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困境分析

　　跨境少数民族是指长期生活在两个国家的边境线上，在文化风俗、生活习性、医药文化等方面具有相通性的同一民族[1]。在云南的土地上，生活着16个跨境少数民族，他们大多生活在山区或者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地域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同时受外来经济、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致使医药文献和传统特色诊疗技术流失严重，因此，深入了解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困境，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解决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发展问题的关键。

　　1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发展现状

　　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受经济文化发展、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冲击以及自身发展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至今，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发展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并且速度缓慢，本文将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的发展现状总结如下。

　　11傣族医药文化的发展现状

　　傣医药是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发展中较为全面的一类，这与其丰富的药材资源和悠久的医药历史密不可分。傣族多聚集在热带亚热带气候区，地势低平，动植物种类繁多，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中，傣医药厚积薄发，不断从物质丰富的大自然中寻求对抗疾病的方法，积累了大量经验，创造出各种方药及治疗手法，并形成了以“四塔”(即风、火、水、土)、“五蕴”(即色、受、想、形、识)为核心的傣族传统医药理论。这些方药、治疗手段以及医药理论既是傣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2-3]，也是我国传统民族医药学的瑰宝之一，但与藏、蒙、维医相比，傣医药文化在文献古籍、药材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目前傣医药文献流失严重，追本溯源，有两部分原因。其一是因傣医药文化多用老傣文记载，就研究者而言，对老傣文的理解存在一定障碍，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完全认识和理解老傣文的人越来越少，且因许多民间草医都使用傣语，因此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调研任务[4];其二是因历史久远，流传下来的文献书籍存在酸化、脆化和腐化的现象，难以存继，加之受战争、贸易往来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文献资料可能已流失海外，不易寻回[5]，这也是目前傣医药发展处于“迟滞”阶段的原因之一。从傣药的角度来看，尽管种类丰富，但其来源主要是以采集当地的野生药材为主，缺少大规模的药材养殖和生产基地，可供生产加工的药材来源较少，进而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发展，再加之产业链结构的不完善，因此也不具备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条件[6]，诸多因素造成了傣药在市场上的颓势。

　　12哈尼、傈僳、阿昌等族医药文化的发展现状

　　以哈尼族为代表的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含量是十分丰富的，但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大多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来传承。傈僳、阿昌、德昂等族大多生活在山高林密的地区，交通不便，位置也相对闭塞[7]，因此对于当地的特色诊疗技术和药用经验深掘力度不够，医药文化研究也较少，各区域之间的理疗实践经验缺少沟通[8-9]，具有分布较散、未成体系的特点。历史上，哈尼族是一个长期迁徙的民族，主要居住在亚热带山区，降水量充足，气候温暖，一年四季都有植物入药，因此药物是哈尼族医药发展的基础，据统计，哈尼族有1000多种药物，且大部分为哈尼特有，如“明甲阿布”(血满草)、“叵玛查杀”(金钱暗消)等[10-11]。哈尼族认为万物有灵，讲求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些崇拜和信仰至今仍影响着哈尼医药文化，他们认为“天人合一，万物有灵”，所以治疗手段强调“神治为主，医治为辅”[12-13]。随着时代的发展，哈尼医药逐步衍生出了一系列更具科学性的理论，比如“二统学说”、“土杰毛若，毛若土杰”的致病原因、“三道、五因”学说等等。哈尼医生认为，导致人体发病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病源经“三道(即口道、鼻道、肠道)”进入人体，引起机体的损坏;二是人体内的五因(即风、火、水、寒、热五种元素)相互作用，破坏了人体内的动态平衡，造成人体机能不能正常运作，故而致病，除此之外，哈尼医生还认为饮食、气候、外伤、情志等均可致病[14-15]。尽管哈尼族医药文化丰富多彩，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追本溯源，历史上的哈尼族因战争和自然环境的恶劣曾多次迁徙，医疗卫生发展缺乏相对稳定的环境，加之哈尼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只能靠口传身教的方式来传承医药文化，在传承过程中难免出现遗漏，因此记载下来的资料相对较少，严重影响了哈尼族医药的发展[16]。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哈尼村寨里的民间草医大多已销声匿迹。据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金水河镇隔界村(红河与越南边境)村长普玉左老师回忆，村里的草医大多是由具有一定采药或医疗经验的人演变而来，这部分人文化水平有限且未受过专业培训，因此能力有限，如果是重大疾病，病人会因交通不便、经济水平较低而选择放弃治疗。目前村里只有一位民间草医，中风之后卧病在床，不能言语，因此他的医疗经验也没有传承下来。在走访过程中笔者得知疫情发生前边境线上的部分越南人会在中国亲朋好友的引领下到我国境内医院就诊，但因医保和国籍问题，他们大多选择门诊就医。针对这一类分布较散的民间医药文化，应加快文化资源整合，合理开发运用珍贵药材和特色诊疗技术。

　　13布朗、壮、苗、景颇等族医药文化的发展现状

　　以布朗族为代表的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形成本民族独立的体系，和哈尼等族类似，大多采用口传身教的方式来传承。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布朗村寨内一般只有1～2名民间医生，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17]，大多采用口传身教的方式来交流和传承医疗经验，治病方法也带有一定的信仰色彩。笔者在对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遮镇章朗千年古寨进行田野调查时，从民间草医岩坎胆医生的叙述中得知民间草医治病时的风俗习性，草医治病前会先向祖师爷和师傅祷告(他们认为只有在祖师爷和师傅的帮助下，才能不违背医训，达到最佳疗效)，然后才开始治疗，痊愈后患者跪着把报酬交给草医，草医向其传达祝福，希望病人平安顺遂，最后草医给患者栓线。布朗支系庞多，莽族作为其中一个分支，具有独特的医药文化，在对中国最后一个莽族村寨———红河州牛场坪村进行调研时，笔者从当地民间草医龙玉忠医生口述中得知他的医术是由梦境里的师傅传授，并没有进行专业培训，大多疾病的首发症状是腹痛，且多为由内而外发病，因此龙医生在治病时会先治疗腹痛，进而治疗他症。龙医生家里备有用来治不同疾病的药酒，比如治疗妇科病的用白参等药材泡制而成的药酒;酒泡蜈蚣治疗水肿;酒泡红藤治疗腰痛;还有用鸡枞、红藤、山乌龟等六十多种材料泡制而成的药酒可治疗半边风;对于骨关节疼痛的患者，可以服用松稍泡制而成的药酒等。壮、苗、景颇、拉祜等族和布朗族类似，这些民族的药材大多来源于当地的草本、木本植物且治病过程带有一定的宗教信仰色彩。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壮医药和苗医药在全国的开发利用较广，在广西和贵州分别建立了广西国际壮医医院[18]、贵州省苗医医院[19]，并且生产出了自己民族的药物品牌，如正骨水、中华跌打丸、金鸡冲服剂、三金片;半枝莲片、金乌骨通胶囊、苗家奇草中药乳膏等，对比下来，这些民族的医药发展在云南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2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传承困境分析

　　21医学资源以及传承主体的匮乏

　　医学文献古籍流失严重，医药文化传承人才匮乏是影响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发展的一大障碍。各跨境少数民族在长期与疾病和自然的斗争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药文化，但由于保存不当、战争、商贸等种种原因，文献资源流失严重，比如西双版纳傣族数万卷傣泐文[20]、巴利文贝叶经[21]散落在佛寺和民间，受潮、虫蛀、污损、盗卖现象非常严重，其中不乏记载医药知识的经书。除此之外，大多跨境少数民族医药主要靠口传身教来传承，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部分特色诊疗技术遗失的现象，并且我国专门针对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献整理的人员较少，因此针对文献整理存在很多的缺失与断层，没有衔接性，需要不断地改进。除此之外，对于传承主体来说，民间传承人才出现了断层，专业高端人才紧缺。目前省内以云南中医药大学为主要人才培养单位，现有在校民族医药本科生150人左右，硕导14人，省级教学名师2人，已培养硕士研究生30人，专业高端人才数量少，跨境民族医药发展在传承载体和主体方面正面临“资源贫乏”的困局。

　　22患者就医选择的差异性

　　不难发现，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大多带有宗教信仰色彩，比如傈僳族的“巫医合一、神药两用”[22]、布朗族的“祭鬼叫魂”[23]、哈尼族的“神治为主，医治为辅”等，这些民族有一部分族人在生病时不寻求专业治疗，而是通过祭祀鬼神的方法来祛除病痛，且这些带有信仰色彩的医药文化是经过历史沉淀的，因此很难有所改变。就现实原因而言，跨境少数民族医药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应是和谐共生的关系，但因大部分医院尚未开设跨境少数民族医药相关科室，因此随着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就医时会优先考虑中医院或者西医院，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跨境少数民族医药的发展。除此之外，重大公共事件也会影响到患者就医情况，在对中越边境的红河金水镇隔界村进行田野调查时，笔者了解到在疫情发生前，有生活在边境线上的越南居民到我国境内就诊，疫情期间，我国严守边境线，目前已经没有越南居民到我国境内就诊。

　　23道地药材数量少，采摘、种植难度大

　　云南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气候条件，动植物种类繁多，素有“动植物王国”的美称[24]，因此跨境少数民族医药的来源大多是当地的草本、木本植物。但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以及全球气候的恶化，部分植物、动物的生存环境被破坏，药材来源稀缺，药物产量也急剧下降，并且云南的跨境少数民族大多聚集在山区，地形复杂，部分草药不易采摘，所以，尽管是就地取材，但也存在着风险。除此之外，很多植物作为药材，采摘时还需考虑生长季节、药用部位的选取情况，部分草医还会选择一天内最佳的采摘时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采药时间和地点的规律。据了解，一些民间草医并没有传承人，因此随着老一辈民间草医的老龄化，这些药材很难被后人开发出来，故而部分少数民族药材也很难发挥其药用价值;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道地药材的种植已经被经济作物代替，在对红河州金水河镇牛场坪村进行调研时发现，当地大量种植草果、灵香草、香茅草、木薯等作物，一定程度降低了药材的多样性。

　　24产权意识薄弱，跨境医药产业数量少

　　自知识产权保护法颁布以来，民族医药企业就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法积极保护着自身的权益，不断提高着法律意识。但目前部分企业仍对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不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25]。在保护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时，由于未能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中部分珍贵的秘方秘药、特殊的治疗方法被他人占为己有、随意模仿、任意使用，造成传统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知识产权遭受被侵犯的危机;另一方面，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大多聚集在经济和文化实力相对较弱的山区或者口岸，生产力相对较低，自主品牌数量少。笔者对红河州莽人村寨进行调研时发现，当地以养殖、贩卖草果、灵香草等作物来获取收入，经济来源形式较为单一;加之交通不便，距离城镇中心较远，部分公路路面较窄，有的路段未安装防护栏，雨季极易山体滑坡，诸多因素加剧了药材采摘和大规模种植的难度，直接影响市场药材的供应，进而间接造成跨境少数民族医药品牌的稀缺，跨境少数民族医药缺乏有效产业支撑。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20年底，发展较好的傣药材标准也仅有116个，傣药院内制剂49种，包括保肝胶囊(雅解答利)、疮毒酊(劳雅打麻想)、妇安康胶囊(雅朴英利)等;而其他跨境少数民族大部分民间草药尚没有形成制剂[26]，由此可见，深度挖掘跨境少数民族医药药用价值和提高制药标准迫在眉睫。

　　3小结

　　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的发展是前行和曲折性的统一，不难发现，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在医、患、药、产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发展滞后性，对于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的发展困境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合理开发的同时深入挖掘药用价值，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

　　《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困境分析》来源;《中国民族民间医药》，作者:赵晨勋 段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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