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工业标准化生产特征分析

　　近几年来，几部极具贵州地缘特征的“新贵州电影”接二连三在院线上映，以《路边野餐》《四个春天》《无名之辈》《地球最后的夜晚》等为代表的贵州籍导演讲述四个迥然不同的本土故事，却不约而同地展现了二三线城市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农民与大地分离、都市文化与农耕文明的背离以及父辈与子辈在渐行渐远过程中的焦虑与惶恐。本文将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经济批判理论和都市革命理论结合贵州省情从“差异空间”简要阐述贵州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所呈现的银幕形象。

　　一、资本主义空间政治经济批判视野之下的贵州空间

　　列斐伏尔在其重要的理论著作《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空间政治经济批判的理论，他指出，都市化是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资本扩张的方式之一，“都市规划者与建筑师们一度曾有这样一种流行的都市更新模式，即拆迁原有的贫困人口居住区，取而代之以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社区，这就是美其名曰都市化迁移。”[1]在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中，地表、底下、空气甚至是阳光都在空间控制中，变成可以用来交换、消费和控制的产品。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开始畅想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任何一个‘社会存在’渴望或者宣称变成了现实，但如果没有生产出来自己的空间，它就是一个古怪的实体[2]。”列斐伏尔表示社会主义的社会必须在完全领悟到其概念和接受有潜在问题的存在的前提下孵化出自己相应的空间，从而将对社会存在的渴望从单单的宣称变为现实。党的十六大再次指出，“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空间的生产，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剧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问题等各方面[3]。”按照列斐伏尔的理论，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是一段长期存在的一段历史，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就必有其相应的“空间”形式，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应的空间应该是代表着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地方化对立的意义空间的矛盾空间，但正如列斐伏尔所说，“没有一种空间会真正的消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应裹挟着当下资本主义的部分特征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的部分特征继续前进。根据全国2018年第三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2019年的GDP报告，笔者挑选了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四省市的经济情况与贵州作比较。贵州省四个季度的平均GDP总值为36738.2亿元，而广东省则高达248856.8亿元，几乎是贵州的7倍;虽说近两年贵州省的GDP同比增速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但从平均排名来看，贵州的GDP在全国31个省市中的基本稳拿第25名。显然，贵州在全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依旧处于非常落后的水平。在信息更新换代精确至微秒的网络时代，贵州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比20世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生活状况改善太多，然而与时刻能在网络上关照到的北上广的人民的消费生活相比，贵州人民的生活水平依旧还是非常落后的。面对尚处于完善阶段的社会制度且尚未惠及的民生层面，历史会自然地生成出适应相应的阶段的独特空间，自身愈合、安抚城市化进程中的阵痛。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空间，是一个各元素彼此可以交换的商业化空间，而社会主义的空间是一个集各种异质性于一身的，和而不同的差异空间，从这一点上，它有别于资本主义同质化的抽象空间。列斐伏尔强调，从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状态中所看到的新的空间类型便是差异空间[3]。

　　二、社会主义”差异空间”的雏形——屋顶花园

　　中国大陆(含港澳)目前有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283个地级市和374个县级市，一共有661个城市，其中一级城市数量36个，加上大连、青岛、苏州等部分发达二级城市之外，余下的几乎都是欠发达城市，换句话说，构成中国的主体城市是由这数量远远大于90%的二三线城市。由此可以推断，我国现在大多数二三线城市所拥有的独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空间，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阶段的必由空间，也是区别于“纯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髦的、消费的“抽象空间”的重要体现。在中国，大部分的城市空间是像桥城(《无名之辈》)都匀、独山(《四个春天》)“凯里”(《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这样的差异空间，这一种有迥异于全球主流的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的次全球空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次全球化空间”不仅不是会被都市化快速取代的独特的空间形式，相反，它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差异空间”的雏形将长期存在，直到在历史进程中，出现一种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迥异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异空间。在土地也化为了商品的城市化进程中，寸土寸金的土地使得城市中心住宅区的自然绿化成本也日益增加，在七层小楼的楼顶或者在政府的规划下修建的小平房的屋顶，便成为与农耕文化尚未完全分离、与大地母体尚未完全脱离的老一辈、城里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限制的楼顶——在这片不受约束的免费空间里种植一些绿植或不太耗费体力的农作物，将无用的屋顶变成了可以沟通自然的屋顶花园，这些面积稍大的、平坦的地势与露天的环境为他们保持与土地、天空、自然的勾连提供了可能性，在这里，屋顶花园除了连通了与土地、生命的联结之外，更多的是在狭小、拥挤的城市生活空间中，多了有一处可以登高望远、心旷神怡、呼吸新鲜空气的精神高地，人们在这里找到了诗意地栖居的空间。这是基础配套设施较差的单元楼宇中不可多得的人造自然环境，这一有趣的社会现象发生在全国建设较早的10层楼以下的小区建筑之中，当然，对于城乡的自建房来说，“屋顶花园”则更为普遍了。无论是《无名之辈》《四个春天》亦或是毕赣的《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都不约而同地展现了社会中下层人民在贫瘠的城市生活中的希望之园——屋顶花园。

　　三、从贵州电影中的空间展示推测差异空间或存在的特征

　　“资本主义国家对空间的政治性支配的终结——在社会主义社会，对空间不再是支配，而是取用，同时空间更多的是被使用，而不是用来被交换[1]。”从这一点特征来看，我们可以确定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的一大特征是非商品性，以桥城都匀为代表的二三线城市中，代表着未来的“差异空间”的空间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本文所说的屋顶花园这个差异空间的雏形之上，这些差异空间雏形的功能特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免费的休闲场所——这是尚未现代化、未都市化的城市空间中特有的一种空间状态，是未被商业挟持的空间。在以上列举出的贵州电影中主要是指免费的休闲娱乐场所，例如小区楼顶、或农村自建房的屋顶花园。其实，近年来火遍全球的中国大妈的广场舞的广场空间也未尝不是免费的休闲场所。形式上，动感的广场舞和时髦的年轻人的蹦迪其实并无二致，只是随着民生建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越来越多的底层老百姓也想拥有健康、有娱乐性且免费或底层本的生活方式，于是广场舞就应运而生了。

　　(二)功能性主要体现在赏景色。在这个空间中，最重要的意义是可实现与大自然的勾连，恢复被消费社会所致的眩晕与异化。这一点特征是与第二点相辅相成的，其美来源于纯正的大自然，而非来自空间内“人造”的装饰。除了空间本身之外，无其他任何的修饰，而空间本身能够吸引人的原因则皆来自于在这样的空间中可以欣赏到最自然的风光。

　　(三)位于都市化程度不高的地带，郊区或城镇。由于要与本地的大自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因而这些空间的位置都势必位于都市化程度不高的地区，例如市郊、城镇甚至是农村。这样的地理条件才决定了能够存在这种完全朴素的精神释放空间。

　　四、结语

　　2017年开始，贵州开始成为中国“数谷”，然而2018年以来展现在银幕上的贵州形象，却不约而同地展现了二三线城市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农民与大地分离、都市文化与农耕文明的背离以及父辈与子辈在渐行渐远过程中的焦虑与惶恐。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经济批判理论和都市革命理论，大胆地推测出这些贵州电影中所呈现出的独特的地理空间也正列斐伏尔所指的资本主义潮流中的“次全球化空间”，或许这样的空间不仅代表了贵州独特的地缘文化特征及其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列斐伏尔所说的社会主义的独特的差异空间的雏形特征。

　　参考文献：

　　[1]侯斌英.空间问题与文化批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文化批评[D].成都: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

　　[2]转引自Henri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ibid,p.53.

　　[3]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电影工业标准化生产特征分析》来源：《传播力研究》，作者：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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