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甘薯作物的域外引入与科技发展
摘要：16世纪末，福建南洋侨商将甘薯带回家乡种植成功并迅速广泛推广，成为我国甘薯作物域外引入与传播的主要路径之一。徐光启 1608年撰著的《甘薯疏》开启了我国甘薯科学的先河，为我国早期甘薯作物成为重要的粮食来源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现代甘薯科学技术的发展，分为 20世纪上半叶发展起始阶段、下半叶全面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阶段 3个主要阶段。《中国甘薯栽培学》等专著的出版对甘薯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49— 2018年，我国发表甘薯专业中文期刊文献 23592篇。1999—2018年，我国产出甘薯学位论文 593篇。
关键词：甘薯;徐光启;甘薯学科;甘薯科技
1 徐光启开启我国甘薯科学的先河
1.1 《甘薯疏》是我国第 1部甘薯栽培专著我国甘薯的科学研究最早可溯源到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 1608年所著的《甘薯疏》[1-2]。据《金薯传习录》记载，1593年福建长乐县生员陈经伦之父陈振龙从吕宋岛“捐资买种”，将薯藤苗种及传种法则带归闽地，旋即禀献巡抚，批令试种并获成功。后经官方大力倡导推广种植，广为民食，“赖以救饥，其利甚大”[3]。此为甘薯被引入我国并很快得到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1.2 《甘薯疏》的文献价值
《甘薯疏》是我国第 1部甘薯专著，称得上是我国甘薯科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奠基之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其内容丰富，论述严谨，涉及甘薯特征特性、栽种方法、季节时令、耕作施肥、薯苗繁殖、采后收藏以及加工做酒等经验与方法等，如“薯苗，二三月至七八月，俱可种，但卵有大小耳。卵八九月始生，便可掘食或卖。南土至冬至，北土至霜降，须尽掘之，不则烂败矣。”徐光启还对甘薯与当地传统的山薯和薯蓣进行了甄别，对种薯繁苗法、藏种法中的传卵法、传藤法、薯苗延蔓法等方法及其注意事项作了详细介绍。再如，南方种植甘薯，四季可宜，可当甘薯由南向北推广种植时，要解决的首先是种薯留藏难题。徐光启提出了“欲避冰冻，莫如窖藏”，还要注意防“水湿”。如此，“则此种传流，决可令天下无饿人也。”
据史家对有关农史典籍的分析，《甘薯疏》于 1608年初版后，徐光启进行了多次修改、补充、增益，这也体现了徐光启严谨的科学态度。虽然《甘薯疏》于清初后佚失，但后来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1834年朝鲜著名农政学家徐有榘用汉文撰写的《种薯谱》以及 1639年刻版问世的徐光启农学巨著《农政全书》，皆分别部分或全文录引了《甘薯疏》的前后 3种版本，使得《甘薯疏》得以保存流传下来，影响中国明清 2代 300多年。
2 我国现代甘薯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国现代甘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大体分为 3个阶段。
2.1 20世纪上半叶我国甘薯科技发展起始阶段我国甘薯科学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开始于 20世纪。1949年以前，我国甘薯生产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传统经验型自然自种状态。20世纪初至 20世纪 20年代我国台湾嘉义农业试验所开始?用系统选种方法和有性杂交进行甘薯品种改良工作。20世纪 30年代，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丁颖教授在广东首次搜集、整理、保存品种资源 500多份，他还研究撰写了《中国之甘薯》一文发表于《中华农业会报》(1948)上，从植物学、地理学、历史学、文献学上对引入的番薯与中国原有薯蓣科植物进行辨析，对甘薯学术名称上的混淆予以纠正[4]。20世纪 40年代起，我国甘薯前辈张必泰、盛家廉、杨洪祖先生等先后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从事甘薯的品种资源收集、引种、系统选育新品种等工作，同时开始研究甘薯嫁接诱导开花技术并应用于甘薯有性杂交。日本品种胜利百号(原名冲绳 100号)和美国瑞苕被引进、推广并用于甘薯品种选育的亲本。
2.2 20世纪下半叶我国甘薯科学技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甘薯与水稻、小麦、玉米同被列为四大主要粮食作物，国家高度重视甘薯科学技术工作。主要甘薯产区的省、地农科院(所)相继建立了甘薯科研机构，配备了甘薯专业科技人员;同时许多农业大专院校也开展了甘薯教学工作。特别是 195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薯类研究所在江苏原宿迁县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甘薯科技事业建设的发展。在这 10多年间，我国甘薯科研机构和科研教学队伍不断扩大和充实，甘薯各个学科相继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广大甘薯科技工作者紧紧围绕甘薯生产实际需求，广泛深入开展甘薯育种与遗传、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保存与利用，及甘薯主要病虫害的防治、甘薯高产栽培、甘薯贮藏、甘薯种苗繁育、甘薯综合加工利用、甘薯机械等领域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科技成果，培育出一大批优良新品种在生产上推广种植，有力地促进了甘薯生产。如 20世纪 50年代全国甘薯面积约为 720万 hm2，平均产量为 7905kg/hm2，总产约为 6400万 t，与 20世纪 40年代相比，面积扩大 24%，单产提高 20%，总产增加 49%。20世纪 60年代甘薯种植面积扩大到 933.3万 hm2，单产增加到 9600kg/hm2，总产约为9100万 t。与 20世纪 50年代相比，总产则增长了 42.2%。20世纪 70年代全国甘薯种植面积调整至 800万 hm2，单产提高到 13395kg/hm2，总产约为 10564万 t，与 20世纪 60年代相比，面积减少了 14.3%，单产提高了 39.6%，总产增长了161%。充分体现了甘薯科学技术是甘薯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5]。
3 我国甘薯科技论著和科技论文的出版情况
3.1 甘薯重要科技著作的编著出版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主持编著的《中国甘薯栽培学》1984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6]，全书共 57万字，由全国 42位甘薯科学技术工作者参与编写，集我国甘薯生产经验和科技成就之大成，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甘薯区划、栽培、育种、耕作、植保、贮藏、加工等领域的科学理论与实践，内容极为丰富，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 1部且是最重要的甘薯学术论著，在国内外甘薯科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中国甘薯栽培学》的出版，对于普及甘薯科学知识、培养甘薯人才、推动甘薯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2 甘薯科技论文统计随着我国甘薯科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范围不断拓宽，研究层次不断深入，甘薯科技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高，显著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据统计，1949—2018年，我国发表甘薯专业中文期刊论文 23592篇(图 1)。其中，1949—1955年，论文很少，只有 24篇，年均 2.4篇。1956—1966年论文数 575篇，年均 52.3篇。1969—1970年间，甘薯科研工作基本中断。1971—1980年的10年间，发表甘薯科技论文 615篇，年均 61.5篇。1981— 1988年，论文数达到 1429篇，年均 178.6篇;1989年至 1994年的 5年间，年均发表论文超过 200篇，达 226.6篇;1995— 1999年间年均论文数达 537.5篇，2000—2008年间年均论文数 716篇;2009—2018年的 10年间，年均论文数 991.6篇，其中 2015年为最高峰，达 1008篇。从学科分布来看，有关新品种选育技术类占 22.6%，栽培技术类占 25.0%，病虫害防治类占 16.2%，产业经济类占15.0%，加工类占14.3%，脱毒与种苗繁育类占 6.9%。
4 我国甘薯学科发展中主要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我国甘薯科学研究多年来在服务生产不断创新实用技术方面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相关的基础研究较为薄弱。甘薯生物学基础研究方面多限于重要器官组织的形态结构观察与描述，缺乏系统性原创性成果。细胞遗传学方面主要局限于染色体水平的观察，知识陈旧，缺乏深度。甘薯生理生化学、生物结构功能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方面的基础性研究以及重要学科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都明显落后于其他主要作物，很多方面还是空白或进展缓慢。如基因标记虽有许多探索与重要进展，但尚未与育种实践有实际的结合与应用，分子标记辅助、分子设计等新型育种技术研发应用基础贮备不足;轻简化、标准化、机械化栽培耕作技术还不完善，品种与农机农艺配套体系尚未成熟，应对气候变化的丰产抗逆栽培理论与技术尚待深入研究。甘薯基础性与应用基础性研究的短缺，使甘薯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后劲乏力，出现瓶颈性制约。
参考文献：
[1]朱洪涛.徐玄扈《甘薯疏》辑校[J].中国农史，1983(3)：60-70.
[2]王国忠.徐光启的《甘薯疏》[J].中国农史，1983(3)：71-74.
[3]农业出版社编辑部.金薯传习录 种薯谱合刊[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
《中国甘薯作物的域外引入与科技发展》来源：《江苏农业科学》，作者：戴起伟，易中懿，汪 翔，秦建军，陆建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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