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古诗中的“ 性情面目”与人物百态
叶燮《原诗》认为古代大诗人中诗歌能“全见面目”者仅陶潜、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五人，“此外面目可见不可见，分数多寡，各各不同”①。他所谓“面目”主要指诗人在诗里显露的胸襟性情以及鲜明的个性特征。这是叶燮评价诗歌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清代诗学中的一个重要创获。但是仅就叶燮所标举的这五大家而言，各家能见面目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当代学者而言，如能具体地阐释每位大诗人能“全见面目”的创作肌理，也是深化古典诗歌研究的途径之一。韩愈的个性之鲜明，史传早有明文记载。但以往研究韩诗多聚焦于其好奇求险的诗风，罕见关注其性情面目者。本文以为韩愈的独特个性虽然是完整地显现在其全部作品之中的，但从他刻画各类人物和世情百态的一类古诗最易见出，这类诗往往在与各色人物交往的过程中毫无避忌地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同时也坦率地展现出诗人自己微妙的心理活动，与他那些浪漫奇险的诗歌同样是其古诗中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因而研究韩愈对人物百态的描写，有助于了解韩诗能“全见面目”的原因。
一、中唐以前诗歌中的人物描写
《诗经》《楚辞》所确立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传统，以抒情为主，极少有人物世态的客观描写。汉乐府虽然有不少写人写事的叙事诗，但以少数人物和场景反映社会问题为主，只有《陌上桑》《羽林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样篇幅稍长的作品能勾勒出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但在此后的诗歌发展中并未形成传统。这与汉魏以来以叙事为主的诗歌迅速减少有关，因为以上着重于人物刻画的诗歌，多与 “事”的记述结合在一起。而从魏晋以后，诗歌以抒情为主，虽然“人”也是诗歌的重要元素，与情和景不能分离，但抒情诗里的人物，首先是作者自己，除了陶渊明以外，魏晋南北朝诗歌中极少有面目鲜明的作家，即使是阮籍、鲍照、庾信这样能够深入内心世界的大诗人，也往往将个人形象隐藏在各种比兴、典故和各类藉以托喻的人物场景后面。比兴因为只注意比兴形象和比喻意义的对应，不重比象自身的刻画，本来是不容易表现诗人个性的。陶渊明之前，阮籍使用比兴最多，也最集中，但他的比兴寓意主要是象征时代环境和政治氛围，对于凸显诗人个性的作用有限。而陶渊明诗能“全见面目”，则因为陶诗的比兴绝大多数取自于田园生活中的常见景象，对于表现他的处境和人格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比兴达到人格化的高度，是陶诗能够充分凸显诗人性情面目的重要原因。
其次，汉魏六朝诗歌中的各色人物都是作者藉以抒情的对象，例如咏史诗虽取材于历史人物，但一般都因事件的某种性质或人物的某种行为引起作者的咏叹，以抒发感想和评论为主; 闺情诗往往以女子为描摹主角，尤其齐梁以后的闺情诗不少在女子的外貌妆饰等方面不惜笔墨，然而都是为了烘托闺怨乃至艳情，关注点也不在人物的个性特点。六朝最多的应酬赠答这类人际交往之作，本来以赞扬对方的经历、地位、才华、功绩等为题中之义，有较大的人物塑造空间，却限于对酬答对象的礼仪性恭维，极少见到生动的人物描写。至于南朝时兴起的山水诗，由于以人与自然的合一为基本主旨，最多见的人物如山人、隐士、樵夫、渔翁一类，都成为大自然风光的点缀; 边塞诗中的侠少、将军、戍客、征夫，也都成为抒发功名理想或咏叹边愁的类型化人物。
诗歌中的人物描写兴起于盛唐，李颀首先在赠答送别诗里发现了刻画各类人物的空间。他因交游极广，赠人送别之作在诗集中占十之七八，角度多着眼于对方的命运遭际，有的五古和七言歌行已经能描绘人物的外貌和性格特征，以简笔写意见长。如写陈章甫的坦荡豪爽，张旭的豁达狂放，梁锽的倜傥不羁，三言两语便形神毕现，但这类作品还不算太多。而在李颀之外，多数盛唐诗人还是着重在景物描写，即使题咏人物，如王维的《济上四贤咏》《西施咏》《老将行》《洛阳女儿行》等，也主要是藉以比兴寄托; 李白的赠人送别诗数量极多，但因大多着眼于自己的离情或眼前景物，只有个别写神仙或闺情的诗篇会涉及外貌，所以也罕见生动的人物描写。
二是杜甫在新题乐府中涉及的一些人物，由于这类诗以记事为主，汲取了汉乐府通过片段场景、人物对话以反映重大时事的表现原理，而且心理描写远比汉乐府细致丰富，因而塑造了不少令人下泪的人物形象，如《新婚别》中深明大义的新娘; 《石壕吏》中“急应河阳役”的老妇; 《垂老别》中暮年从军的老翁; 等等，就连《哀王孙》里流窜荆棘之中的落难王孙，也都栩栩如生。
三是诗人平生在不同境遇中接触过的各类人物，虽然交往有疏密之分，但凡是给诗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往往形象刻画也分外鲜明，尤其是那些在杜甫落难时接待过他的故人，如《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中 为给大病初愈的诗人补养身体，而“向市赊香粳”的王倚，《彭衙行》中热情安顿杜甫全家的孙宰，其为人的厚道和周到都在叙事细节中见出。而对比较仰慕或熟悉的人，则不限于一事一景，能将其经历遭际和性格的关系写得更为复杂，如《八哀诗》写李邕的才学、书法成就、以及人品，赞美其在“武后朝”敢于“面折二张势”的凛然正气，同情其因仇人告状而“放逐早联翩，低垂困炎疠”的不幸遭遇，指出李邕耿直磊落的性格是“忠贞负冤恨”的根本原因①，鲜明地刻画出这位盛唐名家才高气盛而又不遇于当世的形象。《可叹》写王季友因“贫穷老瘦家卖屐”而被妻子抛弃②，却得到太守李勉礼敬的境遇，既深入到王季友恐惧为俗人耻笑的心理，更衬托出李勉的好贤敬才、善解人意的磊落胸怀。从杜甫对这些人物的描写，又可见出其待人诚笃恳挚的天性。
通过以上简略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唐以前的诗人虽有极少数以写人物见长，但基本上没有形成描写人物的传统，于是杜甫便成为一个特例。杜甫将写人和记事紧密结合，利用五古和七古适宜于叙述的表现原理，着重描写各类人物的鲜明形象，通过待人接物的思考和态度表现出自己的性情面目，这些均为韩愈所继承，因此韩诗写人的成就和特色主要应溯源到杜甫，这也是考察韩愈追步杜甫并加以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角度。
二、韩愈的“疾恶甚严”及其对僧俗人物的描写
叶燮认为: “举韩愈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骨相稜嶒，俯视一切; 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此韩愈之面目也。”④这段话简要形象地概括了韩诗中所见韩愈的个性特征。“疾恶甚严”其实正道出了韩愈“骨相稜嶒”以及“进则不能容于朝”的原因，“骨相”谓骨格相貌，即从里到外的气质神情。“稜嶒”即“崚嶒”，叠韵联绵字，本形容山貌，叶燮用“稜”字，更显出韩愈性格的棱角不平，锋芒毕露，不能随俗俯仰，也自然不能为朝廷世情所容。这确是韩愈个性中最突出的方面，最容易从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中见出，尤其是他所“俯视”的那些僧俗人物。
韩愈所俯视的僧俗人物，主要包括僧人、道士和官场人物这几种。韩愈排佛坚决，对僧人也毫不留情面。例如《送僧澄观》⑤是一首七古赠别诗，这类题材为礼貌起见，一般都要对送行的对方说几句好话。澄观在泗州建僧伽塔，在常人看来是功德，此诗却一开头就指责佛教建寺造塔、争夸奢靡，是扰乱天下: “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直刺澄观动用了越商胡贾赎罪的无数“珪璧”，将僧伽塔造得高入云霄。接着回忆韩愈当初在汴州时，听往来贤俊都称澄观“公才吏用当今无”，而且“人言澄观乃诗人”，虽然没见其本人，已产生了“我欲收敛加冠巾”的想法。仍然没有一句赞扬，反而想让澄观加头巾还俗。最后写澄观到洛阳来访，诗人的用词也颇微妙。例如形容其敲门是“丁丁啄门疑啄木”，显得小心翼翼，诗人所用口气则是“有僧来访呼使前”，明摆着并不欢迎。见面时则化用《后汉书·李固传》，把本来是赞人“貌状有奇表”的“顶角匿犀”，说成是“伏犀插脑高颊权，惜哉已老无所及”的一副衰态。从见面到送客，待这位名僧毫无敬意。从这种怠慢的态度，不难看出韩愈对僧徒的憎厌以及丝毫不留情面的直率。而对澄观的描写则是虚实相生，其昔日的诗才、吏干、名气都以传闻侧写，最后只以寥寥几笔勾勒其相貌特征，一个衰惫老僧便立现眼前。
韩诗中僧人形象颇多，韩愈对其可取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肯定，正如方世举所说: “文畅喜文章，惠师爱山水，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则乐其近于人情。颖师善琴，高闲善书，廖师善知人，则举其闲于技艺。灵师为人纵逸，全非彼教所宜，然学于佛而不从其教，其心正有可转者，故往往欲收敛加冠巾。”①此外，韩愈为贾岛开还俗之路，视盈上人为不可教化，质问僧约: “汝既出家还扰扰，何人更得死前休?”② 都毫无顾忌地表现出自己对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但无论其褒贬如何，最终都要归结到排佛劝化的主旨，这又充分表现出韩愈疾恶如仇的鲜明性格。
总之，在韩愈对僧道、官场各类人物的刻画中最易见出他“疾恶甚严”的个性，但由于这些人物品性、才干、德行的差异，诗人虽然嫉恶如仇，却能在对不同人物的态度中把握住不同的分寸。用笔的轻重之中，又从不同角度显露出他对淡泊功名的欣赏，对真才实学的爱惜，对平庸浅薄之徒的蔑视，对争权夺利之官场的憎恶，因而在韩愈刚直严正的性情之中蕴藏着洞察世情的睿智，崚嶒的骨相背后是教化愚俗的热肠，这正是韩诗中的性情面目既鲜明突出又不失丰满的原因。
三、韩愈的“爱才若渴”及其对寒士同道的刻画
从韩愈描写僧人的诗篇已可看出，韩愈虽然憎厌佛教，但对于其中真正有才的人物仍然非常爱惜，所以不厌其烦地规劝他们还俗为国效力。而对于那些出身贫贱、怀才不遇的寒士，更是倾注了满腔的关切之情。这类人物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孟郊、卢仝、侯喜这样的复古同道; 一种是学业未成的普通士子; 一种是仕途坎坷的底层官吏。韩愈在与这三种人的交往中，鲜明地表现出性格中“爱才若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对于提倡复古的同道们，韩愈无不引为知己，竭诚相待。孟郊是怀才不遇的寒士典型，韩、孟的深厚友情正基于韩愈对孟郊才学的衷心钦佩，对孟郊遭际的同情不平，以及两人高度一致的复古理念，所以韩愈写孟郊的诗最多。如《孟生》②诗为送孟郊谒见张建封而作，首先刻画出一个“古貌又古心”的“江海士”在京城到处碰壁的落魄形象: “骑驴到京国，欲和薰风琴。岂识天子居? 九重郁沉沉”“举头看白日，泣涕下沾襟”。而这样一个世人不识的杰出诗人，唯有在韩愈面前才会显示其慷慨不平的气概: “顾我多慷慨，穷檐时见临。清宵静相对，发白聆苦吟。”通过这些场景的描写，孟郊的形貌性格、不为世俗所知的原因，乃至以苦吟见长的特点都已一目了然。结尾对孟郊的劝勉也颇有深意: “求观众丘小，必上泰山岑。求观众流细，必泛沧溟深。子其听我言，可以当所箴。”虽是劝其干谒，委婉的口吻中却流露出望孟郊开阔眼界后再战求胜的真诚心意。《荐士》③诗向郑余庆推荐孟郊，则是以论写人。首先将孟郊放在周汉以来的诗歌发展史中加以评价，全面论述其“受材实雄骜”的诗风和邪正分明、深沉清粹的人品。然后以其不公的遭际加以对照: “酸寒溧阳尉，五十几何耄。孜孜营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谁? 指注竞嘲慠。”使孟郊五十而沦于一尉，反为时俗所嘲弄的境遇突出篇中，有力地说明了大材不应被埋没的道理。两篇风格不同，但韩愈极力荐举孟郊的热切和恳挚均情见于词。
对待学业未成的普通士子，韩愈更多的是谆谆劝导其努力读书上进，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侯喜是韩门弟子之一，因在举场十余年而无知遇，韩愈曾两次为他写荐举信。《赠侯喜》③以钓于温水为比兴，劝喻侯喜，也是自省。前半篇将侯生约自己钓鱼的过程写得十分可笑: “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輈。虾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我为侯生不能已，盘针擘粒投泥滓。晡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鬐。”诗人不由得叹息: “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并劝侯生“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韩愈此时方去徐居洛，颇不得志。此诗写两个在泥沟里钓小鱼的人，虽是比喻，却为自己与侯生这类“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的寒士画出了一幅自嘲的漫画，同时又借此对侯生提出了放寛眼界的殷切期待。
总之，韩愈一生孜孜矻矻以推贤进才为务，与他提倡的古道的核心理念有关。他要求所有才德兼备的士人都能为朝廷所用，反对以门第取士的举人标准，主张打破贵贱有别的社会偏见，大力提拔寒畯，将 “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①。因此特别关注那些出身贫寒、地位低微的士人，不遗余力地鼓励他们积极博取功名，为国效劳。这也与他自己出身寒门，在官场蹉跎多年的经历有关。从以上诗篇中可以见出，无论他所关怀的人物性格素质有多大差异，他都能倾心交结、荣悴不渝。对于所荐人才和所携后进，既熟知他们的优长，不吝称美之词，也洞悉人性的弱点，善于直言劝导。正因如此，这种坦诚真率、“爱才若渴”的个性才会转化为巨大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一代寒士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
四、韩诗“全见面目”的原因和创新意义
韩愈“骨相稜嶒”的面目突出地体现在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中，但也可以从其言志述怀的各个角度或多或少地窥见。韩诗之“全见面目”，除了襟怀和性格以外，还包括音容笑貌、神态心理等多方面的描写，也就是说，读其诗，其人便立现眼前。无论多少艰涩的难字难句和险怪的非现实想象，甚至连最适合隐藏面目的比兴都难以掩盖他鲜活的神情。那么韩诗能“全见面目”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诗如其人，韩愈本人的性格就不同于常人。《旧唐书·韩愈传》对他的描写有不少传神之笔: “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愈性宏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都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②。可说是将韩愈“疾恶甚严，爱才若渴”的个性写得神情毕肖。而其诗中的面目与本人如此相符，在诗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
第二是因为能在把握杜诗创作原理的基础上，找到提炼自我形象和人物描写的独特方向。韩愈和杜甫在诗歌中的“面目”具有贴近现实的高度相似性，不仅是因为韩愈自觉地上追李杜，更在于二人的浪漫性情都有深厚的现实根基。杜甫给自己塑造的形象不同于陶渊明和李白，他既不是浑身静穆的隐士，也不是超凡脱俗的“至人”，而是一个无用的“腐儒”，病弱的“野老”。他虽有从乾坤的高度审视家国和个人的宏阔视野，但又活在平凡的现实世界之中。他不懈地探寻着拯世济民的大道，却穷愁潦倒，寂寞终生，只有伤时悯乱的热肠一刻也没有变冷。他能在生活中随时发现人间真情，善于用幽默诙谐排解苦难病痛。因而诗歌中的杜甫，坦率真实、亲切平易、风趣放达、有至情至性，是先秦以来最易亲近的伟大诗人。
韩愈和杜甫都有拯世济人的壮志和忧国忧民的热肠，都善于观察社会现实问题，关注当代重大的政治事件，并都善于用丰富的比兴和出奇的想象，或隐或显地在诗歌中表达其思考和感慨。只是杜诗重在记事，韩诗重在记人。也就是说，杜甫侧重在记叙事件发生的因果始末和带给百姓的灾难，韩愈则侧重在描绘事件和苦难制造者的本性和嘴脸。即使是那些披着神怪外衣甚至借物为喻的政治人物，他也会注意行为细节和表情的刻画，如《陆浑山火》以“颓胸垤腹”“攒杂啾嚄”的火神刺宦官的势焰熏天; 《石鼎联句》借描摹石鼎的形状刺宰相李吉甫的小器奸猾; 《苦寒》以“畏避但守谦”“恇怯频窥觇”的太昊羲和刺胆怯失职的执政; 《书东方朔杂事》借狂徒东方朔的骄横不法刺朝廷对恶人横行无忌的宽纵，等等，这就使人物描写成为韩愈讽刺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三是因为韩愈继杜甫之后，进一步拓展了五七言古诗以单行散句叙述的功能，为人物描写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诗歌体式。人物形象的刻画需要以便于叙述的散句为依托。韩愈的散文本来就以写人物见长，他善于提炼典型细节，将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如《蓝田县丞厅壁记》中只是绘声绘色地写出县丞在小吏面前签署公文时胆怯恭谨的情状，便见出其作为慢官的无权无势。《张中丞传后叙》写南霁云向贺兰求救兵被拒，为此愤而拔刀断一指，将南霁云忠愤填膺的神情和英勇义烈的气概写得虎虎如生。《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通过王生用一卷纸冒充官人文书向侯翁求娶其女的一件趣事，刻画出翁婿二人怀奇负气的共同性格。《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仅撮述其有钱和没钱时待客的二三细节，便鲜活地再现出郑群在世俗中始终保持率真的奇男子形象。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韩愈因精通史、汉而深受其陶冶，能将传记写人的笔法化入各类文体，传神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
综上所论，人、景、事虽然都是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构成要素，但人物描写在杜甫之前并未形成创作传统。杜甫在长篇五七古中将记事和写人相结合的创新，以及在待人接物中自见性情面目的创作艺术对韩愈有直接的影响。韩愈在把握杜诗创作原理的基础上，发展了提炼自我形象和人物描写的表现艺术，通过赠答送别类长篇古诗的进一步散句化，展示了更加丰富复杂的人情百态，突显出其本人鲜明的爱憎和个性。这种以诗写人的创新扭转了大历以来应酬诗日渐空洞单调的趋势，并为抒情诗开出了刺时述怀的新路向。
《韩愈古诗中的“ 性情面目”与人物百态》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葛 晓 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