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论文范文论“公共外交”与华夏文明传播

　　2013年2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秦刚做客中新网，以“推进公共外交，加强沟通理解”为主题，与网友在线交流，阐明了外交部关于推进公共外交的基本立场，为我们深入了解、充分利用有关推进华夏文明传播方面的国家大政方针提供了一扇窗口。作为华夏文明的继承者、维护者和传播者，我们有理由充分利用这一国家政策红利，将公共外交和华夏文明传播有机结合起来，提升华夏文明传播的品质，扩大华夏文明传播的效果，扩大其世界性影响，同时学习和借鉴其他各种文明的宝贵财富，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分享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

　　【摘要】对外来文明的包容接纳与平和友善的对外传播，构成了华夏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华夏文明的对外传播既有过“养在深闺”的困惑，也有过“风生水起”的辉煌。在世界一体化和“和平崛起”理念背景下，充分发挥“公共外交”的强大作用，不断实现“沟通理解”的现实目标，把优秀的华夏文明播撒到全世界，同时也吸收外来文明丰富自己，使华夏文明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是我国传播领域面临的一项新的重要的使命。

　　【关键词】公共外交,华夏文明,传播

　　一、华夏文明：“养在深闺”与“风生水起”

　　华夏文明亦称中华文明，是在中华大地经过华夏先人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探索、创造和积累而形成的一种文明形态，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绵长且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华夏文明的早期载体即文字成果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又经过了2000余年的丰富与发展，形成了卷帙浩繁、浩如烟海的文章典籍。尽管这些文明成果无所不涉，内容博大深厚，但究其文明精髓和思想核心而言，无疑是礼乐教化，是推崇仁义礼智信。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做到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关键在于华夏文明是开放的文明，是包容的文明，是可以和世界共同分享的文明，也是不断自我修正、不断吐故纳新的文明，从而做到把自我更新和对外交流紧密结合起来，历久弥新。从西汉以来，中华文明就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和与外来文明高度的融合性显示出其宽广胸怀和强大的生命根基。

　　五六千年前，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学会了种植小米等农作物。粮食渐渐充足，人口快速增长，生存压力也不断加大，于是开始了为争取生存空间而展开的扩张行动，向周边其他民族掠夺土地。于是，在中华大地上，上演了“打败蚩尤”、“驱逐三苗”、占据中原等一出出辉煌大戏，开始了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漫长历程，开始了创造华夏文明的艰难旅程。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缓慢演进，东夷西狄被彻底同化；之后，又经过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朝不断扩张，最终，汉人的足迹到达了南海之滨。其中，残酷的部族征战成为开疆利器，而不间断的文明交流与相互融合则保持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平稳进步。

　　经过大浪淘沙形成的华夏文明，其主要贡献是孕育了独特的道德礼仪，以及六经、六艺、五常及诗书礼乐等文化成果。《战国策·赵策二》中说：“中国者，聪明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尽管这里的“中国”仅仅是指洛阳，但华夏子孙在不断汲取历朝历代兴衰更替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礼之用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贤而容众”“克己复礼”才是固本之道和求善之策的结论，从此，中庸之道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思想，也成为华夏子孙与世界打交道的基本原则。

　　但是，毋庸讳言，华夏文明在自我认同、强势发展的同时，也出现过一些夜郎自大、自我欣赏、自说自话甚至唯我独尊的封闭心理，出现坐井观天、两眼向内的封闭思想，特别是历代封建王朝为了一己之私，刻意封锁民间的外交活动和文明的传输通道，国人对外交往的渠道和热情逐渐消失。曾经历风雨洗礼的华夏文明，有了一种养尊处优的自足和君临天下的自傲，甚至坐井观天地固步自封和唯我独尊。好长一段时期，特别是到了满清时期，闭关锁国成了基本国策，华夏文明不仅失去了汲取外来文明营养的热情，也不再重视对外传播，中外文明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华夏文明的发展逐步出现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情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未发生根本改观，华夏文明成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花朵。

　　1979年邓小平的美国之行，重新打开了中国人两眼看世界的窗口，华夏文明的对外传播和对外来文明优秀成果的合理借鉴又重现生机。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对外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以出国访问、出国考察、出国留学和国际文化交流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传播的四条腿越迈越坚实，华夏文明的对外传播一时风生水起。但是，作为对外传播最有效的另外两股力量，却一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是大众传媒和公共外交。

　　值得欣慰的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十年前就联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资讯学院等有关方面，开始了华夏文明对外传播的有益探索，一批关注华夏文明传播的学者积极呼应，作出特殊贡献，完成了一批重要成果，值得珍惜。但毋庸讳言，仅凭一些教学机构和科研单位，或者几个学者在那里奔走呼号、自说自话，效果必定有限。要使华夏文明走向世界，要使华夏文明融入世界，要使华夏文明赢得世界的尊重，必须动员全体公民，通过公共外交的群体效应和大众传媒广覆盖、不间断、周到细致、身体力行、持之以恒的工作，才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分享文明成果和兼容外来文化是华夏文明的优秀传统

　　华夏祖先接触了解并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大体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而华夏文明的对外传播也始于这一时期。

　　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派张骞于建元二年出陇西，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被授予太中大夫。因张骞沿途的文明传播活动在西域树立了崇高威信，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至今举世称道。张骞向汉武帝报告的基本内容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大宛传》中，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历史以及文明交往的最珍贵资料。自华夏祖先首次接触外来文化以来，本土的儒道文化就同外来的佛教等其他文化不间断地发生碰撞、冲突、交流乃至融合，大大促进了本土文化的发展、进步与对外交流。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可以从一首东汉流行的谚语中得到佐证：“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①而崇尚“高髻”“广眉”便是受西域文化影响的结果。如果没有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不是积极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中合理的因素，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就无法开口说话了。比如今天使用频率很高的“世界”“时间”“空间”“干部”等词，有的来自佛教，有的来自日本。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事例较多，如乐器中的琵琶、胡琴，哲学中的逻辑、推理，科学中的元素、方程，教育中的学校、班级等，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量引入，则更是世人皆知、无人不晓，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各种文化交融的产物。世界认知中国，则是华夏文明不断对外传播的结果，而我国四大发明等优秀文明成果的对外传播及对世界的深刻影响，更是确立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性地位。

　　文化是文明的积累性成果，文明最终必然会积淀成文化。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广泛传播，在于与人分享。比如西方新闻理论就是一种文化。过去，由于我们对西方新闻传媒和西方新闻理论缺乏了解，甚至无意去了解，使得我们与西方新闻传媒和西方新闻理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大，而与我们有关的新闻学说也无法对外传播，结果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不认同、互相排斥和互相冲突的局面和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人类宝贵的智力资源，延缓了人类从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进程。如今人们对相互隔膜相互对立所带来的危害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要求改变这种反常状况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新闻传播“与世界接轨”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文化的主体无疑应该是大众文化。这是因为，第一，大众文化是精英文化的母体，任何精英文化都必定要从大众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没有大众文化，所谓精英文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成了空中楼阁。第二，任何精英文化都处于文化尖端，虽说具有引领大众文化的潜力，但难以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它们要发挥引领社会的作用，就离不开与普通公众广泛认同的大众文化相结合，否则就只能是孤芳自赏，甚至是顾影自怜。第三，是不是精英文化，不能由那些精英们说了算，而是要接受大众文化的现实评判和历史审视，一些所谓的“精英文化”常常会在大众文化的严格挑剔下，露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属性，最终会被时代无情抛弃。

　　大众文化的本质，是将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当作一个认知整体和一种文化形态，这一整体和形态具有从有形的物质层面到无形的精神层面这样两个方面。而影响这两个方面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被称为制度文明的因素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起着关键作用，它调控着物质文明的生产，也调控着精神文明的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其1848年2月出版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就深刻揭示了社会现代化的世界大趋势，阐明了他们对于大文化的历史观。他们指出：由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在器物层上，现代大工业替代了工场手工业，推动世界性市场的形成；在制度层上，新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适应了自由竞争的社会需要，保障了各民族之间进行从物质产品到精神产品的交换；在心理层上，固定而古老的社会关系和旧有的观念见解被消除，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阂和对立得以消失，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尊重与和谐共处。

　　历史经验表明，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可行程度，与各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现实水平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如果文化转型的现实水平差距不大，则文化交流一般呈现为双向互补的现实运动，比如西欧国家文化发展水平大体相当，所以其新闻事业出现时间上的差异也就相应较小，一般只相差数十年；如果文化转型的现实水平差距较大，文化交流则表现为单向影响的现实运动，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的新闻事业出现时间上的差异达到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主要原因。

　　只有充分认识到华夏文明当前所处的位置，深度挖掘华夏文明的丰富内涵，大力弘扬华夏文明的优秀传统，提升华夏文明的内在品质，才可以积淀出一种比肩其他文明的自信，才可以赢得其他文明发自内心的尊重，从而也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播撒。

　　三、全球化：多元文化交流与华夏文明传播的历史契机

　　“全球化”这一概念既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中逐步形成的观念，也是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所谓全球化，是指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多层次、多领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大体分为科技、经济、政治、法制、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由于经济和文化密不可分，关系极为密切，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快的时候，各种文化也呈现出全球化交流的趋势，为各国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相互交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对华夏文明的世界性传播意义尤为重大，这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一体化：华夏文明传播的历史机遇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经济生产和文化生产的联系时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他们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不仅各地方、各民族在经济上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而且在文化上，精神生产也由于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强而走向世界。文化作为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在全球化经济格局形成之时，也促使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传播和互补。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加入全球化经济运行轨道和文明创造潮流的发展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华夏优秀的民族文化需要走向世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也离不开华夏民族的优秀文化。随着经济交往活动的跨国界加强和扩大，文化、文明的世界性交流也必然加强和扩大。

　　2.日新月异的技术：华夏文明传播的平台随着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传媒的进一步普及，特别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计算机技术、信息网络技术、卫星通信技术和高速交通运输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空间距离不断缩短，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强力推动，使得全世界已经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彼此依存、不可分离和相互联动的信息系统，成为新世纪各国文化交流的新的技术平台。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传播中，华夏文明以其独具特色、充满魅力的人性涵养和道德追求，通过国际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对外进行广泛传播，为解决战争、种族冲突、环境恶化、能源和人口危机、贫富差距、腐败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和评判标准，成为解决当今人类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3.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华夏文明传播的重要条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独立自主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开展了积极主动的和平外交，妥善处理了与周边国家、西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保持了正常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合作，同世界各国建立了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友好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华夏文明的全球传播争取到了有利的外部空间。正是这一良好的国际环境使得我们在全球兴办了数百家孔子学院②，并使其成为华夏文明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我们还在世界各地兴办或租借了一些媒体，主办各种会议、论坛和研讨，全面、连续、持久地传播华夏文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4.多元文化的发展：华夏文明传播的重要动力

　　不同文化是由各个民族本体依据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经历所创造的，体现着民族自身的本质和特点。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民族之间文明交往的不均衡性与相互借鉴的不平等性，造成越是具有民族个性的文化，越容易被其他文化所关注，越容易走向世界。历史经验表明，离开了文化的民族性，也就没有了文化的特殊个性，就会失去走向世界的根基，就不可能有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不仅如此，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也有着共同的文化追求，有着大体一致的真善美的评价标准，这又为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动力源泉。具有一定民族文化基因的某一民族群体，总是渴求了解异域其他民族文化形态及其传统，以开阔文化视野，丰富文化认知。为满足不同民族这种强烈的渴望和追求，世界上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相互传播与交流不仅成为必要，也提供了一种可能，从而使得各国不同民族文化中有“一部分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即非民族的文化”。[2]华夏优秀民族文化和文明经过了五千年历史的洗礼，完全可以作为全球共享文化、共享文明，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得以广泛传播。

　　四、和平崛起：华夏文明传播的时代背景

　　20世纪50年代初，面对帝国主义四面包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我国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③，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认同和衷心拥护，并很快成为全世界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既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争取到了生存的基本条件，也为共产党执政后华夏文明的世界性传播赢得了第一张入场券。可惜的是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公共外交和大众传媒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效果欠佳。

　　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破50万亿元，进入世界排名第二的位置，[3]被普遍认为已经进入较高发展水平的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同时，我们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让一些国家感到不安，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中华大地，华夏文明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如何与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共谋发展，是我们对外交往包括华夏文明传播在内的所有对外活动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积极向世界传播华夏文明“与人为善”“以邻为伴”“和谐共处”的优秀传统与“和平崛起”的理念，积极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步伐，是我国公共外交与华夏文明传播的一项紧迫任务。

　　1.传播和平崛起理念：华夏文明传播的首要任务

　　在一次世界性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指出：我们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就是要向世界表明：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主要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4]

　　华夏文明历来讲究“和为贵”，中国和平崛起离不开对外开放，离不开与世界各民族的和平共处。而要建立同世界的平等联系，必须要以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为开路先锋。在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问题上，中国主张通过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途径，逐步建立符合世界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新秩序。这是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政治理念，也是华夏文明传播的基本准则。只有通过华夏文明的对外有效传播，我国对外“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才能为各国所理解、认可和接受。

　　遗憾的是，当我们的经济实力得到较大提升之后，一些民族主义情绪也随之高涨起来，华夏文明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急剧膨胀，一些强硬的主战声音接连发出，加重了周边国家的疑虑，也为西方世界遏制中国发展提供了口实，需要引起警惕。

　　2.维护和平共处的价值观：华夏文明传播的新要求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消灭民族鸿沟，实现持久繁荣，既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更是中华民族的世代追求。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新秩序，提倡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稳步发展，努力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这是华夏文明对外传播的真谛。[5]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我们更有理由充分发挥大众传媒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其在沟通社会联系、消除民族壁垒、形成社会共识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在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中充分发挥媒介的社会协调功能，发挥华夏文明的持久影响力，才能使我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价值观为国际社会所信服、所接受，才能使“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理想变为现实，才能够建设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和谐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和健康向上的人类文明。3.表达人类共同愿望：华夏文明传播的历史责任

　　华夏文明传播不是文化扩张，更不是文化入侵，华夏文明传播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华夏文明的传播是与世界分享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与世界各民族进行平等的文化交流，是要与世界各种文化形成良性互动与和谐共振，共同表达人类的追求和愿望。中国并没有通过军事扩张和文化扩张来挑战现有国际体系的企图，也没有在已有的国际体系外，另造一个体系搞对抗或冷战的想法。中国政府多次郑重承诺，要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加强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增进了解、理解，促进和谐共处。通过彼此真诚的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在各种文明的取长补短中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5]

　　中国的快速发展确实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公平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包括资源短缺在内的各种问题对中国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因而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平崛起的概念，中国政府决心发动全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不向外部输出难题，不给世界增加麻烦。华夏文明向来主张“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坚决反对以邻为壑，我们愿意与世界各族人民共担责任，共担风雨，共享成果，绝不搞弱肉强食，更不会巧取豪夺。这些观点和主张，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以公共外交和大众传媒为载体，通过持续不断的华夏文明传播向世界解释清楚，赢得认同。

　　五、“公共外交”：开启华夏文明传播新征程

　　公共外交作为对传统外交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各界普遍参与、借助形象展示、人际沟通、相互交流和口碑效应等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中国国情、文化传统和政策理念，向国内公众介绍本国外交方针政策以及相关举措，旨在获得国内外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争取民心民意，树立国家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维护和促进国家根本利益，它是华夏文明传播在当前的一种特殊表达形态，是华夏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平等对话的一项重要任务。毫无疑问，华夏文明既是公共外交活动中的一项传播内容，也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传播背景。有人把这种对外传播称之为“民间外交”，特别强调通过民间组织、群众团体或公民个人以跨境旅游、出国访问、国际化的网络论坛等渠道，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向世界各国人民传递友谊，表达善意，宣示主张。民间外交是独立于政府外交之外的又一种外交方式，是更易于为外国友人所接受、更具有灵活性与便捷性的一种对外交往形式，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公共外交”，值得充分利用。

　　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在概念上有交叉，也有区别。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公共外交是由政府主导的外交形式，政府是主要行为体之一，民间外交的主体是非政府行为体；二是公共外交的对象既有国外公众，也有国内公众，而民间外交的对象则仅是国外公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外交配合官方外交，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中美建交前的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就是民间外交的一个经典案例。在这方面，美国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大众传媒的积极参与，所谓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就会成为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其作用的发挥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无论是公共外交还是民间外交，都必须借助大众传媒这一现代化手段。

　　六、建立互信：华夏文明传播取得成效的基本前提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两个百年”④的目标，既令人振奋，也让人感到任重而道远。因为，要实现这些目标，不仅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也要处理好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而华夏文明的有效传播对与外部世界建立良好互信，无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现在发展起来了，国际社会更加重视中国，重视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同中国加强合作交流，借鉴中国发展的经验，国际上对中国客观、理性、积极的声音在不断增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由于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的不同，国与国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分歧，国际上对中国的偏见、误解和不了解还广泛存在，一些人还抱着冷战思维，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不放心、不适应、不舒服，千方百计散布各种关于中国的负面论调。

　　在当前的负面论调里，有几种论调值得警惕。第一种论调是“中国责任论”，他们光看到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却没看到中国人均在世界上依然严重靠后，因而他们在看待中国、考虑问题和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总是强调中国应该担负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出更多的钱。第二种论调是“中国威胁论”，他们对中国发展会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深表怀疑，他们对历史上西方大国、强国的对外扩张、侵略的历史记忆过于深刻，对于“凡强必战”的思维定式难以克服，并且用这种模式来套中国的发展道路，认为中国“国强必霸”。第三种论调是“中国崩溃论”，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怀有敌意，不希望看到中国顺顺当当地发展，千方百计给我们使绊子，唱衰中国，唯恐中国不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解决相互认知的问题。我们要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引导国际社会舆论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的发展。通过增进交流理解，促进中外之间正确认知，促进中外之间良性互动。只有这样，我们在发展的进程中才会有更多支持、更多合作、更多机遇，发展才能更加顺畅。

　　七、要大力拓展大众传媒华夏文明传播的空间

　　一般而言，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具有中立性、及时性、连续性、可求证性，以及广覆盖性、高频度性和无限的延展性等特征，在华夏文明对外传播的诸多力量中，覆盖最广、频度最高、持续最久、影响力最大的大众传媒有着无比广阔的用武之地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为了提高华夏文明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减少华夏文明传播过程中的噪音，需要大力拓展大众传媒的活动空间，提升大众传媒在华夏文明传播中的地位，发挥大众传媒传播华夏文明的巨大潜力。外交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蔡润2013年2月19日在做客人民网回答网友提问时指出，要实现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的对接，有三个重要环节要把握好：一是要善于把握机遇，二是要大力倡导合作共赢理念，三是要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的旧观念，妥善处理国际竞争与分歧。[6]如何把握机遇、如何倡导合作共赢理念、如何消除冷战思维，大众传媒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大有用武之地。我们知道，自从大众传媒出现后，人类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不再单纯依靠强权与暴力，而是慢慢学会了通过公开讨论来加以解决的办法。这就是说，大众传媒具有将解决人类纠纷的方式从暴力水平提升到讨论水平的能力。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可以有效地利用公共外交和大众传媒以及其他一切必要手段，向世界展示华夏文明的博大胸怀和兼容并包的无限气度，使华夏文明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本文为江苏省十二五重点学科戏剧与影视学建设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ssly12-2-1303-8）

　　注〓释：

　　①《城中谣》，原载《后汉书·马廖传》，《玉台新咏》收录此诗，题为《童谣歌》，《乐府诗集》收入《杂歌谣辞》，题为《城中谣》。

　　②据统计，到2012年底，我国在全球已开办孔子学院268所，已开办孔子课堂72所，合计340所，分布于8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26个国家93所，非洲16个国家23所，欧洲28个国家122所，美洲11个国家91所，澳洲2个国家11所。

　　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政府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具体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十多年来，它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④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被称为“两个百年”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倪力亚.以新的积极姿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J].文化研究，2000（8）.

　　[3]中国GDP首超50万亿[N].广州日报，2013-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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