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论文发表音韵学领域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

发布时间：2013-11-22 15:26:31更新时间：2013-11-22 15:27:26 1

　　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是瑞典著名汉学家，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创了汉语研究的一个新时代，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阶段的中国音韵学，可以称之为“高本汉时代”。
　　摘要：文章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生平与学行进行了介绍。在高本汉的生平部分，文章提出高本汉的家庭给他提供了很好的语言环境；高本汉的导师伦德尔是斯拉夫语历史语言学家、语音学家和瑞典方言学家，给了高本汉很好的语言学训练；高本汉在法国学习汉学时，法国是欧洲汉学的中心，当时处于欧洲汉学的顶峰时期；高本汉是位天才的语言学家，同时也是极为勤奋的学者。文章也对高本汉的著述进行了列表整理，把注意力集中在高本汉著作中已经译介到中国来的那部分。

　　关键词：汉学,瑞典,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

　　其时，中国音韵学界或翻译高本汉的著作，吸收、消化他的学术思想；或批评他的某些见解，重新予以审定；或参考他的研究方法，利用新的材料，另创一套体系。总之，从高本汉的研究成果出来以后，就成为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中一座无法绕过去的山峰。本文即简述高本汉的成长及学术经历，并董理其著述，以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这位瑞典汉学家提供一些基础性的资料。

　　一高本汉的生平

　　（一）家世出身

　　高本汉1889年10月5日出生于瑞典南部的延雪平（Jonkoping），本名BernhardKarlgren，其中Karlgren是姓。在高本汉的时代，瑞典人的姓还非常传统，一般使用从父名得姓的方式。例如高本汉的祖父名叫LarsMagnusson，姓Magnusson来自高本汉的曾祖父MagnusLarsson；而高本汉的祖母名叫AnnaJakobsdotter，姓Jakobsdotter来自高本汉的外曾祖父JakobOlofsson。从高本汉的父亲那辈开始，情况有了些改变。他的父亲名叫JohannesKarlgren，得到这个姓的原因是高本汉的祖父LarsMagnusson一直租种卡尔村（Karleby）的土地并在这里定居，便用地名给Johhannes取了姓，其中的gren是分支、支系的意思（相当于英语里的branch）。从此Karlgren这个姓就作为高本汉家族的姓氏固定了下来，不像以往那样没有一个家族固定的姓氏（这是瑞典平民的一般情况）。这种姓氏的稳定、下传在19世纪的瑞典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其背景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发展，平民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

　　高本汉的父亲约翰纳斯（JohannesKarlgren）是一位有语言天赋的学者，精通德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他一直有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可惜后来迫于生活压力半途而废。约翰纳斯大学毕业后在延雪平中学担任拉丁语、希腊语和现代国语（瑞典语）助教，同时担任学校图书馆馆员，高本汉后来也毕业于这所中学。高本汉的大哥安东（Anton）也对学习和研究语言充满了兴趣，他在乌普萨拉大学研究北欧语言和斯拉夫语言，有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后来也由于经济原因放弃了。父亲、兄长对博士学位的中途放弃可以很好地解释高本汉为什么在求学期间一直以近乎疯狂的热情从事研究工作，对于父兄来说，没有完成博士论文是他们终生的悲剧。

　　高本汉终生关注语言研究应该主要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有必要提一下他的母亲艾拉（Ella）也精通多门外语，从事过英文、法文的翻译工作。高本汉在延雪平中学求学期间也系统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英语等多种语言，我们看看他在高中时期的老师是何许人物就可以知道高本汉的学术背景以及当时高中教育的水平了。高本汉的国语教师卡尔·列毕（CarlRebbe）曾经出版过《瑞典语言学》，并负责筹办过1924年第一次瑞典西部语言学家会议。高本汉的历史和地理教师阿克塞尔·沃克布鲁姆（AxelAkerblom）是历史学博士，发表过瑞典历史语音学著作以及古代冰岛诗歌方面的译著。另外还有父亲约翰纳斯是高本汉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高本汉在高中时不仅对学外语感兴趣，对母语研究也十分关注，担任过延雪平中学“母语之友”协会的主席。前任主席是高本汉的大哥安东，高本汉能掌握伦德尔①（JohanAugustLundell，1851～1940）教授的方言字母系统②曾得到安东很大的帮助。高本汉高中一年级（1904年）就开始在离延雪平不远的塔贝（Taberg）周围地区考察方言。二年级夏天（1905年8月）他写信给伦德尔教授，并给后者寄去了一份“瑞典方言调查的典型词语”。他的方言调查报告《特维达和莫县的民间故事》1908年发表在《瑞典方言和瑞典人民生活》上，这部作品用伦德尔的方言字母系统记录了45个在调查地区流行的民间故事。

　　由于熟知多种语言，高本汉有极强的听音辨音能力，当然这种辨音能力也和他上大学以后受到的系统的语音学训练有关。还值得注意的是，他终生对音乐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自己会演奏多种乐器，其中有钢琴、小提琴和笛子。后来在大学教书的时候，高本汉还参与组建了大学合唱团并担任该团的第二男高音。对音乐的爱好和语言的学习、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很高的音乐水平无疑提高了他的辨音能力，特别是后来对他从事中国方言——把声音的高低变化当作灵魂的语言——研究是有着很大帮助的。可与高本汉进行比较的是当时正在成长起来的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982），赵元任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中国的好几个方言，后来学习了多种外语，终生对音乐充满兴趣，是位有名的作曲家。

　　（二）得遇名师

　　1907年秋，高本汉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师从著名的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伦德尔。伦德尔精通多种斯拉夫语言，同时还是瑞典方言调查研究方面的专家。他还在很年轻的时候（26岁）就发明了用于记录瑞典各种方言语音的字母系统，并在后来不断修订完善。伦德尔1878年创办了《瑞典方言和瑞典人民生活》（Svenskalandsmalochsvensktfolkliv）杂志并担任主编直至1940年去世。另外，伦德尔还是语音教师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语音教师协会也就是后来的国际语音协会（IPA，TheInternationalPhoneticAssociation）。伦德尔在斯拉夫语言学、语音学和方言学方面无疑给了高本汉很好的指导，后来高本汉在谈到调查中国方言的时候曾经说：“在大体上我就凭我自己的耳朵，我的耳朵曾经在优越的斯坎第那维亚语言学家Lundell指导之下研究过瑞典的方言，那么一个受过训练的耳朵的确可以算是一个很有用的仪器。”高本汉在进入大学之后不久就决定学习汉语，从事汉学研究，这或许也和伦德尔有关。他对高本汉即将从事的研究鼓励有加，曾经当着很多学生（其中包括高本汉的大哥）说高本汉“将来可能比较容易当这方面（日语和汉语）的教授”，这对高本汉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高本汉打算学习汉语可能还有外在的社会因素，校友斯文·赫定③的几次远征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无疑会激起更多瑞典人关注中国。1907年，瑞典在北京设立了公使馆，中瑞两国的交往日益频繁，更多的瑞典人来到中国。1909年，高本汉经过艰难的斯拉夫语考试，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借着学习过俄语的光儿，他于这年10月到了圣彼得堡，跟随俄国汉学家伊凤阁④学习汉语。伊凤阁曾在中国留过学，并且在西欧的汉学中心从事过研究工作，对汉学较为精通。他建议高本汉最多在圣彼得堡待两个月，然后就去中国，因为在中国待一个月胜过在俄国待两年。伊凤阁还给了高本汉以下建议：在俄国只学习口语，文言文到中国再学；把汉语语言学特别是语音学作为主攻方向（因为这个领域里欧洲汉学家的研究较少，而且取得好成果不需要像其他领域那样花费很长时间）；在中国不要超过两年，然后去巴黎或者伦敦的汉学中心学习。高本汉对伊凤阁的建议言听计从，他在汉学的起步阶段就遇到了伊凤阁这样的名师指点，无疑对以后的成长有很大帮助。

　　（三）中国之行

　　高本汉在俄国果然只待了两个月，1909年12月他便回到了瑞典，准备在新年以后就启程前往中国。伦德尔曾经告诉过高本汉：“在中国中部有一个城市，那里有一个瑞典工程师，他可以为希望学习语言的任何瑞典人提供食宿。”这个瑞典工程师中文名叫李长富，瑞典名字ErikNystrom，是名地质学专家。李长富于1902年来华，担任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前身）的自然科学系系主任，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山西的主要工作就是从事地质调查，1920年他在太原组建了中瑞研究所，勘探山西省的地质和煤矿资源。1910年2月底，高本汉搭乘东印度公司的货船离开了瑞典，4月底，他到达了上海。5月份，他到了太原，住在李长富家里（李离开了中国，前去度假）。高本汉在中国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一是继续学习汉语，包括口语和文言文的学习；二是在山西大学堂担任法文、德文和英文教师；三是调查中国的方言。高本汉在学习汉语和研究汉学之初备受挫折，他觉得光是对汉学有个基本的了解就需要4到5年的时间，而且虽然他掌握了现代口语，会几千个单词（字），也读不懂一句中国（古典）文学。不过他认为虽然“苦海无边，寸步难行，但是天总会亮的。”

　　在高本汉的要求下，山西大学堂的校长帮助他找到了山西各地讲方言的人。1910年8、9月间，他调查了一些受访者，记录他们的方言，收集到了甘肃、陕西以及山西一些地方的方言资料。这年冬季，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出去做方言调查，研究了西安府和开封府的方言。他在太原逗留的时间里，一共收集了晋陕甘豫等地的十几种方言，其中主要是晋方言。在中国北方方言中，晋方言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在语音、词汇等方面都和其他北方方言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晋语是一个独立的方言，而不是北方方言的次方言。高本汉在上个世纪初就收集了晋语的大量资料，虽然他开始晋方言的调查完全是偶然的原因，但这偶然对这位方言及历史语言学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调查方言的过程是艰苦的，那时的山西还常有土匪。高本汉在山西默默地调查方言，没人认识这个后来会名扬中华的汉语语言学家。

　　1911年10月底高本汉亲眼目睹了辛亥革命中革命军攻占太原城的经过。李长富、高本汉和其他很多在山西的外国人在这次战争以后离开了太原，高本汉这年年底回到了瑞典。

　　（四）留学法国

　　1912年春天，高本汉在伦敦短暂逗留了一段时间，感觉这里不能给他的研究以任何帮助，便决定前往巴黎。这年秋天，高本汉来到巴黎法兰西学院学习，直到1914年4月才离开。

　　1814年，法兰西学院在欧洲各大学中首创“汉学讲座”，由汉学家雷慕沙担任教授，这标志着汉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确立。[7]91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中期，国际汉学界几乎是法国的一统天下。[8]1只需要列一些汉学家的名字和他们的成就就足以证明法国汉学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沙畹（EdouardChavanne，1865～1918），翻译出版了5卷本《史记》，考据精细、注释详尽，另外他还著有《两汉时代的石画像》、《西突厥史料》等。亨利·考狄（HenriCordier，1849～1925），著有4卷本《中国通史》，编有《中国学图书志》，创办了《通报》并长期担任主编。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精通十几种语言（包括好几种古代语言、文字），著有《中国摩尼教考》、《郑和下西洋》等。马伯乐（HenriMaspero，1883～1945），著有《安南语言历史语音学研究》、《唐代长安方言考》等。

　　高本汉就是在法国汉学鼎盛时期来到了巴黎，师从沙畹、伯希和学习，并继承了他们的汉学衣钵，将这一学问带到了瑞典。高本汉在巴黎听了沙畹关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课程，听了伯希和关于敦煌和蒙古帝国的课程。按照课表，伯希和还应该开设有汉语历史语言学、汉外对音和中国方言方面的课程，但是伯希和实际上没有开这门课，这大大减轻了高本汉的压力。[2]97高本汉很可能还听了列维（SylvainLévi，1863～1935，东方学和印度学专家）讲授的伯希和从敦煌带回法国的吐火罗语经卷。1913年陈寅恪也在巴黎，他通过王国维的介绍认识了伯希和。陈寅恪对吐火罗文字也很感兴趣，法兰西学院的课程是开放的，陈寅恪很有可能也听过伯希和和列维的课程。高本汉和陈寅恪或许在课堂上有碰面、结识的机会，这点史无明文，聊备一说。

　　高本汉在巴黎时的书信表明，他本想写一篇较短的关于中国北方方言的研究文章，然后再着手写有关汉朝时期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的博士论文。但是在逗留巴黎期间，他可能征求过伯希和的意见，因此改变了主意。[2]203他最终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为汉语的历史语言学（主要是语音学）。高本汉在巴黎期间还在继续收集汉语方言的资料，他找到了几位能帮助他了解中国南方方言的助手（疑为发音人，应该为来自中国南方方言区的华人）。同时，他给在中国的瑞典传教士发了几十封信，托他们帮助询问方言的问题。

　　1913年到1914年，高本汉一方面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阅读、摘抄汉语语音方面的各种著作，一方面紧张地进行着他的论文的写作。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发动妻子和姐妹帮助他做汉语方言辞书的摘抄。为什么会显得如此匆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他的论文定在1915年5月期间进行答辩，那时这样一篇论文的印刷过程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第二，当时伯希和和马伯乐也在从事相同领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马伯乐，此前他已经发表了《安南语言历史语音学研究》，并已经开始转向中古汉语语音的研究。马伯乐的《唐代长安方言考》发表于1920年，实际上要不是因为1915年马伯乐应征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这部著作应该会更早完成。1915年4月间，高本汉终于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音韵学研究》（第一、二卷）。

　　（五）终成正果

　　1915年5月21日，高本汉进行了论文答辩。关于答辩主考官，一度曾考虑过由伯希和担任。对于高本汉来说，伯希和担任主考官是他既希望又十分害怕的事情。一方面由于伯希和当时在汉学界的地位以及伯希和对语言学的了解程度，如果能顺利通过答辩，无疑对高本汉未来在欧洲汉学界的立足有很大帮助。可是另一方面，伯希和太过专业，很可能通过答辩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伯希和是非常严厉的一个人，时常扮演着国际汉学界警察的角色。[8]5刘复1925年3月在巴黎通过博士答辩时，由伯希和为首的汉学家及语言学家对刘复进行6个小时的提问，答辩结束“刘回家时都要人架着走了”。关于伯希和的严格，于此可窥见一斑。由于当时伯希和正在参加战争，可能不能来参加高本汉的论文答辩，高本汉听说这个消息以后给妻子写信说：“现在只能盼望战争多打一段时间，让他无法成为我的论文考官！”

　　伯希和最终没能来参加高本汉的论文答辩，担任主考官的是德国汉学家孔好古（AugustConrady，1864-1925），同时担任考官的还有伦德尔等乌普萨拉大学的教授。由于孔好古并非汉语音韵学专家，而伦德尔等教授对汉学了解不多，高本汉的答辩进行的十分顺利，最后孔好古给了最高分。高本汉得到了博士学位，同时还获得了汉语副教授的职位，在乌普萨拉大学开设汉语、汉学方面的课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瑞典是中立国，这使得高本汉能有一个好的环境进行他的研究。马伯乐、伯希和都参加了战争，马伯乐因此而中断了他的研究，伯希和因此而不能参加高本汉的答辩，高本汉没有遭受任何打击就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高本汉由此成为欧洲汉学家中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个系统、全面构拟汉语中古音的汉学家，这和当时的欧洲历史竟极有关系。法德两国在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高本汉在法国学习了汉学，又由德国人担任了答辩主考官，学术真的是没有国界的！

　　（六）潜心著述

　　1915～1918年，高本汉在乌普萨拉大学担任副教授；1918年～1939，他在哥德堡大学担任教授，中间曾有五年（1931～1936）担任哥德堡大学校长；1939年以后他接替安特生担任了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馆长直到1959年退休；1933年他被选为瑞典文学、历史、考古研究院院士，1956年当选为研究院主席。自从1911年离开中国以后，高本汉仅在1922年来做过短期访问，以后一直没再回到这个他终生为之研究不已的国家。1927年间，中山大学曾两次试图聘请他来华工作，他都予以了婉拒。1978年10月20日，高本汉因病去世，享年89岁。

　　高本汉在哥德堡大学开设了汉语和汉学方面的多种课程，还还设有日语和日本文学方面的课程，培养了马悦然、易家乐、韩恒乐等一批汉学家。高本汉的研究涉及到汉学的很多方面，如汉语历史语音学、方言学、语法学、考证学和青铜器年代学等。在所有这些研究中，汉语语言学（特别是音韵学）无疑是其他学问的根柢。高本汉曾经说：“没有语言学支持的文字学是不可能的。但是仅此还不够。语言学，特别是历史语音学，在汉学里表明是一个逐步形成对文字学无与伦比的辅助科学，比其他大多数语言领域都重要。”对于汉语古音学在汉学上的重要意义，他还说过：“哪一天语言学能够把中国古音的系统确实的构拟出来，哪一天历史学跟考古学就会很感谢的看出许多关于东亚细亚跟中亚细亚的问题，都不成问题了。”[4]3这些说法和清代经学研究获得巨大成功是可以类比的，清代经学家往往也即小学家，由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进而研究经籍，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顾炎武曾经说：“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12]73）钱大昕也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小学考序》[13]378）。高本汉的看法和清儒的说法何其相近。

　　二高本汉的著述

　　此外，高本汉还写有大量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艺术特征和断代方面的文章，未见有人翻译为中文。

　　注释：

　　①也有译作“兰道”的，见[3]。

　　②Landsm？lsalfabetet（DialectAlphabet），1878年由伦德尔发明，用严式音标记录瑞典方言，包含有118个字母。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音标部分本来用这种字母系统书写，中译本改成更为通行的国际音标系统。

　　③SvenHedin，1865～1952。瑞典著名考古学家、探险家。

　　④AlekseiIvanovichIvanov，1878～1937。俄国著名汉学家，外交官。1909年发现了西夏文、汉文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以研究此书出名，著有《西夏语研究》。

　　⑤均为节译。

　　⑥瑞典语原文出版于1918年，中文版系据英文版译出。

　　⑦高本汉1964～1967年写了一系列关于古籍中假借字的研究文章，1968年结集出版。

　　参考文献：

　　[1]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