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当世散文创作有何新方向
文学的发展以及文学形式都是不同时期、不同思想等发展的因素。就拿清末南通范当世的散文创作上表现的形式和对于散文创作的意境来说也区别与他人，以下是对于他所创作散文的一些分析。
摘要：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范当世( 1854 - 1904) ，江苏南通人，字肯堂，兄弟三人中居长，世称范伯子。他以诗享盛名，世誉其诗能合苏轼、黄庭坚。其实，他的散文颇具特色。范当世早年被聘往张之洞麾下的湖北通志局修志，后应吴汝纶之邀北上冀州讲学，再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幕府任西席，都出于他散文创作的卓越成就。
关键词：范当世,散文创作,文学论文
他的散文创作，渊源于桐城诸子，这从他的交游可见一斑。范当世私淑曾国藩，有诗云: “我有无穷私淑泪，只应寂寞赴湘流”[1]( P305)，又有诗“生晚十年吾已矣，居常默默问湘源。”[2]( P161)他对曾国藩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曾深情地说: “余十七岁赴江南乡试，犹及见曾文正公复在，及来师武昌，距公没仅十载耳。”真是“蹉跎仅十载，不得同杯觞。觌面成私淑，沿流到武昌。”[3]( P84)不能亲炙曾国藩，能师事曾门弟子张裕钊、吴汝纶也是人生无尚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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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当世于光绪六年( 1880) ，与其友张謇、朱铭盘谒张裕钊，执弟子礼，学桐城古文。范氏上其所为文，张裕钊认为范文“辞气诚盛昌不可御，深叹异，以为今之世所罕觏也。”张裕钊还以云为喻，用浓丽、繁缛的文字作赋一篇，描绘云之奇特变幻，以此熏染伯子，教他作文之道。[4]( P35)张氏还把得范生为弟子的事告诉吴汝纶，并说“公当贺我! ”[5]( P157)光绪八年( 1882) ，在张裕钊的邀请下，范当世去湖北通志局为张主持修纂的《湖北通志》，担任“婺妇传”部分的主笔，历时两年。又得张裕钊介绍，师从桐城派最后的宗师吴汝纶受古文法。光绪十二年( 1886) ，范氏应吴汝纶聘请北上冀州讲学。当时，张裕钊主保定莲池书院( 后吴汝纶主持) ，贺涛主冀州信都书院，范伯子主武邑观津书院，府、州、县三学鼎力，张、贺、范三人并肩，在吴汝纶主导下切磋文艺，教授弟子，冀州风气为之大开，学术蔚为大观。在此期间，张裕钊评点了范当世许多诗文，对范文进步作用巨大，张裕钊“诙诡”的文章风格，直接影响了范当世的文章。
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汝昌中，吴汝纶是唯一的桐城籍作家，他对范当世帮助巨大。他邀请范当世游冀州书院四年，又竭力促成了范与桐城才女———姚蕴素( 姚莹之孙女) 的婚姻，继而介绍范氏入天津李鸿章幕府任西席四年。吴氏长范氏十四岁，二人亦师亦友，诗文切磋，互相引重。
吴氏《与姚仲实》一文，总结概括了从桐城诸子“气清体洁”到曾国藩“雄奇瑰伟”，到张裕钊“谲怪诙诡”风格的演进。他固然赞赏方苞文章“绚烂之后归于老确”，但更欣赏张裕钊散文“意思之诙诡，辞句之廉劲”。他认为“文章以气为主”[6]( P359)，又认为“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7]( P51)，特别青睐具有雄奇之气、奇崛之气的文章。他在《答施均父》中又说: “窃观自古文字佳者，必有偏鸷不平之气，屈原、庄周、太史公、韩昌黎皆是物也。”因此他对范氏屡试不第的偃蹇遭遇非常同情，鼎力帮助，又特别欣赏范氏文章所表现出的排奡、奇崛之风，甚至屡屡自叹弗如。
另外，范当世的散文也受到刘熙载的影响。光绪四年戊寅( 1878 年) ，他至兴化，以弟子礼贽见刘熙载，刘赠《艺概》等书。他“退而上所为文数十篇，则先生以为可喜。”次年，刘熙载主讲上海龙门书院，范当世秋八月即前往，“先生穷日夜之力而与之言”，“定所谓《亲炙记言》者七纸。”[8]( P5)刘熙载是范当世艺文的启蒙老师，《艺概》是范氏创作的圭臬。刘熙载认为言为心声，“作诗不必多，所贵肝胆真。”( 《题杨一丈诗文集二首》之一) “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刘熙载肯定文学的发展，提出“变”的观念，他说: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一合一辟谓之变，然则文法之变可知已矣。”( 《艺概·文概》) 范氏主张为文者首先要有人品( “诗品出于人品”正是刘熙载语) ，作本色、平实、自然之文，在平实基础上再兴变化，这正是受刘熙载影响所致。
由范当世的交游可以知道他所接受的文学主张。他秉承古文传统和桐城文绪，把自己置身于以儒家学术为核心的“道统”和韩愈所构筑的文统中，认为学古文应“先本后末”，“养气以舒调，蓄德以达辞”[9]( P136)。“养气”、“蓄德”的基础是《语》、《孟》及六经，还要学习《庄》、《骚》、《史》、《汉》、《选》及唐宋八家，这些都是英明伟杰之士乘势而为之。在内忧外患的近代社会，西学“格致家言有足观焉”，也必须学习。学习古今中外先圣先哲的文章，扩大眼界，拓展胸怀，通晓历史，通达时务，他特别提出要有“通人之识”，从而“通时务，达世用”。[10]( P64)如此“积学多年，不患无意; 轩辕万里，不患无题。”平实说来，放笔为之，做到“自然”、“雅正”，这是作文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持之既坚而多读多作，必有气机大顺之时。气机顺而变化兴焉。”正如姚鼐所说“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到了“变”的阶段，就有微妙且无穷尽之能事了。他说: “古人佳文大抵必多所磊砢不平而含蓄不露，意思稠叠而随手包裹不碍於奔放，着字数百而旁见侧出之虚影不啻数千，空明澄澈，而万怪惶惑於其间。”风格随意摇曳，内容含蓄丰富。还说: “骂讥王侯将相而敬慎不渝; 文章虽极诙嘲，而定有一种渊穆气象。”讥讽诙谐与庄重肃穆类似相反的风格均可浑融于文中，“所谓胸襟不至豪杰，不足谈古文; 德器不类圣贤，亦不足以俯笑一世耳。”[11]( P32)只要希圣望贤、进德修业，文章怎么做都可以。范当世的作文理论，基本是桐城路数。
传统古文“文以载道”，桐城诸家“学行在程朱之后”，在思想上都强调为“阐道翼教”而作文。这“道”的内涵却因时因人而异，在方苞曰“义”，在姚鼐曰“义理”，在曾国藩则于“义理”之外又加上“经济”一词，突出文章要“经世致用”。要言之: 儒家经典、内圣外王之道，人伦日用、社会风俗教化之旨，经世致用之方，是中国“载道”古文的大传统。至于“道”在具体作家作品中所诠释的“理”，论述精辟与否，演绎精彩与否，就看作者的学养和艺术造诣了。范当世散文“一以贯之”，以义理开文道，语言畅达，主旨精醇，文理自然。其弟子金鉽在《范肯堂先生事略》中云: “先生自谓谨守桐城家法”，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范当世传》亦如是说。
比如范当世《万星涛之母寿序》，讨论社会风俗礼仪的变迁。曾国藩为人作文祝寿，强求其说要合于古礼，吴汝纶认为今寿礼优于古冠礼，范氏则认为古冠礼与今寿礼同等重要，风俗教化，止于至善，非一朝之事，一定要由一个重要事情为契机，郑重其事，普视众听，化育万民。冠礼行，天下父母捐弃动物之爱，责子成人之道; 寿礼行，做人子的表彰父母训育之仁德，并潜移默化，身体力行。二者互为终始，民风因此而向上，善莫大焉。这样的文章符合桐城派提出的“雅洁”标准。范当世有些散文富于雄辩，标新立异，说理畅达，如《辨柳子厚八骏图》。柳宗元《观八骏图说》大意为，世人闻说周穆王的座驾“八骏”甚“骏”，就从“异形”求之，如此求出来的马“若龙、凤、麒麟，若螳螂”，荒诞不经。寻仿圣贤如果同样如此，就有人认为“伏羲牛首，女娲形类蛇，孔子如倛头”，这样是一定寻访不到圣贤的。“骏马”还是马，圣贤也是人，寻访圣贤要从普通人中去寻找。范氏反其意而辩道:
求圣人与人相同之处，则必求不到圣人所以为圣人之处，反而会自甘于平庸; 普通人的智慧不足以寻求圣贤与人相同的地方，如果寻异寻到圣人“若牛、若蛇、若倛头”的地步，自会返本正源; 孟子说“尧舜与人同”是因为他“好异而谢不能”，所以才“退而求其同”。孔子从来以貌取人，所以才会犯“失之子羽”的错误。总之，范氏认为寻圣贤就是要从其奇异之处入手。范文思路奇特，但层层推进，有筋有骨，极富个性。吴汝纶欣赏此文，张裕钊则不以为然，此文文后自注: “作此等文时，挚父先生特欣喜过当，而吾师不谓然。复书论矫强、自然之分与真伪、雅俗之所判，其端甚微，其流斯远。当时悚然听之。其最称许者，则题张氏墓固一首耳。”
张裕钊最称许的是《与张氏墓图》一文，也是一篇很有新意的议论文，该文演绎推理说: 山川有形有穴是有“气”贯通其间，“气”者，人文气息也。“气”如果不至，山川为之寂寥。只要这“气息”一旦得以附着，“奇怪殊异者”就会“瑰然成就於其间”。如遭贬谪的苏子泛舟赤壁之下，借奇特的山川发“文气”，于是有了前后《赤壁赋》，文风从飘渺到诡异。甚至张裕钊及曾门弟子的兴起，也是这种沉潜的“气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显现。范氏这篇文章有“诡异”之风，张裕钊晚年崇奉“诙诡”，自然最称许此文了。
范当世散文议论多，说理多，叙述少，描写更少，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说范文: “简奥苍坚，台隶桐城。”曾国藩不满于“桐城诸老，气清体洁”，为振桐城古文枯淡之弊，倡导雄奇之风。张裕钊有“因声求气”，光绪六年，张裕钊初读范当世文，直觉其辞气“盛昌不可御”，击节称赏。以范氏《况箫字说》为例，该文阐发“声音之道”，认为“为学要诸道”，为道本斯文，为文系诸乐。吴汝纶读后给张裕钊写信说: “姚氏于文未能究极声音之道，弟于此事更未悟入。往时文正公言: ‘古人文皆可诵，近世作者如方姚之徒，可谓能矣，顾诵之而不能成声’，盖与执事之言若符契之合。近肯堂《范当世字》为一文，发明声音之故，推本《韶》、《夏》而究极言之，特为奇妙。”[12]( P35)寒碧评曰: “肯堂承桐城、湘乡文绪，于声音之道用意甚勤，诗中亦有‘茫茫九等味，纯以声和之’，‘往矣周孔隔地天，手语自听交鸣弦’之句。……此文逼近昌黎，辨裁昭晰，辞气紧近，洵推佳作。”[13]( P273)范氏“辞气昌盛”的雄文，又如《刚己字辞》，勉励弟子要做“无欲”、“不惧”、“不窳”、“为龙为虎”的刚者强者，该文写得境界阔大，纵横捭阖，音节铿锵，长短句交错，一气直下。寒碧评为“大笔盘礡”。
范氏散文“昌盛辞气”的特点源于何方? 首先源于他的才气和恣肆的性情，二是源于游历。贺涛说范当世文章恢弘的气势是因为他足迹遍天下。他生长于江海交汇的南通，视野开阔，加之“恣山水之好，又远客四方以博其趣。”后又游走大江南北，在冀州四年，他“自津沽浮海，南至沪，又并海而北，绝江而抵通”; 走泰山，过黄河。又去金陵、武昌，“不半载走江海万里，凡吴楚胜地，古人所穷探极赏更百千年而号为名迹者，一纵所欲，以盛昌其文。”[14]( P46)另外，他饱读圣贤书，长于辨析古今哲理，为文理直气壮。他一生九次科考而名落孙山，满含悲愤抑郁之气。加上历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件，国难家愁，集于一身。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深厚，文气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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