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与企业危机后恢复

　　摘要：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运用我国地级市银行发展信息，在微观企业层面考察地方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与危机后经济恢复的关系。本文研究表明，城市银行业结构性竞争提升显著增加了企业危机后恢复的概率。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通过满足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保证企业现金流安全来促进企业危机后恢复。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企业危机后恢复的促进作用在城市商业银行数量较多的城市有所减弱;而 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较多的城市则得到加强。本文研究表明，推动现代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提升银行业结构性竞争水平是我国应对外部负面冲击，增强国内经济体系韧性和活力，促进经济危机后恢复的重要金融保障。

　　关键词：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危机后恢复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加入 WTO 扩大对外开放的高速增长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增速放缓期两大重要阶段[1]，2008年后各类“危机”引致的外部负面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日益增加。这些危机可能来自经济系统，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或来自公共卫生事件，如“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或是源自自然灾害，如2008年汶川地震。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我国面临来自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外部负面冲击，这是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重要风险。2020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积极应对外部负面冲击的挑战，促进危机后恢复是我国经济发展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的题中应有之意。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连锁反应不仅是公共卫生层面的重要冲击，更是对我国经济体系危机应对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机构为主，银行业发展对企业融资、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经历金融危机等外部负面冲击影响后，企业现金流压力增大，银行业发展水平对经济危机后资金链这一企业生命线的恢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应用的角度来说，相对于外部负面冲击引致的破坏性影响，危机后微观主体的恢复机制更值得我们关注。现有关于经济危机后恢复的理论大多缺乏微观基础，也就难以解释微观主体间危机后恢复的异质性[2]。以 Mian和Sufi的研究为代表，现有研究主要尝试在微观层面寻找金融危机发生和传导的机制[3][4]，却鲜少在微观层面针对危机后经济复苏即企业恢复展开讨论。现有研究发现危机后金融摩擦加剧导致资源错配，这是危机后企业表现疲软和商业活力下降的重要原因[5][6]。现实中，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大量企业外部融资需求增加，企业面临流动性不足、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因此，如何减少金融摩擦、满足企业外部融资需求是保证企业资金链安全、促进企业危机后恢复的关键环节。本文将尝试建立金融发展与经济复苏的联系，在微观层面对企业危机后恢复进行补充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投资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影响企业发展[7][8][9]。在中国金融体系中，银行业占据着主体性和主导性的特殊地位，银行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对金融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10]。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提升金融效率、促进金融业竞争，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发展除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类型银行，推动银行业结构性竞争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那么，金融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危机后恢复是否存在影响?我们注意到，虽然银行业发展的微观效应已有比较丰富的文献，但涉及危机后恢复的问题在学界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尤其缺乏银行业发展介入经济危机后恢复的微观机理与经验证据，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充分理解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抵御负面冲击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缺乏导致我们难以在短期为当前疫情冲击下的经济恢复开出对症的金融良方，同时也难以从长期对进一步深化金融业结构性改革提供政策性的思考。

　　综上，本文以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例，在银行业结构性改革进程下，探讨我国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对微观企业危机后恢复的影响。研究表明，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增加是推进企业危机后恢复的重要动力，通过满足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保证企业现金流安全从而促进企业危机后恢复。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做出边际贡献：第一，本文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论述中国银行业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危机后恢复影响的有益系统性尝试。金融发展与危机后恢复的既有文献多数集中在宏观领域，本文则转向企业微观层面，着重刻画微观机理，并提供了可信的经验证据，为既有研究补充了微观基础。第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中国银行业结构性改革在非危机时期对我国企业表现的影响，本文则重点关注了危机时期银行业的作用，对于中国银行业结构性改革的微观效应也是一个有益的拓展。第三，在实践意义上，当前我国经济正遭受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六稳”与 “稳中求进”既是今明两年经济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是主要目标，这需要进一步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促进经济快速恢复与稳定增长。本文研究有助于为我国银行业如何更好地介入疫情冲击后的经济恢复提供可类比的政策性思考方向。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企业恢复是危机后宏观经济恢复的基础。宏观调控政策具有相机抉择的作用，对企业危机后恢复的影响受到较多关注[11][12]。但考虑到企业危机后面临外部流动性需求增加、现金流断裂风险增加等问题，我们认为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角度出发，在微观层面对金融发展与企业危机后恢复的关系加以研究是有必要的。现有研究主要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企业危机后恢复的影响[13]。这类研究可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跨国数据涵盖了大量国家间差异性信息，它会对相关估计产生较大的干扰;二是跨国企业面板数据存在一定的样本选择问题，被收入记录的企业大都是规模较大、表现较好的企业，但当外部负面冲击发生时，往往中小企业更容易遭受冲击，跨国面板数据因此倾向于高估企业危机后恢复的概率。目前，围绕这一问题缺少针对中国的研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经济运行的独特性难以被跨国研究所覆盖。因此，我们有必要围绕中国企业危机后恢复展开针对性研究，为危机后经济复苏提供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一)金融发展与企业危机后恢复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投资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影响企业发展[7][8][9]。具体而言，金融发展可以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投资、研发和出口并以此改进企业效率[14][15]。危机后，企业面临外部流动性需求上升、融资困难等问题，金融发展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有助于更有针对性、更高效地解决企业面临的此类问题。银行体系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来源。自1984年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后，中国逐步形成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对于经济体内的大多数企业，银行都是外部资金的最重要来源。Allen等发现行政命令产生的非市场性干预是我国银行体系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16]。为克服现有的金融低效，我国尝试构建现代银行体系，放宽银行主体准入限制、推进银行业结构性竞争正是我国银行业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10]。Pagano及 Guzman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指出，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会增加信贷资金供给、降低信贷资金价格和社会融资成本[17][18]，Pe-tersen和 Rajan则指出银行业结构性竞争提升可有效提高银行的运营效率、降低“关系型信贷”比例、增加信贷可得性[19]。相关实证研究也指出，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有助于企业自主研发、创新及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促进企业成长[20][21]。

　　(二)满足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与促进企业危机后恢复作为金融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如何作用于企业危机后恢复?当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难以满足时会形成融资约束，进而 影 响 企 业 的 投 融 资 策 略，最 终 作 用 于 企 业 绩 效[24]。一般来说，外部流动性需求高的企业往往面临更高的流动性风险，企业将放弃回收周期长的基础性技术项目，这将制约企业生产率的提升[25]。同时，外部流动性需求无法满足带来的融资约束还会限制企业的出口活动，对企业绩效带来负面影响[26]。更值得注意的是，梁琪和余峰燕发现金融危机造成企业外部融资需求增加、企业融资约束收紧，对企业出口等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对高外部流动性需求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大[27]。因此，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能否获得满足对企业日常生产乃至危机后恢复均有重要影响。金融发展提升了金融体系资金蓄积能力，优化了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金融体系对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的支持因此提升。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更高效更大范围满足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这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实现对企业投资、研发和出口等活动的支持[28][29]，最终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14][15]。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介绍及处理本文的经验研究基于2006～2009年 中 国 工 业 企 业 数 据 库(下 文 简 称 工 企 库)进 行。研 究 中 以2006年为初始年，删除2008年金融危机后破产、退出市场的企业，保留2006年至2009年持续经营的企业。以这些企业组成研究样本主要基于如下三方面考虑：第一，工企库是当前我国涵盖制造业企业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微观企业数据库，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第二，相比上市公司，工企库企业多以银行贷款作为主要甚至 是 唯 一 的 融 资 来 源，更加契合本文对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影响的研究;第 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虽起源于金融业，但其所衍生的外部负面冲击集中表现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更大。综上所述，本文选择以工企库为核心数据库进行研究。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处理主要参照 Cai和 Liu的做法[30]，具体的处理细节学界已比较成熟，不再进行详细说明。对企业所在城市的识别则是根据企业的省市县码和邮政编码找到对应的地级市，如果二者有一方缺失，则以未缺失的匹配为准;如果二者对应不一致，以省市县码为准。

　　(二)企业危机后恢复指标：识别与构建方法借鉴Jin等已有研究[13]，本文通过对比企业危机前后盈利能力来识别企业是否实现了危机后恢复(Recovery)。具体来说，本文将2009年工业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ROA)与2008年进行对比，如果2009年企业 ROA 大于2008年水平，则企业恢复 Recovery记为1;反之则为0。此外，本文也测算了总资产回报率(RTA)作为企业盈利能力的补充指标① ，并采用相似的方法测算了企业危机后的恢复情况并构造0 1变量，对企业危机后恢复进行稳健性分析。(三)城市银行业结构性竞争：指标构建银行业结构可以由不同类型银行分支机构数量考察[23]。银行体系构成的多元化有助于加剧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结合我国银行业深化结构改革的背景，本文主要关注银行类型多元化对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的影响。本文运用中国银监会网站提供的城市金融发展数据，以各地级市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等各类银行支行数量为基础测算相关指标② 。受制于数据，学界通常以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代理市场份额。因此，本文基于地级市内各类型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测算了赫芬达尔指数(HHI)表征地方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程度，具体测算方法如式(1)所示：HHI=∑bBank_Branchb( ) Total_Bank2(1)式(1)中，下标b表示不同类型银行，依次包括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分母为地级市当年所有类型银行分支机构总和，分子为地级市各类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

　　四、实证研究

　　(一)基准方程设定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如式(2)的实证研究方程。P(Recoveryi=1)=Φ(β0+β1HHIc+γ1Firm_Controli+γ2City_Controlc+θk+θj) (2)式(2)中，下标i表示企业，c表示城市，j表示 GB2位码行业，k表示省级行政区划。企业危机后恢复(Recovery)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哑变量，Recovery取值1表示企业危机后已恢复。银行业结构性竞争(HHI)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研究中测算各地级市银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以考察当地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程度。银行业结构性竞争指标是一个反向指标，其取值越大意味着当地银行业竞争程度越低(市场份额越集中);反之则意味着当地银行业市场份额分散，银行业结构性竞争激烈。基准研究主要对本文假设1进行检验，因此回归中参数β1是我们所关心的，若β1<0则说明银行业结构性竞争水平越高(HHI指数越小)，企业危机后恢复的概率越大，假设1得到证明，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会影响企业危机后恢复。控制变量方面，本 文 参 考 已 有 研 究 的 做 法，同 时 加 入 了 城 市 层 面 (City_Control)和 企 业 层 面(Firm_Control)的控制变量。在城市层面控制了城市总人口(Pop)、城市工业总产值(Ind_Output)、城市财政支出(Fin_Exp)和地方金融发展规模(Total_Bank)。在企业层面则控制了分行业基于 ACF法测算得到的企业初始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以企业初始固定资产净额计的企业初始规模(Size)、以企业雇佣人数计的企业初始劳动雇佣规模(Labor)以及区分是否为国有企业的企业所有制特征(Dummy(SOE))等变量。式(2)中θ为固定效应，本文分别控制了 GB2位码行业固定效应(θj)和省份固定效应(θk)。行业固定效应可以帮助控制不同行业的技术、生产环节以及对外部融资依赖度等固有差异，省份固定效应则有助于控制省份之间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历史传承等固有差异。

　　(二)基准回归结果我们运用 Logit方法对式(2)进行了估计，得到本文的基准研究结果。如表3所示，列(1)～(4)我们逐步加入了企业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可以看到银行业结构性竞争(HHI)对企业危机后恢复的影响系数β1始终显著为负，表明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程度越高，企业危机后恢复的概率就越大，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符，证实了假设1。基准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倒逼银行业效率提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企业危机后恢复。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各地金融发展也主要是由银行业发展推动实现的。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数量到种类的变迁。随着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允许城市商业银行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等一系列举措的实施，各地区银行类型逐步丰富，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有助于金融体系充分发挥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投资效应)和优化资源配置(资源配置效应)的双重作用。这一方面意味着银行可以尽可能为企业危机后恢复进程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竞争加剧提升银行市场化程度，银行持有的资金也得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同一城市中表现更优质的企业能够优先获得贷款支持，从而大大缩短其恢复进程。各控制变量表征指标对企业危机后恢复的影响也与预期基本一致。在企业层面，以固定资本存量(Size)和雇佣规模(Labor)分别衡量的企业初始规模对危机后恢复影响存在差异。以固定资本存量考察的企业初始规模对企业危机后恢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固定资产更多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等融资支持，面对危机后可能出现的资金链断裂风险，这类企业通过抵押贷款方式进行融资获得支持的概率更高，因此危机后恢复概率更高。相反，企业雇佣规模越大，受制于雇佣成本投入，企业在危机后恢复难度可能较大、概率更低。另外，控制企业所有制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SOE)在危机后恢复的概率更高，可能因为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使其更容易获得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为保证回归结果稳健有效，本文主要通过改变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考虑核心解释变量滞后的影响、改变估计方法等不同方式进行稳健性分析。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表4第(1)列展示了改变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的稳健性分析结果。我们用企业 RTA 计算企业收益率，以 RTA 是否超过危机前水平为标准重新定义了企业危机后恢复。改变企业危机后恢复测算方式的研究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核心解释变量———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程度(HHI)的回归系数估计结果显著小于0，表明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有助于企业危机后恢复。

　　五、基于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的机制检验

　　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外部流动性支持，减小企业危机后现金流压力从而促进企业危机后恢复。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类金融机构为主，银行融资是企业获得外部流动性支持，保证现金流安全的重要环节。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提升了银行业服务效率，企业通过银行获取融资支持难度降低，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得到满足，最终促进企业危机后恢复。为检验上述渠道的有效性，本文设计了如式(3)所示回归方程进行检验，考察地区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通过满足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Fin_Dep)促进企业危机后恢复这一渠道的有效性。P(Recoveryi=1)=Φ(β0+β1HHIc+β2HHIc×Fin_Depi+γ1Firm_Controli+ γ2City_Controlc+θk+θj) (3)本文以企业初始年份短期负债占销售额比重(SSD)、企业员工工资支出占销售额比重(LS)、企业员工工资及其他福利占销售额比重(LWS)和企业存货与企业销售额之比(IS)四个指标多角度考查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上述指标水平越高，表明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越大，危机后企业现金流压力增大，更迫切需要来自银行的资金支持以满足流动性需求，促进企业危机后恢复。因此若回归系数 β2 符号显著为负，则意味着地区银行业结构性竞争越激烈，银行越能够有效提供外部资金支持以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促使企业危机后恢复概率上升。式(3)中其他指标含义与式(2)相同，即实证分析中也分别控制了企业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基于式(3)的研究结果见下表5。

　　六、不同类型银行发展的异质性影响：对银行业结构变化的再考察

　　(一)不同类型银行发展的异质性影响近年来，我国银行类型日趋多样，但各类银行以分支机构数量考察的市场份额相差很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2009年数据显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在全体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中占比为44.36%。在既有研究中被认为经营效率最高的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占比仅为4.91%，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比为3.35%。各类商业银行中，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最少，占比不足1%。各类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与当地的银行业结构密切相关，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企业危机后恢复的支持作用可能因地区银行业结构不同而存在差异。为详细考察银行业结构对企业危机后恢复的调节效应，我们构造了如式(4)所示方程以展开实证研究。P(Recoveryi=1)=Φ(β0+β1HHIc+β2Bank_Branchc+β3HHIc×Bank_Branchc+ γ1Firm_Controli+γ2City_Controlc+θk+θj) (4)本文关注各类型银行分支机构数量(Bank_Branch)表征的银行业结构在企业危机后恢复中作 用，具 体 关 注 城 市 商 业 银 行(Ccb)、五 家 国 有 大 型 商 业 银 行(简 称 国 有 五 大 行)(Five)、股 份 制商 业 银 行(Stock)和 外 资 银 行(For)这四类主要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调节作用。实 证 研 究 中，这 一 调 节 作 用 由 交 互 项 的 系 数 β3 反 映。 除 交 互 项 外，研 究 还 控 制 了 地 方 银 行 业 结 构 性 竞 争 水平(HHI)和 各 类 银 行 分 支 机 构 数 量(Bank_Branch)两 项 水 平 项，及 企 业 层 面(Firm_Control)和 城市 层 面(City_Control)的 控 制 变 量，同 时 分 别 控 制 了 省 份(θk)和 行 业(θj)固 定 效 应。具 体 结 果 如表6所 示。

　　(二)银行业结构差异与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基于影响机制的拓展分析上文证实了银行业结构性竞争通过满足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有效促进了企业危机后恢复。但我们也发现在银行业结构不同的地区，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提升企业危机后恢复概率的具体效果存在差异。据此，我们预期不同类型银行对企业外部融资需求的支持存在差异，最终表现为不同银行业结构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本文设计了如式(5)所示回归方程，通过构造三重交互项，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P(Recoveryi=1)=Φ(β0+β1HHIc+β2Bank_Branchc+β3HHIc×Bank_Branchc+β4HHIc× Fin_Depi×Bank_Branchc+γ1Firm_Controli+γ2City_Controlc+θk+θj)(5)下文运用式(5)考察不同类型银行业结构对企业危机后恢复调节作用与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间关系，结果见表7至表10。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银监会网站汇报的银行分支机构情况与工业企业数据库所提供的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我国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与微观企业危机后恢复的关系。研究表明，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有利于我国企业危机后恢复，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满足企业危机后外部流动性需求，保障企业危机后现金流安全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商业银行数量增加会削弱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企业危机后恢复的促进作用;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数量增加带来的结构变化则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能为促进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我国企业恢复、提升我国经济未来“双循环”发展动力提供有益的启示。

　　第一，应当进一步深化银行业结构性改革，拓宽准入，鼓励多种类型银行发展。银行业准入放宽、银行业主体多元化有助于提升银行业结构性竞争。这既有助于银行业更好发挥资金“蓄水池”作用，为危机后企业恢复提供资金支持，也能有效提高资金分配效率，使表现更优异企业更快获得资金支持。第二，重视不同地区银行业结构差异，有针对性鼓励不同类型银行发展，最大化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对企业危机后恢复的支持。在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以服务实体经济、增强经济总体抗风险能力的过程中，各地应重视既有银行业结构，在鼓励银行类型多样化的同时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优化、支持金融科技应用;吸引外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入的同时，鼓励城商行进一步严格内部风险管理，提升城商行服务效率。只有在各地区既有银行业结构差异的基础上优化银行业结构、提升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程度，才能真正实现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同时也才能最大化银行业对企业危机后恢复的支持作用。第三，在鼓励其他类型商业银行发挥作用之外，更关键的是深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以提升其资源配置效率。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实现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依靠中小银行，更离不开占据数量和规模优势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以金融发展应对突发事件对实体经济产生的负面冲击、实现对危机后企业恢复的支持过程中，更需要充分发挥国有大型银行分布广、资金规模雄厚的优势。国有大型银行在利用金融科技改善贷款效率、增强信息获取能力方面也更具比较优势。因此，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坚持深化改革，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同时更要主动利用金融科技，提升服务效率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注释： ①总资产收益率(ROA)和总资产报酬率(RTA)均可测算企业盈利能力，ROA=企 业 净 利 润/企 业 总 资 产;RTA=(企 业 净 利 润+利息收入)/企业总资产。 ②在2010年中国银监会年报中，中国银行层级定义为：我国现有1家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5家大型商业银行(中、农、工、建、交，简称“五大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信、华夏、招商、深发、光大、民生、浦发、渤海、广发、兴业、恒丰、浙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147家城市商业银行、85家农村商业银行和349家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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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与企业危机后恢复》来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作者：张馨月1 铁 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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