济意义更重要。”因为俄国“在满洲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完成铁路建设，并在完工之后保障其从外贝加尔通向弗拉迪沃斯托克及旅顺口两个方向的通畅运行”。没有正规军的支持即使扩充中东铁路护路军也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所以他建议即使在铁路完工后也要在哈尔滨、吉林、齐齐哈尔及奉天“无限期地”驻扎俄国军队。实质上库罗帕特金坚持的是拒绝完全撤军的政策。
而维特坚决反对无限期在满洲驻军的建议，主张在获得必要保障的前提下逐渐完全从满洲撤军，由中东铁路护路军来维护铁路的安全。1901年1月22日他在给外交大臣的信中写道：“逐渐减少在满洲的驻军并在中东铁路建成后完全撤出俄国军队、恢复满洲正常秩序是我们拟定协议中的最重要内容之一。”“逐渐撤军的声明对俄国自身的利益是极端重要的，对安抚中国人并保证与列强诸国的友好关系也是极端必要的。” 他指出：长期占领满洲“会使中国以及欧洲列强和日本怀疑我们有土地征服的意图”，这对俄国是极其危险的。“不仅将恶化俄国与起源于满洲的大清王朝的关系，也会被其他列强视为是对远东和平的长期威胁，特别是俄国的行为将会成为列强诸国在中国其他地区和日本在朝鲜采取类似行动的榜样。俄国应对这一切所付出的牺牲将远远超过镇压中东铁路区域可能发生的新暴动而付出的牺牲。”而且维特认为：“在欧洲列强通过和平谈判保障了自己使馆区的安全并占据进入北京的交通要道之后，今后在中国居民中包括在满洲都未必会发生类似的事件。”因而长期驻军也完全没有必要，俄国应逐步从满洲撤出自己的军队并在中东铁路完工后完全撤出俄国正规军，由中东铁路护路军来维护铁路的正常运营。
当然逐渐完全撤军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必须要提出一系列条件作为撤军的前提和保障。最根本的条件就是要从中国获得更多的经济补偿，既保障中东铁路的安全，更能建立起俄国在满蒙和新疆的独占优势地位。1900年12月28日维特致信沙皇和外交大臣，初步列出了这些经济要求的基本内容：(1)扩大俄国在满洲和长城以北地区的铁路租让权。要求“中国政府不经我方同意不得在我们势力范围所及之地即满洲和整个长城以北地区(包括满洲、蒙古、伊犁边区和喀什噶尔)自造铁路或向他国提供铁路租让权”。他认为只要中国承担不在这些地区自行建造铁路、不向其他列强提供铁路租让权的义务，就可使俄国在满蒙和新疆地区的铁路租让权得到充分的保障。(2)中国将长城以北的山海关铁路区段及其到营口的支线交给俄国，“以便由俄国根据中东铁路租让合同来接造和经营”。如果这一条件难以实现的话，就要求“中国政府向中东铁路公司提供按照中东铁路租让合同的条件建造从中东铁路干线或南满支线通向北京铁路的权利”。(3)取消根据1898年3月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所规定的金州自治权。(4)将中东铁路边界各站的海关管理权交给中东铁路公司，“这些税关的海关职员只能由中国人或俄国人担任，并将上述海关置于中东铁路代理人的监督之下”。(5)把1895年借款本息的偿付办法由半年付款改为按月付款。
除了通过中俄两国政府间的单独协定获得上述经济权益之外，维特还试图再由中国政府与中东铁路公司之间订立一个协议专门向中东铁路公司提供特殊的优惠，根据他在1901年1月24日交给拉姆兹多夫的清单，维特希望为中东铁路公司争得的经济特权包括：(1)盛京、吉林两省及黑龙江小兴安岭南坡“无论官地还是私地”“所有”金矿的开采权，以及在全满洲所有石油与镍矿的开采权;(2)在公司“铁路区域内”“全部煤矿的”开采权，而且在沿铁路十俄里地带内与公司矿区五俄里范围内不许任何其他企业家从事经营活动;(3)“五年之内”在鸭绿江流域“选择”具有“良好建筑用材”的二千平方俄里地段的权利，并有权在该处铺设铁路、电报与电话线路;(4)将中东铁路沿线十俄里地带内的全部土地统统交与公司(私人土地照市价赎回);(5)在秦皇岛、营口、鸭绿江口以及“江口附近的一个岛上”拨给公司地段，以建筑码头、货栈、油站和住宅;(6)将南满铁路到营口的临时支线改为固定线路。
可见，维特的意图是要通过进一步扩大中东铁路公司权益、建立起俄国在满蒙经济独占地位的方式来维护中东铁路的安全。
总之，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维特与库罗帕特金虽然都是侵华政策的积极鼓吹者和倡导者，但由于所代表的集团利益不同，以及眼界的不同，两人在是否进军北京、是否立即出兵护路、是否吞并满洲领土以及是否留兵护路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尼古拉二世在财政大臣和陆军大臣之间摇摆不定，因而导致了在整个义和团运动时期俄国对华政策往往表现出矛盾性和多变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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