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音乐教育思想研究
自1922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成立至今，现代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已走过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专业音乐教育的培养目标逐渐成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为社会服务的高素质、高层次的音乐专门人才”[1]。这一培养目标是专业音乐教育的出发点，它决定着专业音乐教育应当确立何种教育任务、选择何种教学内容、建立何种教学体制、采取何种教学方法和管理形式等。培养目标对专业音乐教育全过程及其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具有统帅意义。对于专业音乐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于润洋在20多年前就有过思索。他曾在《对高等专业音乐教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发问：“怎样才能保证一所学院能培养出真正合格的、适应中国社会主义音乐事业未来发展需要的各类音乐人才?”[2]可见，于润洋的专业音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培养音乐人才”而不是“培养音乐家”，立足点是培养“人”而不是培养“大师、专家”。因此，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音乐人才”，如何能为社会培养出真正合格的“各类音乐人才”，这是值得我们仔细思考、探究的问题。
一、人品修养为根基——品德信念问题
于润洋始终秉持“思想品德是做人、做学问的基础”这一观点。他认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还必须具备一种最重要的品质。他首先应该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有丰富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怀有深厚情感和责任感的人”[3]。于润洋自己的求学经历深刻印证了这一点：他怀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学术事业为重，无畏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毅然接受了去波兰研习音乐学——这个在中国大地上未曾开花的学科的任务，并奉献出了自己一生的赤忱。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说到底，是一种对祖国、对民族的归属和热爱之情。于润洋说：“这是艺术的灵魂，是一切作者简介：李睿，中央音乐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业音乐教育学。真正的音乐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东西。没有它，音乐的创作和演奏活动就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4]音乐是情感的艺术，也是传承的艺术，既要从丰富的情感体验中汲取音乐创作与表演的灵感，也要时刻铭记：民族性和传统精髓永远是中国音乐发展与创新的后备力量。让我们把目光回望，去追溯一下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新潮音乐”创作。这批探索新潮音乐的作曲家们追寻的并不仅仅是外在音乐形态上的新颖怪诞，而是以此为外壳，在情感内涵上努力深挖民族精神。他们力求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展现新时期的音乐风格，但仍然追寻民族民间音乐的传统内核，创作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内在精神、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音乐。在这种创新意识与“寻根意识”的双重驱动下，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中很少直接采用民间音乐现成的原料，而是从中挖掘其“韵味”进行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实际上符合当代音乐审美价值，具有时代性和进步性，是对民族精神在较高审美层次上的探索与追求。试想，这些新潮音乐的“探险者们”若不是怀有一颗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热爱的赤子之心，又如何能创作出这些崭新的乐章呢?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种蓬勃向上的形势下，新时代的年轻人却大多缺少忧患意识和对待家庭、社会的责任感。诚然，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和力争上游的建设年代已成为历史，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时代的音乐学子们仍然肩负着将我国的音乐事业推向新的高峰、以此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当今时代，追求物质财富和个人利益的社会风气愈发浓厚，能够苦心钻研音乐学问、踏实从事音乐事业的学生并不多。因此，对学生人格的塑造、三观的树立已然成为重中之重的教育任务。于润洋曾这样形容自己所从事的音乐学事业：“这里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我去追求它。每当做了一点什么，在苦涩和寂寞中我感到一种内心的充实和慰藉，这也许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给予我的。”[5]这种淡泊名利的心境是通往音乐高峰的持久而稳定的动力源泉，也是专业音乐教育过程中教师传道授业需始终秉持的精神境界。
二、人文知识为后盾——文化素养问题
一般情况下，专业学习音乐的学生在文化素养方面相对薄弱。对于这些学生，专业音乐教育应当如何引导呢?于润洋曾说：“通过教学体制的改革来逐步改变这种局面。具体做法是通过学年学分制的建立，在数量和质量上加强选修课程的建设，以此来达到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开阔知识视野，逐步改变和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的目的。”[6]1986年2月至5月，于润洋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校做了考察，并于次年撰写了《美国专业音乐教育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道：“如何组织和鼓励教师们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开设出越来越多的选修课，使学生的知识在宽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大和加深，激发学生的求知兴趣和欲望，提高其音乐文化素质，这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一个薄弱环节。”[7]1985年3月，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于润洋带领教师队伍草拟出《教学管理体制改革设想(讨论稿)》，并于6月经过修改后制定出《中央音乐学院关于实施学年学分制的规定》：学年学分制将全部课程分为三大类：一般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8]。这样在合理的课程结构下，学生能够灵活而又较全面地学习各种课程，改善了以往片面单薄的知识结构。同时，专业音乐教育的任务之一还在于敦促学生主动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如果教育者不能开启学生主动求知的欲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储备，那么，学校无论开设多么系统全面的课程，也只能“治标不治本”，收效甚微。于润洋曾经在阐发自己对音乐学学科的思考时说：“扩大音乐学学科的视野，使音乐学学科从其他相关的人文学科那里吸取滋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的眼光只囿于学科内部，那么在音乐学领域实现真正的创新和突破，恐怕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一个音乐学家在学术上应该放开自己的眼光，拓宽自己的视野，时刻关注人文学科的相关领域，以及各子学科中心的成果和信息。”[9]在他看来，音乐学专业的学生不但需要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还要怀有对其他人文学科好奇求知的强烈欲望。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知识体系几乎日新月异，时刻有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问题涌现。音乐学理论研究不是个能够“吃老本”的专业，它需要学生及时主动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音乐理论研究如此，音乐演奏专业也不例外。于润洋曾说：“一部比较严肃、深刻的音乐作品，在我们的听觉感知能够直接把握的音乐本体后面，总是潜藏着某种精神内涵。(深入到这个层面)对音乐家来说却是绝对必须的。对于这种精神内涵，我认为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它的本质。”[10]而没有扎实的人文知识的演奏者又如何能准确表现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音乐风格和艺术精神呢?这个问题衍生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现行的专业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整体系统性和相互协调的关联性，课程之间比较孤立。例如，音乐演奏专业通常会开设中西音乐史课、作品分析课、音乐欣赏课等，而在学习了相关课程后，学生虽然对这几门课程有了基本的认知，却很难将其整合起来，以提高自己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分析和诠释的能力。于润洋在赴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TheJulliardSchool)考察后曾写道：“在具体课程设置上，茱莉亚音乐学院开设的音乐文献与材料课，它以各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的活的音乐为主线，提示音乐文献同它所使用的材料的相互关系。通过不同风格音乐所采用的旋律、和声、对位、配器、结构的对比，形成一个概观，从而提高学生对实际音乐作品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11]这种实用型的课程改革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
三、踏实作风为支柱——学风精神问题
学风问题在现阶段显得尤为重要。什么是良好学风的标准呢?中国社科院曾提出：“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12]“严谨而不保守”在于润洋的教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他提出在指导学生的论文时有三条标准，第一条便体现出“严谨”的要求：“扎实：引证的材料、文献要确切、可靠，不能望文生义、粗枝大叶;论点要有根有据，不能一知半解便轻率地下结论，要经得起反问。”[13]此外，他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着力培养他们养成随时整理学习资料和学术笔记的习惯。他的学生宋瑾曾回忆道：“导师要求写出文字，不能空口说白话。这种做法在撰写学位论文的时候就体现出了它的价值——许多资料工作记录在案，可以直接用到论文里。”[14]同时，他也力求“不保守”。学生叶松荣写道：“先生对学生是既严格又宽容，既要求严格遵循规范的学术研究理路，又保持充分的个性特征，不制约学生的思维，又总是在关键节点予以提点。”[15]正是这种“严谨而不保守”的扎实作风，让学生们得以在正确的学术轨道上既遵守规矩而又自由轻快地大步前行。“活跃而不轻浮”则与于润洋提出的指导论文的第三条原则相呼应：“老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学术上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都应实事求是，不能文过饰非。”[16]在学术研究之路上，耐心、诚恳、勤奋而不浮躁方能披荆斩棘，走向成功。“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对应于润洋提出的第二条原则：“朴实：提倡朴实无华，反对浮躁、夸夸其谈;使用新概念、新术语、建构新观念要慎重，学术问题上不能赶时髦;文字要清晰易懂，杜绝故弄玄虚的晦涩的表述。”[17]于润洋曾在给学生韩锺恩的一封邮件中叮嘱他“改进学风。使用新概念、新术语、新词汇时要慎重，力避随意性。在这方面不要刻意追求新颖，文章真正的创新并不在这里，而在内涵。表述方式上力求深入浅出，在这方面少些标新立异为好”[18]。此外，对于“创新”，于润洋也有自己的忧思和嘱托：“如果不扩大自身的学术视野，忽视甚至放弃在不同学科的边缘和交叉点上寻找学术的生长点，那么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恐怕是很难实现的，学术上没有任何省事的捷径可走。”[19]在他看来，一切的“创新”都要有所根据，都是扎根在充分而丰富的知识储备之上的一种稳妥而又充满活力的创新。学术上容不得“空中楼阁”，脚踏实地，方能健步如飞。“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这几乎可以算作一切伟大的学者、科学家的一个共识和特质。追求真理即意味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地勤奋进取，不追逐名利又意味着心境恬淡自足、怡然心会。二者合而为一，便成为了实现学术理想、攀登知识高峰的绝佳助推器。对此，于润洋曾总结道：“一个人一生总要有一种追求，而且应该以一种执着的心态去追求，我把音乐学作为我一生追求的目标。研究音乐学是个苦差事，没有一种宁静的心态，没有一种甘心坐冷板凳的精神，没有一种甘于寂寞的心境，也许是很难真正有所成就的。热爱自己的事业，这是一股巨大的动力。”[20]这种为国家、为学术奉献所有而无怨无悔的使命感，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切非凡成就的根本原因。关于学风的建设，于润洋还认为，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应当为人师表、率马以骥。他曾说：“帮助学生养成一种好的学风，这应该是导师的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21]“更为重要的是身教。作为一名教师、一位学者，他的治学态度、思想品德、精神境界、行为实践，一句话，他整个的人，在学生的心目中应该能留下一点不易磨灭的印记，这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书育人吧!”[22]学生王次炤说：“是于老师严谨的治学方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促使我毅然做出了跟随于老师学习西方音乐史专业的选择。”[23]学生叶松荣也曾表示：“正是先生的教诲，使得学生深刻认识到学术研究中应力求避免偏见和武断，充分认识到学位论文写作应该力求达到：在广博的基础上求深刻、在学科交融的基础上求特色、在特色的基础上求创新。”[24]于润洋治学从教几十年，自始至终用心影响着学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大部分成为了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中流砥柱。
结语
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25]在新时代，专业音乐教育需要从这六个方面努力，这六个方面又恰巧与于润洋曾经提出的专业音乐教育理念不谋而合。他曾经阐述过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五大关系”问题：“做音乐家与做人的关系”“一般文化、音乐文化素质与专业主科的关系”“基本功训练与发挥创造性的关系”“民族音乐文化素养与学习西方音乐文化的关系”“教学与科研的关系”[26]。对于“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与“加强品德修养”的问题，于润洋曾呼吁：“我们的学院培养出来的未来音乐家，无疑应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需要。”“我们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应该努力去树立振兴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用自己的音乐才能报效社会主义祖国，为千百万中国人民去服务的崇高理想。”“能不能始终坚持把思想品德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上，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大问题。”[27]而对于“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与“增强综合素质”的问题，于润洋也曾总结道：“我们培养的目标不是片面追求技艺的单一发展的人才，而是既具有坚实的技艺根基，又具有较宽厚的音乐素养、有更大后劲的更全面的人才。”[28]于润洋的这些理念在今天依然散发着历久弥新的价值光芒。
参考文献：
[1]张帆.专业音乐教育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3][4][5][6][26][27][28]于润洋.对高等专业音乐教育问题的思考[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2(1).
[7][11]于润洋.美国专业音乐教育考察报告[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1).
[8]中央音乐学院校史课题组.中央音乐学院简史稿(1940—2010)[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2010.
[9]于润洋.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J].人民音乐，2009(1).
《专业音乐教育思想研究》来源：《艺术教育》，作者：李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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