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观象台天文仪器

　　中外学者曾对明末和清朝前期传入中国的天文仪器技术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但仍留下了不少有待澄清的问题。本文试图系统地描述清朝前期观象台的天文仪器的欧洲化过程，以及其中的某些特点。中国也包括很多关于天文方面的历史研究，比如《历史档案》创刊于1981年，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办的学术季刊，全国历史类中文核心期刊，是全国首家刊布历史档案的刊物。以公布明清时期档案史料为主，适当公布1949年以前其他历史时期的档案，同时，刊载利用档案、资料撰写的学术论文。集资料性、学术性于一身，兼及知识性。多年来，一直在档案界、史学界及广大文史爱好者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提 要 1669-1674年，耶稣会士南怀仁为北京观象台设计制造了六架欧洲式天文仪器，使中国天文仪器的精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713-1715年，纪理安为观象台添造了一架欧洲风格的地平经纬仪。1745-1754年，戴进贤、刘松龄和他们的中国合作者制造了一架玑衡抚辰仪。它遵循中国浑仪的结构旧制，采用了南怀仁用过的刻度制、零件结构和制造技术，本质上属于复古的设计。

　　关键词 天文仪器 欧洲化 清朝观象台

　　明末，利玛窦(Matthieu Ricci，1552-1610)、罗雅谷(Jacques Rho, 1590-1638)、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等传教士向中国人介绍了1619年以前的绝大多数欧洲仪器①，并与中国人合作试制了部分仪器。入清以后，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等传教士在欧洲式仪器的制造和使用方面走得更远。

　　1.南怀仁与成套欧洲式仪器

　　南怀仁于1623年10月生于比利时布鲁日(Bruges)的皮特姆镇(Pittem)。1640年10月入鲁文(Louvain)大学艺术系学习，这里的学生在前两个学年要学习哲学、自然科学和数学。当时多数鲁文大学的教授把托勒密、哥白尼和第谷的体系当作假说[1]。1641年9月他离开这所大学，加入耶稣会。两年后他回到鲁文的耶稣会学院(Jesuit college)，1645年获得哲学学位。在耶稣会学院的科学训练对南怀仁来说非常重要。1652-1653年在罗马学习了一年多的神学。1655年在塞维利亚(Sevilla)获神学博士学位后，他要求去中国传教，获准。这可能是受到卫匡国(Martin Martini, 1614-1661)的影响[2]。在离开欧洲之前，南怀仁在葡萄牙教数学。1657年4月，他随卫匡国的传教组扬帆启程，1658年7月抵达澳门。

　　1660年，皇帝批准汤若望的请求，召南怀仁来钦天监协助工作。大概汤若望比较看重南怀仁的数学家名声。1661年顺治帝作古，朝政被保守辅臣把持。1664年9月，杨光先(1597-1669)控告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汤、南等人遂遭审讯。次年1月，刑部拟定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为死罪。至4月和5月，南怀仁、汤若望被赦出狱。1666年7月汤若望故于寓所。1665-1668年，杨光先、吴明烜等守旧人物把持钦天监的历法测算工作，而南怀仁则忙于制造日晷和其它装置，以及气象观测等。

　　1668年12月，南怀仁奏报吴明烜所推算的七政历、民历有严重错误。年轻的康熙帝令大臣会同杨光先、南怀仁等共同以实测来验证历法。南怀仁在拉丁文的《观测之书》(Compedium Liber Observatonum)中记述了他们的测验和所用的仪器，这些材料后来被他编入《欧洲天文学》(Astronomia Europaea)一书：1668年12月27-29日，南怀仁以圭表观测证实了他的推算与太阳的实际位置一致。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1609-1677)善于制作精巧的机械仪器和各种灵巧的装置，受到皇帝的器重。他在一夜之间为南怀仁的第二次观测制作了一具带有调节螺钉的新圭表。1669年2月1日，南怀仁到观象台，为火星和太阳位置推算的验证观测作准备。那里安置着一架 “黄道春秋分浑仪”、一架青铜象限仪、一架铁纪限仪。他调整了浑仪的环和照准器、象限仪的方向和照准仪。2月3日，火星果然处于浑仪照准器对着的位置，太阳处于象限仪和纪限仪的照准器所对准的位置。1669年2月18日，南怀仁再次用象限仪观测太阳纬度，又应验了推算的结果。当晚，他还用黄道春秋分浑仪观测了月亮的位置，结果与推算吻合。观测时间是靠事先计算的室女宫的角宿一与子午环之间的距离确定的，观测时用赤道浑仪找准这个位置。南怀仁还把一架直径差不多2尺的天球仪带到了观象台，以便向陪同的官员们讲解他的观测[3]。面对测验结果，杨光先仍为自己辩解，指责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4]。然而，这种说辞再不能打动皇帝了。

　　南怀仁在《观测之书》和《欧洲天文学》中简要描述了他使用的仪器。青铜象限仪的半径为2.6中国尺，每度又分为60′，装在一个带三个调解螺钉的桌子上。铁纪限仪的半径为5或6几何尺①，带有青铜支翼、照准器和中心管，弧刻度的每度分为60′。“黄道春秋分浑仪”的直径2.5尺(一中国尺约等于一古罗马尺)的。春分点和秋分点是黄道环与赤道环交点，“春秋分”暗示着赤道环的存在。由此推测，黄道春秋分浑仪就是明末《崇祯历书》中所说的“黄赤全仪”。

　　我们可以肯定，仪器是前人留下的!旧的圭表和赤道浑仪是明朝使用的中国式装置。黄道春秋分浑仪、青铜象限仪、铁纪限仪和天球仪等欧洲式仪器应当是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汤若望和罗雅谷主持试制的，它们起初可能被安放在历局或传教士的住处，后来曾被移到观象台。黄道浑仪或许是明末制造的黄赤全仪。 不过，南怀仁所说的尺寸与徐光启(1562-1633)造仪计划所说的尺寸不同。或许徐光启的计划在执行时曾被修改，可能性更大的是南怀仁对仪器尺寸的描述有误，甚至把自己后来制造的的仪器误记为别人的作品。据考证，拉丁文的《观测之书》在1671年或稍晚时与《测验纪略》一起出版过[5]，那时南怀仁还没有制造完新仪器。

　　我们再看一看南怀仁在1674年的一段说明：

　　“康熙己酉八年正月初三日[1669年2月3日]，是日立春”，“于本日午正，仁测得太阳，依象限仪，在地平上三十三度四十二分;依纪限仪，离天顶正南五十六度十八分;依黄道经纬仪，在黄道线正中，在冬至后四十五度零六分，在春分前四十四度五十四分;依赤道经纬仪，在冬至后四十七度三十四分，在春分前四十二度二十六分，在赤道南十六度二十一分;依天体仪，于立春度分所立置表，则表对太阳而全无影;依地平所立八尺零五寸表，则太阳之影长一丈三尺七寸四分五厘。六仪并用而恭互之，而立春一节皆合于预推定各仪之度分如此;则历凡所推之节气，其合于天行无疑矣。然非籍有合法之仪，又何从测而得之?”[6]

　　如果南怀仁没有记错日期的话，上述引文所说的仪器肯定是汤若望时期留下的仪器。在六架仪器中，有圭表，无地平经仪。黄道春秋分浑仪被写为“黄道经纬仪”，赤道浑仪改称“赤道经纬仪”，天球仪得名“天体仪”，而“表”则是中国传统的圭表。有学者认为，2月3日南怀仁所用观测工具是预先制造的木模[7]。这种猜测缺乏足够的依据，并且与南怀仁自己的描述相左。

　　1668年底和1669年2月的观测使传教士命运有了转机。由于杨、吴等所做推算与实测不符，而南怀仁据圭表观测和西法所做的推算皆与观象台的实测一致，1669年3月11日礼部建议授南怀仁钦天监监正，但南怀仁推辞不就。4月1日康熙帝下旨任命南怀仁负责“治理历法”。

　　欧洲人编算历书时采用60进位制，分周天为360°，引入黄道坐标等。若继续使用中国传统仪器的刻度，就要做繁复的换算。南怀仁决定把360又1/4度和百刻制改为便于划分刻度的360°制和60进位制。

　　观象台的明朝圭表、简仪和赤道浑仪年久失修，零部件形状有所变化，因而精度会降低。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七月，南怀仁的对手、钦天监监副吴明烜就指出：“推历以黄道为验，黄道以浑仪为准。今观象台浑仪损坏，亟宜修整”[8]。因此，他曾提议为观象台添造一件“滚球铜盘”。

　　尽管南怀仁夸赞1668年底和1669年2月所用的黄道浑仪、赤道浑仪、象限仪、纪限仪等“尺寸合适，完全适合于精确的观测”[9]，但还是计划另造新仪器。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他在奏章中说：

　　“恭遇我皇上面询臣艺业，如测量奇器等制。臣少时涉猎系所长，容臣按图规制各样测天仪器，节次殚心料理，以备皇上采择省览。”[10]

　　近来有人发现了南怀仁作于1664年的《仪象图》序言，文中提到他为观象台绘制一系列欧洲式仪器图[11]。在南怀仁的《仪象图》的拉丁文本Liber Organicus(仪器之书)中，标题页写的是1668年。这可能说明那一年南怀仁正在设计天文仪器。1687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在1696年的著作中称，南怀仁劝说皇帝制造新仪器的[12]。而南怀仁对欧洲的耶稣会士们却说，到过观象台的最重要的高级官员们[应当是礼部的]上奏皇帝，建议由他负责制造新式仪器，取代观象台的旧仪器[13]。此前，他已经为礼部官员和皇帝准备了设计“式样”。南怀仁的说法较李明的更为可信。他可能认为旧仪器构造和功能不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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