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科学》文人入幕与东汉文学的嬗变

　　幕宾（或称幕友）被主官延聘入官衙或营辕，以其知识与经验佐助主官，称为入幕。本文主要针对文人入幕与东汉文学的嬗变进行了一些论述，文章是一篇《广东社会科学》杂志投稿的论文范文。
　　摘 要：东汉文人的入幕经历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幕府特征的演变，入幕文人的士风发生了从忠君到忠主的变化，这一变化深深地影响到东汉文学精神的变迁。东汉前后期，入幕文人的书写内容经历了从规谏幕主到歌颂武功的变化，写作方式也从依经立义转向了自骋其词。文人入幕是影响东汉文学嬗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东汉文人,幕府,文学嬗变

　　东汉文人多有入幕的经历，这一现象在学界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因此文人入幕对东汉文学发展的影响也未有深入研究。文人入幕肇始于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而盛极于窦宪、梁冀时。文人对幕主的感情和态度，对东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东汉文学嬗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嬗变在入幕文人的士风变化、作品主题内容以及写作技巧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一、从忠于天子到效力府主

　　东汉幕府的演变对士风的变化起到重要作用。东汉前中期，幕府的特征是幕府公府化，幕府为其外在形态;而后期则是公府的幕府化，幕府为其实质存在。综观东汉一朝，幕府与公府之间的关系一直相互纠缠，因此，入幕文人在其身份认同上既有表面的僚属关系，又有内在的掾属关系。在僚属关系中，幕僚以幕主为尊;在掾属关系中，掾吏以皇帝为尊在对幕主臣子身份强调的前提下，效忠幕主。两种不同关系的变化，深深影响到士人心态和人生价值追求的变化。

　　东汉前中期，当僚属和幕主之间的关系与臣民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发生冲突时，则在伦理选择上，士人通常将臣民与皇帝的关系置于僚属与幕主的关系之上，这一时期，士风的核心是忠君先于忠主。在刘表与曹操对峙的背景下，刘表的幕僚韩嵩的作为足以代表东汉前中期入幕士人的品格操守。当刘表让韩嵩出使许都，以观曹操虚实时，韩嵩对曰：“嵩观曹公之明，必得志于天下。将军若欲归之，使嵩可也;如其犹豫，嵩至京师，天子假嵩一职，不获辞命，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不复为将军死也。惟加重思。”[1](P2422)虽然明知天子都许只不过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举动，然而即使是名义的皇帝，对韩嵩来说也是应当尊奉的帝王，在君臣关系中，它也一样凌驾于僚属与幕主的关系之上。“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说得已经很明确了，而且在效忠的对象上有着明确的区别，如果接受了朝廷的官职，那么就会一心为君，而不再为故主效力。推而论之，即若在皇帝与故主之间发生冲突时，如果为皇帝任命之臣，则一样会坚定地拥护、支持朝廷的立场，这是东汉君臣伦理关系最明确的表示。后来韩嵩真的被天子拜为侍中、零陵太守，此时他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刘表的僚属，因此，他的行为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劝(表)遣子入侍”显然是劝说刘表归附朝廷，而不是拥兵自重，逸于朝堂之外，这个时候韩嵩对刘表的劝说显然是站在朝廷利益的立场上。这让刘表大为恼火，以为韩嵩“怀贰”，将欲斩杀之，从刘表的立场上看，这里的“怀贰”所说的是韩嵩没有站在刘表的立场上，这也正应了韩嵩临行前所说的那番话，“在君为君，不复为将军死也。”这种君臣伦理关系的清楚表达，是韩嵩即使面临被斩杀的危险也依然不为所动的精神支持。刘表虽怒“考杀从行者”以泄愤，但最终也没有杀韩嵩，正是因为在当时的君臣伦理关系上，韩嵩的做法完全是正确的。李贤注引《傅子》曰：“表妻蔡氏谏之曰：‘韩嵩，楚国之望，且其言直，诛之无辞。’表乃不诛而囚之。”[1](P2423)从韩嵩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僚属对幕主的忠诚是建立在对国家君主忠诚的前提下的，僚属与幕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士人对国家忠诚的具体体现。因此，东汉僚属对幕府不轨行为的奏记劝谏，实际上是忠于君主、保全幕主双重目的的体现。

　　东汉后期，国主受制于权臣，入幕士人也由忠君为是转向了忠主为先。虽然此时也有像孔融这样拥戴汉室的士人，但毕竟不是这个时期文人群体的主流了。对流寓各地幕府中的大多数士人来说，汉室已经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记忆，他们对待现世的态度是各为其主。陈琳在为袁绍劝降同乡臧洪时，遭到了臧洪义正辞严的回绝：

　　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亲;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子谓余身死而名灭，仆亦笑子生死而无闻焉。本同末离，努力努力，夫复何言

　　这封信写于兴平二年(195)，时献帝尚在长安。臧洪在回信中说陈琳遍览典籍不应该�于大道，不知道他的志向所在，所谓大道就是忠君卫主，这是东汉前中期士人不言自明的志向所在，而现在能坚持的人却已经不多了。此时，臧洪是士人理想主义的坚守者，而陈琳的选择则代表了士风新变后文士们的价值取向，他们已经和背经乖义的幕主一起忘记了自己扫清寇逆、匡扶王室的远大理想。“行矣孔璋”的哀伤，对臧洪来说或许是更深的疼痛，本同末离的同乡旧好，最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没能坚持住士人的根本志向，最终选择了徼利于境外而托身于盟主。只有自己一个人还在困城之中艰难地坚持着士人的高远理想，守护着士人最后的尊严。相对于“生死而无闻”的陈琳来说，也许流芳百世、青史留名是臧洪此刻困兽犹斗的唯一精神支柱。

　　从韩嵩到陈琳，东汉入幕文人士风转变的首要观察点就是对王室的认同与否，传统士人精神尊崇王室、致君尧舜的特点在东汉末期的战乱中逐渐被一些士人所忽视。在臧洪看来，士人已经转向以徼利为其人生的追求，在殉节和身家性命的保全上，士人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因此，臧洪为匡扶刘氏王室而不惜对抗袁绍最终被杀的壮举，在这种士风转向的背景下就尤其显得悲壮和苍凉。但大势若此，变化已始，任是臧洪之流的文士终也无可奈何。

　　东汉后期士风的转向，使幕府僚属与幕主的关系成为最为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当皇帝的权威已经失去其应有的威慑和尊严，在僚属的心目中，幕主便成了他们效忠的最终对象，以前维持士人与幕主以及帝王之间关系的君臣大义被君子之交的交往原则所代替。帝王权力的缺席使幕主成了僚属心目中终极权力的象征。不事二君的原则既然已经失去其适用的环境，那么对幕主的忠诚或背叛也就必然相生相辅地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因此，我们会看到陈琳“栖身冀州，为袁本初草檄，诋操，心诚轻之，奋起怒气，词若江河。及穷窘归操，预管记室，移书吴会，即盛称北方，无异《剧秦美新》。文人何常，唯所用之。”[2](P97)身在其幕，对幕主的感情是真实的，而风云际会，时事转变，流寓他所时，背叛旧主的说法在保全身家性命的仓惶中也就失去了对士人良知的谴责力度。在这种背景下，陈琳所写的不管是《为袁绍檄豫州》还是《檄吴将校部曲文》都不足为奇。 　　士风的变化改变了人们对文章的评判标准，传统评判文章的道德标准让位给了为达目的所需的文学才华和语言技巧的技术标准。对于文学史的发展来说，文章道德内涵的缺失让人感到叹息，但创作技巧的解缚长足又快速地推动了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二、从规谏幕主到歌颂武功

　　由于东汉前中期幕府的幕主多为外戚父兄，他们一旦得位，鲜有不张扬恣肆的，因此，作为僚属的文士多有奏记劝谏的文章。崔�S在窦宪府，会帝崩，窦太后临朝，宪以重戚出内诏命。�S献书诫之曰：“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岂可不庶几夙夜，以永众誉，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故君子福大而愈惧，爵隆而愈恭。远察近览，俯仰有则，铭诸几杖，刻诸盘�f。矜矜业业，无殆无荒。如此，则百福是荷，庆流无穷矣。”[1](P1719-1721)从崔�S对窦宪的劝谏中可以看出，崔�S是希望窦宪能够做一个对国家兴隆昌盛起到重要作用的大臣，崔�S的这个思想是东汉前中期僚属对幕主与国家关系的基本认识，他们对幕主的规谏是以国家的兴盛发展为前提的，希望幕主能够在这个认识前提下去开展自己的日常行政工作和享受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无视这个前提的存在。可见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国家的权威是权臣不能触犯的底线，这是东汉前中期僚属们进谏幕主的一个基本认识，也是文章写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样，这一点也是东汉前中期僚属们奏记文章的最主要的特点。

　　同样是劝谏，方法不同，结果也自不相同。与崔�S奏记窦宪类似的是朱穆劝戒梁冀，“桓帝即位，顺烈太后临朝，穆以冀势地亲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灾异，奏记以劝戒冀。”[1](P1462)无论崔�S还是朱穆，他们劝谏的言辞中，都无一例外地含有深深的担忧，这固然是士人居安思危的惯性思维模式，但从其言辞的恳切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幕主的深厚情谊，希望国家能够强盛，幕主能够全身长命。不过，与窦宪相同的是，梁冀也听不进朱穆的劝谏，后来朱穆出为侍御史，而梁冀依然“骄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惧其衅积招祸，复奏记谏曰……冀不纳，而纵放日滋，遂复赂遗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宾客以为州郡要职。穆又奏记极谏，冀终不悟。报书云：‘如此，仆亦无一可邪?’穆言虽切，然亦不甚罪也。”[1](P1467-1468)即使已经成为故吏，朱穆仍然对梁冀忠心耿耿，希望梁冀能有所悔悟，不要因衅招祸，然而梁冀的回信中却鲜明地表达了其迷途不知返的一意孤行。虽然朱穆一而再、再而三的奏记让梁冀很生气，但知其本意是为己好，也没有怪罪朱穆。不过相对于朱穆来说，崔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琦以言不从，失意，复作《白鹄赋》以为风。”在梁冀的诘责中，崔琦对曰：“今将军累世台辅，任齐伊、公，而德政未闻，黎元涂炭，不能结纳贞良，以救祸败，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将使玄黄改色，马鹿易形乎?”[1](P2619、2622)面对崔琦的义正辞严，梁冀无以为对，后竟然令刺客阴求杀之。

　　入幕士人对幕主的劝谏多是以幕主自身的安危为出发点的。梁冀的暴戾是众所周知的，但从其存朱穆杀崔琦的行为上看，朱穆的劝辞和劝的行为都是较为柔和的，既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又能让幕主知道自己的频频上书，实际上是出于对幕主自身安危的考虑，这样即便是所上之言不为采纳，也不至于记恨于心。而崔琦之所以遭到杀戮之祸，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其言语过于讥刺，而言语的讥刺则来自于对皇权的依恃和对权臣的过分轻视，也就是说在朱穆和崔琦的奏记文章中，其出发点有着很大的不同，尽管两者都是在皇权至高无上这一前提下劝诫幕主，但朱穆的落脚点是关心梁冀的仕途和身家性命的安危，为幕主而深虑，辅臣正则国家兴是朱穆的论述逻辑;而崔琦则是以皇权的至高无上来压制梁冀，其落脚点在于强调皇权对梁冀的规范作用，而忽略了梁冀作为权臣的自身感受，辅臣必须服从君主的权威是崔琦的认识，而这点和梁冀总揽朝政大权的实际不相符合，再加上崔琦犀利的言辞，招致梁冀的反感以至追杀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东汉后期士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幕主成了僚属文士忠诚的终极对象，他们的文章创作更多地服从于幕主的征伐需要。在一个社会主体价值体系崩溃的时代，文学的创作挣脱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约束，文章的主体思想也因此失去了审视的参照标准，无所谓是与非。在四处征伐的过程中，往往为了师出有名，文人在创作檄文中都会通过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极具煽动性的言辞，来为发动对敌战争寻找合理而堂皇的理由，在这类文章中，我们能够细致地观察到文人的文学才华和创作技巧。檄文之作在于制造声威，打压对手，拉拢其他势力，所以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开篇就给刘表、刘备等军阀势力戴上一顶忠臣的帽子，而把曹操定位为像赵高、吕氏之类窃国的乱臣贼子，从而以保卫皇室的名义号召天下，起兵攻打曹操。这不仅为袁绍出师攻伐曹操找到了合理的理由，而且也将其他的势力置于道义坚守者的一面，即使不能起到拉拢这些势力的作用，至少也能在道义上限制他们与曹操兵合一处。从两军对垒的作战角度上，这不啻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攻心战，而从文章写作的角度看，文章巧妙的结构也不禁令人拍案叫绝。整篇文章，紧紧围绕着袁强曹弱，袁义曹逆而展开，层层对比，逐步推进，最后复申袁绍发兵的大义是捍卫王室，以除奸佞。喻古说今，辞正义畅，成为檄文中的经典文本广为流传。

　　皇权的衰落和权臣的独大，改变了文士僚属们文章的精神风貌，他们的歌颂中再也不必顾及朝廷的尊严，缺乏了皇权的参照，幕主的功绩似乎更加赫赫烈烈。建安四年(199)，袁绍攻打公孙瓒，大获全胜，陈琳作《武军赋》以颂之。对幕主武功的歌颂，陈琳不是唯一的例子。王粲入曹操幕后，于建安十四年随曹操征伐东吴时，对曹军强大的军容和旺盛的斗志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歌颂。《浮淮赋》：“白日未移，前驱已届。群师按部，左右就队。轴轳千里，名卒亿计。运兹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蒂芥。济元勋于一举，垂休绩于来裔。”[3](P99)文章格调明快，语言生动简洁，表达了未战之前，曹军对战胜孙权的自信。 　　任何时期，文章主题内容的变化，都会有其深层的社会心理因素，从东汉幕府的演变对幕主及其僚属心态的影响来看，文人由于对王室尊崇而形成的顺从、谨固心态渐而转向了只忠幕主的奴化、缺乏是非观念的心理，整个社会主体价值体系的坍塌，模糊了是与非的界限，使徼利求安的心理成了许多文士尊奉的价值观念。因此，幕府僚属文章内容也相应地从规谏幕主到歌颂武功的变化。

　　三、从依经立义到自骋其词

　　两汉经学兴盛与衰落的内在因素，是士人与大一统国家政权之间的相互制衡。士人所拥有的知识权力与帝王所掌握的国家势权之间总是相互纠缠交织，此消彼长。秦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权并没有完全从根本上消除士人对先秦士人为“帝王师”的追念与怀想，而士人经营知识权力的方式就是树立经典，通过对经典权威的建构，从而赋予知识权力与势权博弈的资本。武帝以后，知识权力与势权的同谋表现在学术上就是经学的兴盛，表现在政治统治中就是以经取士成了国家选拨人才的主要方式之一。而士人参与政治、经营知识权力的主要方式就是将经学原典置入到自己的政治话语中，通过经典不证自明的权威来加强个人话语的说服力量。

　　东汉前中期，入幕文人的文章写作中，取诸经典，依经立义是一常见的现象。比如朱穆《奏记大将军梁冀》一文：“穆伏念明年丁亥之岁，刑德合于乾位，《易》经龙战之会。其文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谓阳道将胜，而阴道负也。今年九月，天气郁冒，五位四候连失正气，此互相明也。……愿将军少察愚言，申纳诸儒，而亲其忠正，绝其姑息，专心公朝，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朱穆劝谏的目的是希望梁冀能够“专心公朝，割除私欲”，亲贤远佞，尽心辅助王室。然而朱穆却是从《易》经中的龙战之会说起，以《易》推之，明年将会是阳盛阴衰，阳为善道，而阴为恶道，所以要修正守阳以从善，从善就是要专心公朝，为国纳贤士良人，这就是朱穆这篇奏记的逻辑思路。本于经意而演说人事是士人惯用的修辞方式，它能够通过经典的权威来规范具体的人事行为，从而维持社会持续的发展与稳定，这就是经学对社会发展所起作用的路径。同样，它也构成了文章写作的内在逻辑，成了文人惯用的依经立义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模式在经学昌明的时代，是整个士人群体文章写作的基本模式。

　　东汉中后期，随着经学的衰落，士人的文章写作也渐渐摆脱了对经学的依赖，文辞言语也更倾向于自铸新词。在东汉后期混乱的世局中，入幕文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士人杀身成仁的理想追求已被身家性命的安顿所取代，立足经典，规范君臣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理想运行的努力已经转而变成了对幕主忠诚的再三表示和对幕府武功的不尽歌颂。因此，这个时期文人的文学创作已经较少受到经学规范的约束。当创作逃离对经学的依附，文学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风格也由和缓典雅转而为慷慨激昂。

　　东汉后期文章自骋其词的特点在祢衡、陈琳等人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刘师培认为“东汉之文，均尚和缓。其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实自衡始。”[4](P22)祢衡肇其始，而陈琳随其后。《典略》载：“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陈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5](P601)陈琳的文章以气势取胜，以骋词为特点，比如《为曹洪与魏太子书》中描写战争快速前进的盛况：

　　汉中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数万，临高守要，一人挥戟，万夫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焉有星流景集，飚夺霆击，长驱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3](P55)

　　这篇文章写得气势奔放，言辞爽朗，理正意畅，将曹军获胜的喜悦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让人读来有种神清气爽、意气风发的感觉。刘师培认为：“孔璋之文，纯以骋词为主，故文体渐流繁富。”[4](P23)文章通过两个近乎夸张的比喻，就把曹军高涨的士气以及攻杀敌军的快意形象地描绘了出来。语言简洁有力，气势豪爽劲迈，充分展现了曹军在面对敌军时的轻松和战胜敌军的自信。所谓骋词使气，于此可见。

　　当文人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从温柔谨固的心态中解放出来，文人的才情才能得以自然奔放。在战乱四起、各事其主的时期，缺少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束缚时，文人将更多的才力转移到对文章布局的巧妙构思和对文辞尽心极力的润色上，对文学创作艺术的进步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建安文学能够成为开启一个文学时代风气的标志性时期，和这个时期文人的处境以及特殊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将之放置到东汉幕府发展源流中去观察文学新变的内在因素，就会发现，在两汉经学渐趋式微的背景下，文人对国家主流社会价值形态的认同与否定，构成了东汉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文章创作因其功用指向的不同，而先后呈现出重思想和重技巧两个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后世文学的发展中，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都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而两者渐趋融合的发展成就了后世文学创作的辉煌。

　　参考文献：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相关期刊简介：《广东社会科学》(双月刊)是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1984年创刊。现为双月刊，每期256页，逢单月15日出版。刊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重点反映方东学术界对改革、开放所进行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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