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思考—北川羌族自治县灾后重建探讨

　　摘要：通过北川灾后重建规划的实践，提出乡村、乡镇、城市灾后重建，应注重历史内涵的挖掘，原汁原味的保留北川羌文化，羌式建筑风格，突出个性及差异性，体现唯一性。

　　关键词：羌民族，历史文脉，地域性，建筑个性，经济合理，质量可靠

　　一、北川基本情况

　　1、北川概况

　　北川羌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隶属四川省绵阳市，东邻江油市，南接安县，北接松潘县和平武县。全县辖区3镇13乡，278个行政村和17个居委会。5.12地震后，北川新县城由曲山镇迁至安县安昌镇，县城选址为安县安昌镇即现在的永昌镇。

　　2、北川文化

　　(1)羌文化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灿烂的文化。北川是四个羌族主要聚居县之一，与汶川县、茂县、理县所不同的是，北川是大禹故里、革命老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受汉文化的影响，使其文化既有其他羌区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其建筑也有别于其他羌区的风格。

　　(2)大禹文化

　　北川是大禹故里，大禹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之一，他所建立的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权国家。中华民族由此从原始社会步入了奴隶制社会，从洪荒进入了文明。而大禹治水留给后人的“尊重自然、因势利导、坚持不懈、齐心协力”的伟大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开源与正流，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北川自古以来就有着浓厚的崇禹风气。到现代，北川的大禹纪念活动已融入民间庙会、广场民族歌舞等多种形式之中，使其更加丰富多彩。

　　(3)红色文化

　　北川是革命老区。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开始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经北川向西挺进。红军在北川共战斗103天，其间建立了北川、平南两个县级苏维埃和区、乡、村基层苏维埃政权，领导贫苦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红军在县境西南面的千佛山、佛泉山与国民党川军激战两个多月，牵制川军14.5万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的战斗，为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北川被正式确定为革命老根据地。红军留下的战斗遗迹遍布全县各地，红军精神代代相传，成为北川的宝贵精神财富。

　　(4)大爱文化

　　千年一遇的大地震彻底毁灭了北川县城及部分乡村，这给北川人民带来无限的悲伤及巨大损失。这前所未有的灾难，使北川遭受了灭顶之灾，心之痛，是无法言表的，但这一灾难并没有压倒北川人民，他们在党中央、全国人民的倾力无私的支援下，在无边的大爱精神鼓舞下，为重建家园，再振雄风。这种大爱精神是灾区的精神支柱，是需要永世铭记和传承的。

　　二、羌族建筑型制

　　1、羌族建筑及分类

　　(1)碉楼

　　《后汉书•西南夷传》描述的“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的‘邛笼’，即今羌语，碉楼之意。”羌族碉楼大多都有三四百年之久，有的碉楼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碉楼的起源:一是战争导致了碉楼，二是碉楼与羌人宗教有直接关系。

　　汶川县是汉、羌、藏三族交界边缘区域，受汉文化影响较大。建筑出现三族混合特点，汶川县出现了汉式碉楼木结构歇山式屋顶和两坡水悬山屋顶，内有抬梁构架，体量较之羌族其它地区的碉楼为宽大。(见图一)

　　(2)羌族民居

　　羌族民居，曰“邛笼”、曰“碉房”、曰“板屋”，多为底层蓄养，二层住人，三层累楼、晒台。

　　羌民居以泥、石、木混合结构为主，围护墙和内部木柱承重。外墙砌筑分为石砌和土夯。

　　民居形式——分为三种形式

　　①碉房——羌族建筑碉楼与住宅的结合即为碉房，其特点是碉楼与住宅形成功能与使用上的整体。它从结构、空间、材料等方面与住宅都融合在一起，是纯粹的私家性质的。

　　②石砌住宅——建筑为全石砌，即上述之“邛笼”。垒石为室，依山居止，远看如城堡碉房。

　　③板屋土屋——除以上形式外，尚有板屋类型，其建筑特色是：两坡屋顶，内以穿逗木构支撑，周护以木板，下圈以石砌墙体，若去掉墙体裸露开内部，则干栏一目了然。若以土石墙体支撑承重木构屋架，则是以土石带木之“干栏”。板屋土屋是河谷地带羌族民居的基本形式，它有别于半山腰、高山台地羌民居。(见图二)

　　上述建筑归纳：

　　碉楼——防御为主。

　　碉房——防御、居住并存，石砌住宅(邛笼)——居住为主，防御次之。

　　板屋土屋(阪屋)——纯粹居住。

　　(3)羌族官寨

　　是羌族建筑极特殊、壮观、复杂的空间体系，它因村寨地理位置、寨主的个人性格，决定了官寨出现了格局各异的特色。其类型分为三种：

　　①居于山脊之上的，有天然的陡坡悬崖构成防护，纳村寨于一体，外围构筑城墙，使得村寨官寨融为一体。平面呈现四合院布局，于官寨衙署民居为一体，周围护以城墙形成城堡式空间形态。

　　②在大道旁的官寨，受汉族文化影响，以不扰民为宗旨，选址于寨旁。平面呈方形，为明显的中轴对称布局。

　　③另一种则有着羌人游牧时代帐篷群散布点布局。官寨居于三角形中心，平面呈方形，是衙署与住宅合二为一的综合性建筑。

　　以上三种官寨具有不同位置、不同布局、不同风格。但相同的是：都是座西朝东。体现羌民族，朝向迎太阳的虔诚心理。另一特征是，墙体均是按下大上小收分砌筑。

　　(4)民居构件

　　①门分为两种

　　•垂花门：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门作神似清代垂花门，在材料使用上又与汉民居作法有些区别。

　　•一般民居门：体现坚固、牢实的原则，在尺度上都不甚宽，除门框、门用粗厚木材之外，几乎全在石砌墙体垒砌之中。

　　②窗分为五种形式

　　•斗窗：羌语叫“黑斯模”剖面如斗，多设置于住宅二层灶房的墙中上端。其特点是内大外小，光线适度，坚固实用，冬暖夏凉，可避风雨、避烟尘。

　　•升窗：又叫天窗，羌语叫“勒古”，一般置于二楼火塘侧上房背偏东或影面的位置。特点是内大外小，中间无横框。

　　•羊角窗与牛肋窗：一般安在住宅的第三层罩楼。木板或油竹篱笆上，是专门用来为储藏粮油通风排尘的。牛肋窗与羊角窗位置，构造、用途相似，只是窗形如牛肋，羌人称“索窝人格”。不同的是牛肋窗既可砌在墙上，又可在木板上安装。

　　•地窗与花窗：地窗又叫印门，一般建在住宅的二层楼上，其形为一方小孔，边长约24厘米，呈“印”字形，是专门用于倒垃圾的窗口。

　　③垂花：木作形式神似汉式，由于地域差别，又呈现出当地特色。

　　④外廊：栏板花饰按羌族形式，但功能几乎同汉式建筑。

　　⑤过街楼：主要用于两个建筑的连接，或是空间的过渡区域，有一层或三层做法。(见图三)

　　⑥墙体材料：墙体砌筑材料分为纯石砌或黄泥砌筑。

　　2、村寨道路

　　羌族村寨道路受到地形的影响，同时在河谷大道旁的村寨道路又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同时，不少村寨道路与水系、防御、生产、生活相结合，呈现出中国少数民族中极为少见和独特的道路形式及景观。于是在羌村寨中表现出两种道路类型。

　　(1)高山村寨的道路形式

　　高山村寨的建筑均利用地形而建，民居组合有松散紧密结合的整体特点。为了便于相互间的联系，以捷径为道路选择方式，道路穿插于建筑之中显得非常自由随意。不少山上村寨仍有主干道与岔道相结合的树枝状道路形态。因此，羌寨道路既是寨子空间的骨架，同时又是寨子的血管。

　　(2)河谷大道旁村寨的道路形式

　　河谷大道旁村寨的道路仿效汉场镇的街道空间格局。在人客过往甚繁的村寨主干道路上拓宽路面，铺以石板，再沿路两旁建住宅。其形式有四通八达的棋盘式格局，人行通道又似通向内外的主干战壕式等类型。

　　除此之外，空中有家家毗连的晒台“通道”、木跳板、锯齿状独木梯作为桥梁栈道，形成空间“道路”。

　　3、村寨水系

　　(1)河谷村寨的水系

　　①在寨旁溪流开挖一渠引水入寨，渠水所经之处，皆有寨中道路与小巷可抵达，可临渠取水。常年不断的水流量，可荡涤一切。所以，寨中用水十分清洁，如汶川羌峰寨。

　　也有利用天然山溪入寨，或在天然溪流两侧布置建筑，如汶川郭竹铺寨。

　　②在支流开渠引水入寨。水渠特色体现在：渠口的水量调节、水路流向多功能、水渠石砌土作工艺等，这些特色既利于生活，又利于防御。

　　(2)高山村寨的水系

　　高山羌村寨多背靠原始森林，森林作为天然水库，有力地调节水的涵养与输出，使水分以汩汩不断的细流和渗入地表的泉水两部分表现出来。因此高山村寨充分利用此两部分水。一是接天然溪流以木槽成涧简，或在简槽处建亭，规划出水的保护和利用范围，提示人对水的珍重爱惜。二是不少村寨饮用井水为主。(见图四)

　　4、村寨空间

　　羌族村寨广布于高山、河谷两类独特的自然环境之中，同时羌族又杂居于汉、藏两大民族之中，凡临近两民族的边界一带，村寨空间无不呈现出汉、藏建筑的特征。于是在羌族村寨中形成了四种空间形式：

　　(1)以碉楼为中心的空间

　　以碉楼为中心的村寨，主要表现在有公共碉楼的村寨。河谷地带、高山地带均有分布。碉楼在历史上具有防御功能，是人身安全的依托，处于村寨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以碉楼为中心，民居皆围绕其展开布局。

　　(2)以水渠为中心的空间

　　此类空间多分布在河谷地带，或有水渠流入寨中的半山村寨中。特色是引水入宅、入寨，或傍水建宅建磨房、建过街楼，或培植树木，着意绿化，或为外敌围困时，可以作人畜之用等等。

　　(3)以道路和过街楼为中心的空间

　　此类空间，寨中道路在民居中穿行，或民居依道路左右而建。在道路交叉的寨中心，往往呈现十字、三岔路口，四周的民居高耸又使其成为封闭状态，因此，出现一种天井似的道路枢纽空间。

　　(4)以官寨为中心的空间

　　官寨或一寨中有地位的富人大宅、老宅，是物质和精神两者兼具的“大体量”建筑。它不仅在建筑上以体量、结构、外形优于众多民居，而且还居于“精神领袖”的地位，具有一寨中心空间的特殊功能。

　　5.北川建筑的个性

　　在北川，羌族古老的传统住宅就是石砌碉房。在传统羌族建筑的演变过程中，明清时期是一个转折性的阶段。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明清统治者还在羌区大力传播汉文化，推行汉化政策，加速了北川羌族的汉化。在建筑形式上，由于碉楼、碉房的拆除，羌区逐渐引入了吊脚楼、四合院等建筑形式，呈现出石砌碉房与吊脚楼并存的局面。北川羌羌族的吊脚楼是坡顶板屋的发展和继承，尚有古代碉房的遗风。北川羌族木楼大多数屋基、保坎和底层墙壁等处都是用片石或大小不等的石块砌成，有的甚至一面整墙都由石块砌成。这种做法“既利于底层的防潮和防腐，也可以看做是对羌族古代传统建筑文化的一种保留和传承。”

　　北川县域内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有少量的平坝地形。由于地理位置，高程气候的差异，以及受汉族建筑的影响。北川建筑既有羌式符号，又有大量的汉式建筑符号。如坡屋顶、垂花门、窗等，所以北川羌式建筑的个性应是融入羌汉建筑形式于一体的综合体的北川羌式建筑。(见图一、图二、图三)

　　三、北川灾后重建的类型

　　由于北川地处重灾区，其破坏程度是众所周知的。但尽管如此，它的重建类型是不一致的，应根据破坏程度、破坏地域位置，从规划的角度来讲，灾后重建的类型分为：乡村安置规划、镇区规划、风貌整治规划、城市重建规划四种类型。

　　从村庄安置建设的角度来看分为：重建(又分统规统建、统规自建两种形式)、修复、整治三种类型;从已建成的城市来分为：风貌整治、色彩协调、空间整合、景观打造、完善市政设施;从新建的城市来看，除了满足城市功能，市政公用设施配套外，传承民族文化，延续历史文脉，是该层次规划的重点;从乡镇规划角度来看，主要是满足居住功能，使城镇功能齐全，并为提高生活质量及城市水平，提供空间及物质基础。只有通过这四个层次的规划,才能使原有县城的城市建筑形象与新建北川羌族自治县城市空间、风貌相协调。

　　四、北川灾后重建的思考

　　1.历史文脉，传承后世

　　一座城市的选址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即人生存的物质条件、生态质量、气象水文等。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后，它才能延续至今，同时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孕育了它悠久的历史及文化。如何在灾后重建中，延续它的历史，传承它的文化，把握历史的文脉，是灾后重建原汁原味保留历史的关键所在。这不管对于县城，乃至村镇规划，作为规划及建筑师来说，都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在具体规划中，规划师应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使历史脉络更清晰，这样更利于保护与传承。如我们在禹里乡规划中，注意挖掘、整理、摸清大禹文化、羌文化、红色文化、大爱文化的脉络，通过恢复相关的遗址、遗迹。如石纽、禹穴、跨儿坪、誓水柱、峋嵝碑、采药亭以及红军住所、标语、须知、滨州援建板房所在地等。充实禹里乡文化内涵，突出禹里乡特色。通过游线的合理组织，使点到线，再连成片，形成完整的历史空间格局(见图一、图二、图三)。这样，为游客提供了驻足、观赏、体味、感受禹里文化的魅力的空间和场所。为地方在灾后重建后，发展地方经济，提供了经济增长点，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仅是禹里规划，对于其他乡镇规划也应考虑到这点，应为地方经济发展、文化传承起到规划师与建筑师应起的作用。使地方文化不仅通过文字、影视、戏剧、歌舞等非物质文化传承，而且从空间格局到建筑形态上的保护与传承也是必不可少的。

　　2.红色文化，精神财富

　　在1935年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红九军等足迹遍布北川各个乡镇，留下了伟人的住所，指挥部，政治部等重要机关的所在地，以及红军遗物，这是后人缅怀先烈，缅怀这段功不可磨的红色历史的重要实物及教材，也是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段历史，是需要人们去反思，回味，缅怀的。在禹里乡规划中，我们通过史记，走访、调查，摸清了红军足迹，在规划平面及空间布局中，在原址保留徐向前、李先念及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政治部等重要机关的所在地，恢复了红军标记，文字，须知等，并利用红军纪念馆，展示红军遗物，以此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红军精神。

　　所以，在其它乡镇规划中，也应该去保护、传承，挖掘这段历史，使红色文化、大禹文化与羌文化构成北川文化的完整体系，使后人更全面、更完整、更系统的了解，感受北川，是至关重要的。

　　3.地震无情，大爱无疆

　　5•12举世震惊的汶川大地震，破坏之大，影响之深，灾难之重，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面临如此之大的灾难，灾区人民得到了全国人民及世界各国友好人士的关注及援助，从地震初期物质上的支援，到灾后重建，灾区每个角落无不留下援建者的身影及汗水，这种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省市表现出的“大爱”精神，无不感动着灾区人民。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壮举，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灾区的救星，这种大爱文化伴随着地震应运而生。如何将这一无私援助，大爱精神记载传承下来，让后世铭记，是灾区人民及规划师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如我们在禹里乡规划中，针对这一新主题，将山东滨州援建的板房原址处，设一感恩牌坊与恢复的迎恩桥相呼应，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让后人铭记这段特殊的历史。

　　4.地域特色，民族风格

　　城市的特色来自于所处的地域、文化、民族不同，而突显出不同的特色。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它的城市形式、空间形态、建筑形象应有别于汶、理、茂县，体现差异性，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千城一面的现象，才能使北川成为世界闻名，叫得响的羌族自治县。要做到这点，在规划与建设中要分层次、分阶段、分地点进行建设。不同的位置的建筑采用的建筑形式应有差别，如在城市建设中，建筑应采用抽象的羌式符号，并应用到建筑立面设计中，使城市既有现代化气息，又不乏羌式建筑特征(见图一);而位于乡村的建筑则应以实用为主，采用当地建筑材料体现原生态、古朴的羌族建筑风格，使建筑与自然和谐(见图二);而乡镇建筑则应介于这两者形式之间(见图三)，达到从形式到空间协调统一，构成和谐、完美的羌族特色的城市、乡镇、乡村空间形态。

　　5.实用美观，经济合理

　　灾后重建，快而省应是我们奉行的宗旨，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乃至私人财团，都从人力和物力，保证灾区的建设，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作为灾区，应不忘记全国人民的支援与恩情。在充分资金保证的前提下，我们一定要遵循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用好每分钱。要做到这点，就需要高起点的规划，高规格的科学论证，高精确的经济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使建筑功能实用、经济合理、质量可靠。这样才能多快好省的高质量的建设灾区，才能避免重复建设和无谓的浪费，以此来报答全国人民的付出与厚爱。

　　灾后重建，时间紧，任务重，既有安置时效性的要求，又有文化传承的重任要求。这对四川受灾区县，乡村均是要面临的课题，也是对规划师和当地政府的考验。所以，在灾后重建中，除了热情和重任外，还应有冷静思考的态度。在总结前阶段工作的前提下，还应多从该地区的文化、历史内涵来挖掘，突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差异性。把握好地震带给灾区的机遇，使所建城市、乡镇、乡村形象协调统一，各具特色。使建设有序并上一个台阶，并以崭新的城市形象昭示世人，回报社会，报答全国人民的援建及厚爱。这就是我对灾后重建的肤浅认识及思考仅供参考，请同仁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中国羌族建筑》季富政

　　2、《羌族历史文化研究》卢丁工藤元男

　　3、《北川县志》

　　4、《北川羌族自治县建筑风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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