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论文发表新常态的构成要件与实现条件
新常态是12个“习式热词”之一，“习式热词”是截至2014年10月16日，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整整履职700天后，媒体取义的新热词。本文主要针对新常态的构成要件与实现条件进行了一些论述，文章是一篇研究生论文发表范文。
〔摘要〕 历史经验表明，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利于形成“新常态”，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才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一旦宽松的逻辑(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和改革的逻辑捆绑在一起，“新常态”还怎么产生?答案是无从产生。这就是为什么“两个根本性转变”只闻楼梯响不见美人归，二十年来迟迟不落地的根本原因。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再配上“壮士断腕”般简政放权的决心，将是有效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供给根本改善的一组绝配。有了二十年“两个根本性转变”所奠定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再加上打虎立规(威)，“新常态”便俨然生成。“新常态”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取得了多年想得而又求之不得的结果，让我们看到它有可能取得1989-1991年那样成功的治理经验。开弓没有回头箭，“适应新常态，开创新局面”是必然的选择，而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
〔关键词〕 新常态,两个根本性转变,三期叠加,宽松,紧缩,经济环境
一、 “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什么是“新常态”?目前有很多定义，有定义在增长速度上的〔1〕，有定义在产业转型结构优化上的〔2〕，有定义在人口结构变化上的〔3〕，还有“跨界”定义在打虎立规(威)的制度创新上的〔4〕，不一而足。由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如长期稳态的“次高”增速、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新的发展模式、刘易斯拐点、新的政治生态等等，五花八门。不同表述从各自不同方面揭示了“新常态”的重要特征，极大地拓展了 “新常态”的内涵。
但是，无论哪种表述，着眼点都离不开转变增长方式这一根本点，这是一个必备条件。只有围绕这个根本点展开，才谈得上良性的、可持续的状态，才能称之为“常”和“新”，如果仍是沿着粗放型的旧有的增长方式发展，面对与日俱增的资源瓶颈、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势必难以为继――既然旧的增长方式难以持久，那就成不了“常态”，更别提“新常态”了。①
尽管“新常态”是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是现在才着手准备的。20年前，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讨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时，便以党内文件形式正式提出了关系全局的 “两个根本性转变”战略，然而“新常态”的实现需要条件，需要有相应的“双基”，即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正因为有了当年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以及其后20年的积累，夯实了“双基”，“新常态”才有可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二、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才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
1.“新常态”长期没能形成的根本原因
“新常态”是“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目标及其重要成果。既然如此，从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到另一只靴子落地(指“新常态”)花了整整20年时间，这个过程是否显得过于漫长?
的确如此。然而，如果我们对这20年经济发展历程和宏观调控经验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这一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这20年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有了，即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并不利于 “新常态”的形成，而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才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
“新常态”之所以姗姗来迟，根本原因是很难形成一个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旧的增长方式受不了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没有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旧的增长方式又没有了转型的压力，根本无法改变。既然旧的不能去，新的就来不了;反过来，新的不能来，旧的也就不会自动离去，这就落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和路径依赖之中，而且这个僵局很难打破。这跟计划经济时期“放乱收死”的历史周期律所遵循的逻辑是一样的。〔5〕
2.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的“治理整顿”
如何跳出这一逻辑陷阱、打破历史周期律，达到“新常态”?新旧之间的直通车是没有的，只能采取迂回包抄的办法，为此需要做很多前期准备。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1992年的放量投资和扩张信贷到了1993年下半年便开始着手收缩，到了1995、1996年时，“软着陆”的呼声已经很高。〔6〕因此，1995年及时推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可谓适逢其时――如果能够坚持几年，“新常态”就不难出现。这样一种判断并非凭空臆想，而是有史可鉴，这个经验来自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
从1988年开始实行的“治理整顿”其最初的效果并不理想①，反而进一步激化矛盾，成了新的焦点，阻力重重，难以全面推行，更难以深入持久。其中，最突出、最棘手的问题是引爆了“三角债”，将隐性的国有企业、地方财政债务危机显性化，变成现实危机，结果，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成了清理“三角债”的重灾区，全国皆然，东北尤甚，以至于作为老国有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从那时便开始滑坡，从此再也没能恢复从前的地位，史称“东北现象”。1989年“治理整顿”得以顺利推进，取得了理想的紧缩效果，并在1989-1991年期间，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新常态”的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包括市场对紧缩政策的预期，这对经济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
毫不夸张地讲，正是相对紧缩状态重塑了企业的经济行为，也重塑了市场。举一个显著的例子，1989-1991年，社会总需求不足，产能供给过剩，企业压力很大，尽管有些过度，但是，所有这些矛盾最终却转化为企业追求质量和品牌、立足市场制胜的动力。对企业而言，很显然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也没有机会主义的可乘之机，只能老老实实地立足于市场，开发市场;过去充斥市场、甚嚣尘上、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产品，在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下被挤出市场;坑蒙拐骗、以次充好现象趋于销声匿迹……而种种逆转都是悄没声息地发生在这三年中，从而根本地改变了产品的品质、市场的品质、竞争的品质。市场的自净功能、自我淘汰机制、有效竞争原理在这里得到完美诠释。一句话，它重塑了市场环境。当然，这个过程来得过于雄壮激烈，非得横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不可。相比之下，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无异于鼓励劣币驱逐良币，有逆向淘汰机制，使老实人吃亏，无怪乎假冒伪劣产品会满天飞。 从各方面汇集起来的统计数据判断，到1991-1992年时，国内经济已经步出低谷，开始有了恢复性增长，如下图所示。但是，这个自发的转变过程是如此缓慢而且分散，以至于人们一时间很难感受到它的存在，其原因是它跟政策性刺激作用无法相提并论，属于两种类型、两种方式。政策性刺激作用及其结果都是集中而激烈的，属于狂风骤雨型;而市场的自发改变，则是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对此只要看看小企业在这三年里如何起步，如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便大致上能看出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是如何夯实的。如果不是这三年奠定了市场基础，使产业结构有根本性改善，很难想像历经1992年爆发式增长的冲击之后中国经济还能扛得住，并成功地“软着陆”。
改革开放以来历年GDP增速
资料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1978-2014年数据整理所得。
3.百尺竿头只差一步的“软着陆”
不难看出，1995、1996年也想重复1989-1991年的成功经验，塑造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以便更有利于“两个根本性转变”。但是， 1989-1991年的经验中毕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在此前的1988年，对于“治理整顿”还有着较大的内部意见分歧，与之相比，1996年更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所谓成功“软着陆”，言外之意不也有着重新放松投资和信贷的意思与要求吗?
事实上，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在质疑声中又坚持了两年(1996-1998，但1998年下半年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到1997年还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决定将车贷、房贷列入重点支持对象，将汽车产业、房地产业列入支柱产业。此后，汽车制造、房地产业便一直没有离开产业结构的中心位置，并发挥着顶梁柱作用。
到1998年，国内相对紧缩的经济局面再也难以支撑下去了。国际上由于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保八”成了头等大事，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不能再坚持，需要进行根本性改变，否则将影响就业和稳定。于是，宏观经济政策顺势改为财政、信贷双刺激，紧缩也一变而成为宽松的经济环境。
试想，宽松的经济环境怎么可能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呢?总需求一旦扩张，经济环境宽松了，对于每个企业而言，似乎都有着无限广大的市场，此时还有多少企业会在质量、品质上下功夫呢?削尖脑门跑资金、跑项目才是头等大事，至于产品升级、产业转型之类的长远打算，必然暂时封存起来束之高阁。
回头看，正是由于1989-1991年、1996-1997年有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因而能够在调整产业结构、规范市场行为、企业行为、行业行为方面取得较好效果，使“两个根本性转变”能够掷地有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举扭转过去一直想改而改不动、改不了的被动局面;相形之下，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效果的。
4.新十年留下的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
从1995年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到2003年之后提出“科学发展观”，此间没能形成“新常态”实在是很可惜。这其中固然有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使得自“非典”结束以来所形成的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态势被迫中断;但是，即便没有这种外部冲击，也很难真正形成“新常态”。
根源何在?一言以蔽之，“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落脚点不在于对产业、对市场如何规划调整，而在于有没有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后者是决定性的、致命的条件(充要条件)。如果经济环境相对宽松，企业和市场就没有迫切转变增长方式的压力和动力，哪来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而2003-2007年期间的经济环境应该说是相对宽松的。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降速未必会有“新常态”，但升速一定不会有“新常态”。2003-2007年经济增速仍在10%以上，且有不断加速的强劲增长势头，这就不能算是紧缩，产业结构也不可能在你追我赶、大干快上的情形下得到调整或转型。由于速度没有降到位，增长方式转变不过来，所谓“又好又快”实质上仍是一条腿走路，“快”字当先。
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形和增长势头判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10%以上。所以，降到10%以下必然会成过度紧缩。然而，事后检验的结果却发现其中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外部因素，那就是，这段时期广义美元货币是不断扩张的，这对于一个外贸依存度高达60%①特别是出口和引资份额都很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美元泡沫在其中扮演了不断推高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重要角色，且造成了一种近乎系统性的风险，使其国内经济表现出过度繁荣的景象，所以到2008年以后一切都显然了，不仅过度繁荣消失了，连10%的增速都难保(真正保不住应到2012年以后，即庞大的扩大内需计划撤出之后)，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得不再次紧急启动扩大内需计划，而等到“四万亿”刺激计划出笼，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便无从谈起了。
三、既然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利于“新常态”形成，为什么政策上还要长期坚持
1.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有利于改革
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有利于改革，这个理由很充分，主要是基于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前半期的经验，以及对当时形势的判断，认为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有利于改革。
我国最初的改革举措是放权让利，无论是企业改革还是财政改革都是如此。②当然，这种做法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如果放权让利不能在短期内大见成效，意味着一旦财政吃紧，特别是中央财政吃紧，不得已时需要依靠增发货币过日子，这样会造成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在治理通货膨胀问题上确实出现了宽和紧、严和松两种意见、两种政策的严重对立。政策宽松一点，虽有利于改革，但通货膨胀尾巴高翘(如1986-1988年两度出现通货膨胀);政策紧缩一点，虽暂时压制住了通货膨胀，但改革的空间也因此压缩。这种特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政策跷跷板，造成改革和治理通货膨胀之间的对立，且只能“二选一”。有鉴于这个阶段的特殊状态，“新常态”根本无从谈起。 到1994年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成以后，上述对立局面得以逐步缓和、缓解、冰释前嫌。而只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消除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二者协调起来，做到刚柔相济，方能谈得上“新常态”。在通货膨胀状态下，根本不可能产生“新常态”――只有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及其预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二者之间的拉锯战――这意味着要经历短期内极其痛苦的转型、转变。
应该说政府当时就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必须要在“长痛”还是“短痛”之间做出选择。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特殊、特别的理由，哪来那么大决心和毅力承受、忍受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别的不论，来自产业的压力、财政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就让“短痛”难以承受，最终迫使政策释放较为宽松的信号。所以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是多方合力推动的结果，至于“长痛”，则只有慢慢消化了。如此一来，“新常态”被无限期地推向了一个更遥远的未来，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2.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是多方合力推动的结果
由于改革的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立足点也是计划经济体制，这就带来 “改革的悖论”。一方面，如果我们立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很难破土而出。资源全部控制在计划经济手上，哪有市场容身之地，哪有市场纵横驰骋的空间，还轮得上市场做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一下子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又将立足于何处?那时期尚未有市场经济，我们该立足于何处去破除计划经济体制?且破除计划经济体制意味着破釜沉舟，没有了立足之本。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系统性危机。破旧是为了立新，如果新的尚未破土便早早地终结旧体制，会出现青黄不接的体制真空、权力真空，不仅不能发挥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各自的优势，反而使两方面弊端结合。这恰是压垮前苏联以及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以 “休克疗法”为例，不仅没能增加有效供给，而且将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搞乱了，这是俄罗斯社会迅速两极分化的根源，无论对短期增长还是长期增长都极为不利，导致“短痛”与“长痛”并存、“短痛”更痛。
相形之下，“双轨制”无疑是一种积极稳妥的权宜之计。但是，一旦确立了“双轨制”，由谁来执行呢?这里面涉及利益动机、积极性、主动权问题。凭什么给你开口子而不给他开口子?谁能决定给谁或不给谁?而且在资源紧缺情况下，计划指标(配额)倒手之间就能赚钱，凭什么要肥水外流?结果无非是两种极端情形，要么不积极、不作为，要么有活跃的幕后交易。对于决策者而言，不开口子无市场可言;开了口子等于是在纵容腐败。无奈之下，两害相较取其轻，有黑市总比无市场要好，否则改革的步伐一步都迈不出去。
正是基于这种改革逻辑，一时间，“双轨制”成了腐败温床。谁手中握有配额，谁就能发财;谁手中掌握大量配额，谁就能发大财。结果便是，没有双轨制，不可能有市场;而有了双轨制，不腐败谁有积极性?“双轨制”成了灰色地带和纵容腐败的温床。最好的例证，是那段时期突然冒出无数“倒爷”，在市场上层层加码转手倒卖紧缺物资，无形的利益链条由此形成。“倒爷”本身就是“双轨制”市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起着主导资源流向的作用。资源全部“招拍挂”、全面放开价格的“休克疗法”是否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恐怕收效甚微，甚至还会给腐败行为披上合法外衣。身子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双手却伸到了市场，如此一来，既能支配计划垄断的权力，又能享受“合法的”市场利益，同时还能规避市场风险，何乐而不为呢?从最初倒卖紧俏物资(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物资都是紧俏的)，到后来企业改制、上市、MBO，始终伴随着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的影子。但是，如果要清算这部分历史，必然影响经济增长;反过来，反腐也导致官员不作为。这就使得腐败行为更加有恃无恐，让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最坏的方面结合到了一处。有鉴于此，当时有无数人抛出了“腐败有益论”、“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等论调。〔7〕
与之相应的必然是相对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松绑的逻辑跟上述改革的逻辑是协调一致、此唱彼和遥相呼应的，其结果是让近水楼台(接近资源或靠近资源支配权)的那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与此同时，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还能起到“消化”改革成本、“缓解”社会矛盾、“和谐”经济关系、“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既然对双方都有利，就不会缺乏彼此合力推动它的动力。正因为如此，宽松的呼声越来越高。
3.宏观调控政策宽松化的第三个诱因来自外部环境
除了内因，还有外部扰动因素。通常我们讲投资、消费、外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而言，外部冲击更不容小觑。尽管外部冲击是外在的、间接的，但由于它影响外需、外贸，从而影响总需求、财政收入、就业水平等，这就有了直接的、致命的作用，而不止限于外在的、间接的影响了。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而言，对此的感受尤为深切，少不了要扩大内需。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两次大的金融危机，横亘于世纪之交的两个十年，如此高强度和密集度的冲击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路径。宏观调控政策首先必须处理这种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哪怕原本紧缩的政策也不得不转向扩大内需，采取较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否则，经济增长率会出现断崖式速滑，影响财政、就业和社会稳定。过度扩张的结果却导致一个极为反常的现象，即世界是冬天而我国呈现的是“一枝独秀”的春天，在世界性紧缩状态下，显得风景这边独好，资源、环境却为此付出了加倍的代价，好比冬天里屋内开着窗户吹暖风，少不了要增加电费。
四、定力所驻，“新常态”不期而至
1.打虎立规(威)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
总而言之，一旦宽松的逻辑(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和改革的逻辑捆绑在一起，“新常态”还怎么产生?答案是无从产生。这就是为什么“两个根本性转变”只闻楼梯响不见美人归，二十年来迟迟不落地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个貌似强大的理由却通过打虎立规(威)迅速土崩瓦解，一个貌似很难实现的“新常态”就这么顺利地实现了。这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可见，“新常态”不是达不到，而是想不想达到的问题，即敢不敢碰硬、敢不敢触动内核、怕不怕雷爆的问题。 总之，实现“新常态”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以前标榜的所有压力，无论是经济压力、政治压力还是舆论压力都在高高举起的反腐拍子面前形影销遁。毫无疑问，打虎立规(威)起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它直指旧有的增长方式的症结，对政商勾结机制起到釜底抽薪直接抑制效果;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又能有效地促进市场良性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扭转 “两个根本性转变”想转变而转变不过来的被动局面。
相形之下，任何其他举措都顶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说情和与日俱增的压力，尤其是财政压力、就业压力。
“新常态”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取得了多年想得而又求之不得的结果，让我们看到它有可能取得1989-1991年那样成功的治理经验。
2.目前最大的压力来自“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消极反应
以行政为主导的旧的增长方式难免不被腐败所裹挟，因此，打虎立规(威)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消极抵制。一些基层干部抱怨，现在“环境”不好，不干是等死，多干是找死，与其主动找死不如干靠着等死。“为官不易”成了“为官不为”的挡箭牌，而这本身就是需要扭转的政治生态，和有待转变的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
“新常态”要能立得住，必须与这股歪风邪气展开殊死的斗争。在强调遵守党内规矩、严肃党规党纪(如反“四风”和反腐败)的同时，还要严格问责，让无为者失位，让有为者有位，形成选人用人的有效竞争机制，从而破解“为官不为”的难题。如果“为官不为”继续从中作祟，势必难以遏制经济降速的颓势，其结果，必然迫使“新常态”中途改道，很有可能使得“旧常态”死灰复燃，重复过去的老路。①从中美两国制造业的景气指数看(下图)，自2013年以来美国制造业供应管理协会指数(ISM)一路高歌猛进(除少数月份)，相反的，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济经理人指数(PMI)却长期在50%的荣枯分水线上下徘徊，二者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2014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制造业PMI指数缓步进入衰退区间，更是明显地拉大了差距。
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美国经济趋善时我国经济反而降速的情形，这不符合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时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在中美之间)，因此不能不令人担忧，成为当前迫切需要扭曲的局面。②如果我们将时间轴延伸到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对“反转信号”会看得更清楚。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一年之后，制造业ISM指数开始趋于活跃，此时中国在“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拉动下制造业PMI指数也很活跃，但到了2012年5月之后变得不温不火，以后，中美两国制造业呈现反向走势，如下图所示。
毫无疑问，世界制造业的重心开始发生逆转，即由过去向发展中国转移而开始大量回流，这是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姑且说它是苗头)。难怪奥巴马在2015年的《国情咨文》中信心满满地宣称美国已经走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实现了全面的经济复苏。〔8〕
长期来看，“新常态”需要能够增加新供给。增加新供给取决于两个要件，即由过去的资源型、粗放型、环境污染型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创新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但其支撑点在于能否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这也正是“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精髓和它所实施的内容。
对于前半句好理解，对于后半句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旧有的增长方式不也是立足于市场的吗?毕竟，自从1994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算起，或者从加入WTO算起，二十多年来我们都不再是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市场规模和容量不断扩大，并越来越具有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然而，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有带来预期的增长方式转变呢?问题就在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是相对宽松的市场还是相对紧缩的市场?相对宽松的市场本身就没有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而仅仅是政府干预过多过深导致的结果――同样都强调市场机制与市场功能，但不同的经济环境所得到的效果却是截然相反的：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有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则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规律。
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才能得到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如果既不能痛下决心，也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更不愿意担当紧缩的风险，又如何能够塑造应有的经济环境?如何能够扭转以往的增长方式呢?
3.如何夯实“新常态”的基础
“新常态”欠缺的是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现在，通过打虎立规(威)，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便立刻创造出来了，因此必须牢牢把握这一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夯实“新常态”的基础。
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再配上“壮士断腕”般简政放权的决心降低准入门槛，缩减行政审批权，打破众多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扩大市场选择的范围。，将是有效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供给根本改善的一组绝配。新一届政府在这两个方面大做文章，形成掎角之势，必然是吸收了以往成功的治理经验，尤其是1989-1991年、1996-1997年的经验，并有意识地加以补充完善的结果。假以时日，必将从根本上改善供给，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
可见，政策的导向变了，过去重点在于如何规划布局产业，如何实施优惠和补贴计划，如何刺激产业投资;现在则变成如何在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中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过去如何铺摊子，变成今日精打细算过小日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更加突出了市场地位，强调它的“决定性作用”〔9〕，这意味着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着眼点和重心有了根本性改变。
总之，“新常态”的出现鲜活地表明，一个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如何有利于“新常态”的实现。
4.股市爆炒背后折射的国情民意
在“新常态”下，等待市场复苏需要一定的时间。即使以固定资产实际建设周期为下限，起码也要九个月之久，在这段青黄不接的时期，如何化解经济下行压力?这无疑是对国民耐力和承受力的巨大考验――“新常态”下不能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办法实现逆转，而外贸在短期内也看不到重大改善的迹象。很自然地，利用股市的财富效应刺激投资和消费成了顺理成章的逻辑。〔10〕“股票价格提高，因而增加投资者财富”很容易博得人们的认同，其结果是扩大股市融资渠道，放松和降低资金进入股市的门槛，如允许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直接进入股市，对个人开设股票账户不再限制“一人一户”，允许杠杆交易等，从而数倍地扩大了成交量。当然，投资风险也相应增加。 目前股市任性的背后反映出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以往是在银行、地产、影子银行、债市之间来回穿梭，此消彼长，如今乘着政策松动和股市回暖之机开始回流，先是港股，再是B股，现在又重启A股。流动性过剩无疑是前期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遗症。对此，我们看到在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对“新常态”的界定又有了新的补充，在原有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由先前的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增速换挡“两期叠加”变成“三期叠加”，即增加了“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是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主要是应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投下去的“四万亿”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流动性过剩。过多的货币发行以及地方债务、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都是扩大内需留下的后遗症。此调一出，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央银行不可能放松货币政策，也不可能因为经济减速而提高货币增长速度，M2只能维持12%的中等偏低水平。这样一来，总量的流动性过剩预计不会很严重，主要还是结构性过剩。在短短的6个月时间里央行三次降息，对资金流入股市持积极鼓励态度。而此时长达七年之久的超级熊市突然暴涨，价量短期内翻番，理由无非是两条，一是吸纳过剩的流动性，二是有意制造财富效应，似乎是在一石二鸟。问题是，流动性过剩有那么严重吗?消除流动性过剩有那么迫切吗?此外，有没有财富效应也是很需要商榷的。
回顾当年寻找新的增长点，由于来得比较急，一哄而上不计其余、不计后果，没有通盘考虑便进行“顶层设计”，最典型的是汽车和房地产，由于跟城市规划不配套，发展起来之后即面临疏堵治霾的难题。所以，有时候不遗余力地补漏反会捅出更多更大的漏洞，这是得不偿失的;为了局部利益而牺牲总体利益，更是不可取的。
五、结束语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入深层矛盾凸显的深水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处于攻坚克难的爬坡阶段，反腐败斗争呈现两军对垒的胶着状态。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适应新常态，开创新局面”是必然的选择。适应新常态首先要认识新常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善的基本面没有变;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没有变，改变了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关键时刻应保持战略定力，狭路相逢勇者胜。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只有通过变革打通道路，才能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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