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范文论曹植与《古诗十九首》无关

　　想必很多人都了解曹植和曹植著名的七步诗，但是对《古诗十九首》，一些研究和文献说是曹植的作品，也有文献表示《古诗十九首》并非曹植所著。本文就针对曹植与《古诗十九首》无关展开了一些论述，是一篇文学论文范文。
　　摘　要：《古诗十九首》为曹植所作的说法在钟嵘时代已为旧谈。《为曹植与甄后恋情的曲折表达和曹叡刻意对曹植的封杀等说法均为过度解读。从作者身份上讲，创作《古诗十九首》的当为当时的寒族文人;从诗歌的表达方式上看，其作者喜欢用肉体的感受来表达个体的内心情感欲望;从诗中出现的地名来看，宛、洛，东门与郭北墓均为指向都城洛阳。曹植诗歌表达典雅文人气，他并未见过洛阳繁华。故他与《古诗十九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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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十九首》作者历来意见不一，或枚乘、傅毅、蔡邕等。近年木斋论问《古诗十九首》为“建安十六年(211年)至魏明帝景初(约239年)之间作品，其作者不可能是东汉下层文人”[1]28，而多推断为曹植。曹植部分诗歌与《古诗十九首》对比，确有相似，尤其在词语运用上，有诸多高频词与句式相似。但以此断定二者为必然的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显然不行。此说引起学界关注，那我先从曹植为《古诗十九首》作者的几条支持点入手分析。

　　一、持《古诗十九首》是曹植所作，大致依以下观点为基础

　　首先，《古诗十九首》优秀的五言诗必为优秀的五言诗人所作。当时最优秀诗人属曹植，《古诗十九首》为其所作，证据为钟嵘《诗品》的“《去者日以疏》四十五篇，旧疑建安中曹、王所制”[6]32。此说即便钟嵘本人都不信，当时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也没采用此旧说。用此思维出结论的还有《孔雀东南飞》，其序有“汉末建安中”之句来推断为建安之作，从而推为曹植之作，实缺少明证支撑。

　　其次，《古诗十九首》为曹睿所故意掩盖封杀。其由是《古诗十九首》有涉曹植与甄后之恋皇室丑事，曹睿封杀是必然，并于死前一年完成。植死在睿之前，假如曹睿先死，是否如曹丕一样任曹植自由创作、自然死亡呢。这问题无法解释。既曹植甄后之恋对曹睿父子有如此大的心理阴影恐慌，何不直接根除曹植?即使除掉曹植怕引恐慌，那借这次整理曹植集子机会直接删除此样作品更直接嘛，干嘛还让这样作品保留呢?晋时曹植之子曹志还保存有曹植手定的作品目录，曹睿就不知道?还是在搜查时曹志藏起来了??曹睿如此处理和自己父母声名相关的重大问题是这样软弱?显然不会!

　　第三，《古诗十九首》为曹植作品说法：以曹植和甄后有恋情的事实基础上进行分析。曹植与甄妃恋情是事实?现存最早记载李善注《文选》引《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讬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懽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於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後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5]895。一切曹植和甄后恋情故事均源于此。假如此为真，“感甄”为赋题为曹植公开称与甄后爱情宣言，这在黄初三年严厉打击诸侯的政治环境下创作合适?即便曹植有胆量这样，面对如此公开母亲感情出轨丑事的作品，曹睿也只改个名吗?这太不像帝王!再退一步《感甄赋》这样直称曹植与甄妃爱情的作品都能容忍，只是改一个名字，没从曹植作品中删掉，而像《涉江采芙蓉》这样小诗篇还值得掩盖封杀?显然讲不通。何况当时辞赋地位明显高于诗歌。

　　假定李善注《记》记载不实，那植与甄的故事就是后人对故事编纂了。如此，更不能以唐代的民间故事作为历史史实来推断魏朝的历史真实。

　　综上所述，曹植为《古诗十九首》作者原因不成立。那曹植到底有没有可能作《古诗十九首》呢?就曹植本人的诗学修养，创作出《古诗十九首》这样作品完全可能。但有能力和是否创作则为另一回事。

　　二、持《古诗十九首》不是曹植所作，主要理由如下

　　1.从身份讲，《古诗十九首》作者不是贵公子曹植

　　《古诗十九首》作者身份分析，完全可通过对诗歌的析完成。就《古诗十九首》其内容看，诗歌或为游子之歌或为思妇之词。二者很自然的构成了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游子在外，思妇在家。游子在外发人生感慨，思妇居家生空房哀怨思念，这两者俨然一幅千里共相思的画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中思妇词不可能诗本人所作，也还是出于游子的模拟”[3]16。既如此，只需搞清作者身份就可以。

　　游子到底是怎样身份?我们先从《青青河畔草》说，诗曰：“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户牗。娥娥红粉状，纤纤出素手。。。。。。”[3]112此诗不外如下信息：一、男主人经济很好;二、女主人出身“倡”;三、男主人为“荡子”不在家。可以说：家庭条件很好的男主人公娶了一个为“倡”女人，自己为某种目的远离家乡，致使女人独守空房。另一条就是男主人有文化，乐用诗歌表达自己思想。

　　什么人可娶倡为妻?《后汉书》中，很难找到娶倡为妻之例。事实是世家大族与经学大家之间联姻皆常事。不过在《三国志》中发现一例。《三国志·后妃传》：“武宣卞皇后，琅邪开阳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於谯纳后为妾”[2]95。曹植会不会受父亲的影响娶倡为妻呢?曹丕敢娶袁绍儿媳甄氏为妻，史书没有曹植娶寡妇或倡记载。而记载其妻子为河北世家大族崔琰侄女。若植慕甄氏，念念不忘，《洛神赋》中“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的描写还可以理解，因为这把恋慕的女性描写成女神，大有情人眼中出西施之意。但极少有把自己爱慕的女性当“倡”来描写，甚至进而写已婚之倡因夫游宦，发“空床难独守”的呐喊，这种不能让人理解的诗句，似乎不符植的贵公子身份。

　　2.从诗歌的表达方式看

　　《古诗十九首》与曹植表达思念方式的差异。《古诗十九首》的表达不仅是情感上的一种思念，还有不少身体、甚至身体上的需求和感受，也就是通过写身体的生理感受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如“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3]106(《行行重行行》)“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3]112(《青青河畔草》)

　　若“衣带日已缓”表明自己因思念无绪已使身体消瘦，那这种强烈思念造成身体变化可能还有某种美学意义。但“空床难独守”则是赤裸裸对性需求的一种呐喊了。独守空房，难独守的何止是思妇，游子何尝不是。这种歌唱即使到近代仍为王国维等人大力批判，何况在当时。所以可推断，有胆量如此赤裸裸通过生理的求表达思念，或说习惯用生理需求表达思念的断然不会是什么受过良好经学教育的人，而是来自社会下层，或说受过良好民间文学(包括乐府等民歌)影响的人。他们思想中还带有原始对生命需求的歌唱。此可谓是知己之论，道出了二者的真正区别。

　　3.《古诗十九首》所涉及到的地方而言，大致可考察者只有三处，而三处都在洛阳

　　《青青陵上柏》曰：“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3]49这里的“游游宛与洛”，虽然“宛”“洛”并举，实指还是“洛”，因只有“洛”具有“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的建筑繁华。《驱车上东门》“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3]89中的“东门”和“郭北墓”都是实指洛阳的地名。《东城高且长》曰“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东城”虽不是具体地名，但参照“逶迤自相属”城池建设，也尽显都城景象。故马茂元以为“所谓‘东城’可能就是洛阳城东三门的总成，也非泛指”[3]19。由此几乎可断，诗中的游子所处地点应是洛阳。此时的洛阳是“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很明显是繁荣都市景象。“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2]107。曹植出生于初平三年，即曹植印象中根本就没洛阳，更不用说洛阳的繁华。有认为曹丕定都洛阳，重建的洛阳曹植见过，据此推断曹植创作此诗时间在黄初年间或之后。

　　综上，以植与甄的所谓恋情为基础来解读《古诗十九首》中思妇诗的方式显然是过度解读。同样即使是从《古诗十九首》本身出发，其作者具有的出身寒族的有钱人家，有文化但没有受到良好的经学教育，敢于娶倡为妻而长期游宦的身份来看，也与植的身份不入。诗中关于洛阳描述，和女子江边折芳寄远的地理环境亦非植所熟。故曹植与《古诗十九首》应该是无关了。

　　参考文献：

　　[1]木斋，略论《古诗十九首》的产生时间和作者阶层J，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7月

　　[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3]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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