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范文敦煌说唱文本中的插词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文书现世。其中，讲经文、变文、话本、词文、俗赋、论议、曲子词等大量的说唱文本引起了学人的关注。本文也是一篇剧本投稿的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敦煌说唱文本中的插词。
〔摘要〕 插词是讲经、论议、转变、说话等说唱伎艺中插入的用于唱诵的韵文。从类型来说，插词可分为既定插词和拟定插词。从文体来说，插词主要包含诗、词、曲、赋、隐语等。从位置来说，插词可位于说唱文本的开篇、正文、结尾等位置。说唱文本中的插词借助说唱伎艺，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脱离文本单独流传。既定插词作为韵文部分，一直保留在说唱文本当中，并随之一起流传。拟定插词即可能为原说唱文本中的插词，后单独流传的韵文，学界据此可能拟测、还原说唱文本。
〔关键词〕 说唱文本;说唱伎艺;既定插词;拟定插词;韵文
学界希望借助敦煌说唱文本深入探讨民间文学、俗文学的形成、分类、体制、演播方式等，开启研究中国古代俗文学、认识文学史的新视野。“敦煌遗书中的唐五代讲唱作品……开拓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艺术表演形式，在传统的诗文范围外，闯出一条说、唱、演结合的新路子，为宋元以后盛行的乐曲系和诗赞系讲唱伎艺、话本小说、章回演义小说、戏剧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可说是件划时代的大事，值得认真探讨。”〔1〕从宏观上说，目前敦煌说唱文本研究可分为三类：第一，说唱写本研究，以敦煌说唱写本为主体，研究写本的语言、结构、思想等;第二，以敦煌说唱文本为对象的历史研究，探索说唱文本在文学史、断代史、俗文化研究史中的地位;第三，以敦煌说唱文本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包含思想史、文化史、传播史研究，如敦煌说唱文本和三教的关系等。敦煌说唱文本研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有些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P.5039号《孟姜女变文》(拟题)和P.2809号、P.3911号、P.3319号、P.3718号《捣练子》曲子词的关系，P.2305号《无常经讲经文》(拟题)的性质，P.3213号《伍子胥变文》(拟题)中的药名赋和民间“说话”的关系，P.2838号、S.1441号《云谣集杂曲子》中部分使用故事叙述、对话、问答的曲子词的性质，P.3697号《季布骂阵词文》的性质等。本文拟从“既定插词”“拟定插词”的角度入手，探讨上述问题。
一、敦煌说唱文本中的既定插词
郑振铎先生《明清二代的平话集》指出，话本的正文里附插着不少诗词，它们通常由“但见”“怎见得”“真个是”“果谓是”等具有特征的词语引出，这些穿插在话本中的可以唱诵的韵文便是“插词”。〔2〕事实上，不仅话本，唐代传奇小说、变文、讲经文等韵散相间的文本中皆保存了大量的“插词”。从发展流变来说，插词具有两种形态：既定插词和拟定插词。既定插词作为韵文部分，一直保留在传奇小说、变文、话本等说唱文本当中，并随之一起流传。以唐传奇《东阳夜怪录》为例，成自虚于渭南县夜行，投宿于东阳驿南佛舍，遇到八个奇怪的人：老病僧高公(橐驼)、卢倚马(乌驴)、朱中正(牛)、敬去文(犬)、奚锐金(老鸡)、苗十者(猫)、胃藏瓠(刺猬)、藏立兄弟(刺猬)，八人相与谈诵诗文，酣畅淋漓。在谈咏过程中，八人将生世、相貌、姓名、官职等以拆字、谐音、典故、双关等隐语表示。这些诗作，皆可称为“既定插词”。
敦煌说唱文本中保留了大量的插词，主要包含诗、词、曲、赋、隐语等。兹举典型三例说明：
其一，以S.5437号《汉将王陵变》为例。楚汉两军对阵，汉军处于劣势。为扭转战局，王陵与灌婴请求偷斫楚营。二人偷袭成功，楚军亡五万人，伤二十余万人。项羽大怒，捉来王陵之母。王陵知悉，欲救其母。陵母获悉，以招降为由借来太阿宝剑，自刎取义。王陵之事，详见《史记・陈丞相世家》和《汉书・王陵传》。说唱艺人以史书为据，附会增益。“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丽，证以诗歌，又杂诨词，以博笑噱。” 〔3〕从语言来看，韵散相间，叙述吟唱，循环往复。散文部分以四六言为主，或夹杂白话，韵文部分以七言白话诗为主。文中保留了不少民间讲说的套语，如“二将斫营处谨为陈说”“说其本情处若陈说”“其母遂为陈说”“而为转说”“若为陈说”等。在标志性的套语之后，常插入韵文。如：
从此一铺，便是变初。
此是高皇八九年，自从每每事王前，宝剑利拔长离鞘，雕弓每每换三弦。
陵语“大夫今夜出，楚家军号总须翻，选拣诸臣去不得，将军掼甲速攀鞍。”
灌婴大夫和曰：
“自从挥剑事高皇，大战曾经数十场，小阵彭原都无数，遍体浑身刀箭疮。
不但今夜斫营去，前头风火亦须汤。白羽新雕一百双，龙剑初磨利若霜。
傥(当)若今夜逢项羽，斩首将来献我王。”〔4〕
这样的插词既浅显通俗，又押韵对偶，富有韵律和节奏，亦俗亦雅，喜闻乐见，是敦煌说唱变文中插词的主要形态。S.328号《伍子胥变文》(拟题)、P.2553号《王昭君变文》(拟题)、S.4654号、P.2721号背面《舜子变》、S.5511号《降魔变文》等皆插入了这样的诗歌，有的推动情节发展，有的为说话内容。从文体来说，主要包含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形式。其中，七言居多，五言为次。从位置来说，插词一般位于标志性的套语之后。
其二，以P.2133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为例。兹录部分如下：
经：以无我人等，修一切善法，即得菩提。
所言“善法”者，乃至“即非是名”也。两段不同，且当第一果无所得者。菩提名有三：一、性净菩提，二、平等菩提，三、方便菩提。言是法平等，无高下者即是法身菩提，在于六道身中，亦不减下。在佛身中亦不增高，名平等菩提也。
菩提大道本来圆，妙法多能助世间，
不减不增平等义，无高无下尽同旅。
六道身中无欠少，诸佛身上不遍多， 草木以来沾般若，丛(�q)林尽有六波罗。
悲愿泣，或欢歌，或时相遇或蹉跎，
悟了还同佛境界，迷时依(衣)旧却成魔。
也刚筑，也柔和，虚空逼塞满娑婆，
此□如来平等义，修何善法唱将罗。〔5〕
P.2133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依据姚秦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敷演而成。在讲经过程中，说唱之人要用韵散相间、通俗易懂的方式宣讲佛经。他们首先唱经文，接着阐述经文，然后对经文和阐述部分加以提炼和演唱。一般而言，演唱的部分为韵文，称为佛曲。作为插词的佛曲在讲经文中反复使用，十分常见。
其三，以赋、歌、文、隐语等为插词。唐人还惯以药名作隐语入诗文及民间小说，如P.3213号、S.6331号、S.328号、P.2794号背面《伍子胥变文》(拟题)。文本以药名作对话，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伍子胥在逃难过程中遇到了自己的妻子，妻子以药名赋相问：
其妻遂作药名诗问曰：“妾是仵茄之妇细辛，早仕(是)于梁，就礼未及当归，遣妾闲居独活。蒿莨姜芥，泽泻无怜;叹槟榔，何时远。近闻楚王无道，遂发材狐之心，诛妾家破芒消，屈身苷。葳蕤怯弱，石胆难当，夫怕逃人，茱萸得脱。潜形菌草，匿影藜芦，状似被趁野干，遂使狂夫莨菪。妾泪忆沾赤石，结恨青箱。野寝难可决明，日念舌干卷柏。闻君乞声厚朴，不觉踯躅君前，谓言夫�俾竺牛�遂使苁蓉缓步。看君龙齿，似妾狼牙，桔梗若为，愿陈枳壳。”
子胥答曰：“余亦不是仵茄(五加)之子，不是避难逃人，听说途(余)之行李。余乃于巴蜀，长在藿乡，父是蜈公，生居贝母，遂使金牙采宝，之子远行。刘寄奴是余贱朋，徐长卿为贵友。共渡�Z河，被寒水伤身，二伴芒消，唯余独活。每日悬肠断续，情思飘�u。独步恒山，石膏难渡。披严巴戟，数值柴胡，乃忆款冬，忽逢钟乳。流心半夏，不见郁金。余乃返步当归，芎穷至此。我之羊齿，非是狼牙。桔梗之情，愿知其意。”〔6〕
《伍子胥变文》(拟题)依据《左传》《史记・伍子胥列传》《吴越春秋》中的相关记载敷演而成，是唐五代时敦煌地区流行的民间说唱文本。其中，“说唱药名”占了大量的篇幅。由此可知，唐时民间说唱艺人已经能够熟练使用药名、花名等进行讲说。宋人“说话”节目中已设“药名”一项，宋元瓦舍中也有相关“说话”表演节目，如《神农大说药》《讲百果爨》《讲百花爨》《讲百禽爨》《星象名》《果子名》《草名》等。“《武林旧事》(卷六)载说药有杨郎中、徐郎中、乔七官人，则南宋亦有之。其说或借药名以制曲，或说而不唱，则不可知;至讲百果、百花、百禽，亦其类也。”〔7〕同时，据明陈铎《秋碧轩稿》载《嘲川戏》记载，明代民间说药名、花名、人名的伎艺非常普遍，除了一人数说表演外，还有二人表演。其中一人说药名，另外的人用花名或人名相对。
著名小说《西游记》第三六回“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傍门见月明”亦录一首药名诗：
悟空啊!我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趱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8〕
这首诗中，益智、王不留行、三棱子、马兜铃、荆芥、茯苓、防己、竹沥、茴香等都是药名。唐僧师徒出长安已近五个年头，离西天又遥遥无期，唐僧忍不住对悟空抱怨，以药名作隐语。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源于玄奘弟子辩机的《大唐西域记》和慧立、彦琮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并在民间广为传播。此后，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院本《唐三藏》《蟠桃会》，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二郎神锁齐大圣》等皆以此为题材，吴承恩正是在民间说唱文本的基础上完成了《西游记》。上文所录这一段话，应源于民间说唱伎艺。
二、敦煌说唱文本中的拟定插词
拟定插词，即可能为原说唱文本中的插词，后单独流传的韵文。在传抄过程中，文本可能呈现两个方面的变化。首先，韵文部分减少，文本慢慢演变为故事略要本或故事叙录本，文本的说唱体例逐渐隐而不显。其次，韵文部分可能脱离散文部分单独流传，二者之间的关联性逐渐隐而不显。敦煌遗书中现存多种变文，通篇韵散相间，是典型的说唱文本。然而，S.2204号《董永变文》(拟题)和P.4524号《降魔变文》(画卷)例外。S.2204号写卷故事首尾完整，但通篇几乎全为韵文，只有少量散文提示语，如“路逢女人来委问”“董永向前跪拜”等。P.4524号写卷正文为《降魔变文》的画卷，背面为唱辞，只有韵文，没有散文。根据相关的其他写卷来看，两个写本当为原来说唱文本中的插词。然而，二者又有区别，S.2204号“文义多有前后不相衔接处，疑原本有白有唱，此则只存唱词，而未录说白。”〔9〕P.4524号写卷却完全看不出散文脱离的痕迹。反过来说，今天可见的部分单独流传的韵文，当时可能为说唱文本中的插词，称“拟定插词”，学界据此可能拟测、还原说唱文本。
兹举典型数例说明：
其一，以曲子词为插词。以孟姜女故事为例，敦煌写卷中关于孟姜女故事的写本主要有P.5039号、S.8466号、S.8467号、Дx.111018号、P.5019号、BD.11731号《孟姜女变文》(拟题)和P.2809号、P.3911号、P.3319号、P.3718号《捣练子》曲子词。
P.5039号《孟姜女变文》首尾皆缺，并无标题。韵散相间，韵文部分有引文，称“古诗”。从S.8466号和S.8467号来看，“8467首尾下均残，存26行;8467首尾上均残，存23行。两件纸质、书法均同，应系同一写本。据内容判断，原本为可以上下对接的一件写本，今中间有缺，8466之第4行应与8467的第一行相对。……内容为七言通俗诗，记为征夫制寒衣事。据文中‘榆林长城’、‘秦王’等词，推测为《孟姜女变文》的前半……”〔10〕荣新江先生认为，S.8466号与S.8467号记为“征夫制寒衣”事，与P.5039号残存部分“□贵珍重送寒衣”接续，可视为《孟姜女变文》的前半段。张鸿勋先生认为，“可以从说唱用语上加以考察，看它们是否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了几件卷子中都提到长城、孟姜女、秦王、塞北，这些人名或地名之间不少相同或相近点。”“在表述上，更是存在着极为相近的含意。因此，将这两个新发现的残篇，看作《孟姜女变文》的‘前半’，大致不会有误。”同时，先生还推测两件残篇的内容是：“‘良人带甲远从征’的闺妇，在肃杀的深秋，永夜难眠，泪湿孤枕，听着阵阵传来的‘寒雁哀鸣’声、回荡着的砧杵声，想到‘切骨冷’的塞外，不由引起对‘连年累不归’的‘征夫’的深深思念，遂与‘女伴相将营捣练’，‘频挑金烛灯’，要为征夫赶制寒衣。”〔11〕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S.8467号写本中有“赠捣(祷)练篇一首”的标题，题下无辞，可与P.2809号、P.3911号、P.3319号、P.3718号写本中关于孟姜女故事的《捣练子》曲子词对比阅读。从标题来看，两者基本相同;从内容来看，二者都和孟姜女故事有关。
其中，P.2809号载孟姜女曲子二首，兹录如下：
孟姜女，犯梁清，一去烟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
长城路，实难行，乳酪山下雪�。吃酒则为隔�病，愿身强健早还归。
(同前)当前立，拜词娘，不角眼中泪千行。劝劝你耶娘小怅望，为吃他官家重衣粮。(词)娘，入清房，莫将生分向耶娘。君去前程但努力，不敢放慢向公婆。〔12〕
该写卷另载失题《劝善文》、《望江南》三首、《酒泉子》二首、《杨柳枝》一首。劝善文是歌场常见的演说作品，《望江南》是颂扬敦煌归义军之作，劝善文并后文几首曲子皆是同台说唱内容。
P.3911号写本载“孟曲子《捣练子》平”，兹录如下：
孟曲子《捣练子》平
孟姜女，犯梁妻，一去烟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
长城路，实难行，乳酪山下雪纷纷。吃酒则为隔�病，愿身强健早还归。
(同前)堂前立，拜词娘，不觉眼中泪千行。劝你耶娘小怅望，为吃他官家重衣粮。
(词)父娘了，入妻房，莫将生分向耶娘。君去前程但努力，不敢放慢向公婆。〔13〕
该写卷另载失题曲子(“羊子遍野”)、“《望江南》平”三首、“《酒泉子》平”一首，皆为当时曲子词，当时称为“曲子”，“平”为演唱方式。P.2809号与P.3911号写本几乎一致，写本中皆载有孟姜女故事的曲子词、演绎归义军故事的《望江南》和《酒泉子》。
P.3718号写本，正面载17位敦煌归义军时代的邈(貌) 真赞，背面载《捣练子》六首和一些零散的句子。下一行写“曲子名目”，再下一行写“云已盖”“对白棉”“孟姜女”“长城下”“刃成亮”“娘子好”等，多采用同音习见之字，错误甚多，为听写之作。S.8466号与S.8467号孟姜女故事与P.2809号曲子词上阕及P.3718号曲子词第二首内容相似。故项楚先生认为，“这两卷残诗也有可能是长篇孟姜女韵文的一部分。”〔14〕
从这几个写本来看，唐五代时敦煌地区民间盛行演说孟姜女故事。演说形式为散文叙说，韵文唱诵，韵散相间。其中，韵文部分常为观众析出，另题名“孟曲子”或“曲子名目”。曲子词和长篇孟姜女故事文本之间的主要关联是S.8467号写本“赠祷(捣)练篇一首”，即《捣练子》曲子词实为民间讲述孟姜女故事的插词。
此外，S.1441号背面的《云谣集杂曲子》以征夫、思妇的题材为主题，采用叙述、对话、问答等手段，带有说唱故事的痕迹，可能为原说唱伎艺中的“插词”，称“拟定插词”。以《凤归云》四首为例，兹录如下：
征夫数载，萍寄他邦。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拟塞雁行。孤眠鸾帐里，枉(往)劳魂梦，夜夜飞扬。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暗祝三光。万般无那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
绿窗独坐，修得为君书。征衣裁缝了，远寄边隅(虞)。想得为君贪苦战，不惮(旦)崎岖。终(中)朝沙碛里，山凭三尺，勇战奸愚。岂知红脸，泪滴(的)如珠。枉(往)把金钗卜，卦卦皆虚。魂梦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虚)。待公卿回故日，容颜憔悴，彼此何如。
幸因今日，得睹娇娥。眉如初月，目引横波。素胸未消残雪，透轻罗。朱含碎玉，云髻婆娑。东邻(�R)有女，相料实难过。罗衣掩袂，行步逶逶迤。逢人问语羞无力，态娇多。锦衣公子见，垂鞭立马，肠断知么(磨)。
儿家本是，累代簪缨。父兄皆是(事)，佐国良臣。幼年生于闺阁，洞房深。训习礼仪足，三从四德，针织(指)分明。娉得良人，为国远长征。争名定难，未有归程。徒劳公子肝肠断，谩生心。妾身如松柏，守志强过，鲁(曾)女(父)坚贞。〔15〕
从述材料来看，第一首是闺中思妇对征夫的思念。丈夫出征数年，音信全无。思妇月夜难眠，听捣衣砧杵。书信不能传递，心中的愁绪也无法排解，只能一炉一炉地添香。第二首描写思妇给丈夫写信，为征人缝衣，寄到边关，诉说相思之苦和担忧之情。第三首是锦衣公子对东邻女的表白。词作从月眉、横目、素胸、朱唇、云髻、罗衣、行步等方面描写了东邻女子的美丽。锦衣公子骑马而过，一见钟情，立马表白。第四首是东邻女子略陈家世、表明坚贞的自说。女子原是官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熟知礼仪，三从四德。父兄都是国之栋梁，如意郎君为国远征，至今未回。她立志为夫守洁，坚贞不渝。四首曲子词各自具有强烈的叙事性和代言特征，相互关联，彼此呼应，形成丰富的故事结构。如果将思妇和东邻女视为一人，四首曲子词已然勾勒了一个故事雏形。虽然曲子词背后的故事原型和说唱文本已不可知，但是四首曲子词拟为讲说的“拟定插词”。
不仅如此，S.1441号《云谣集杂曲子》写卷中的《天仙子》二首、《竹枝子》二首、《洞仙歌》二首、《破阵子》四首、《浣溪沙》二首、《柳青娘》二首等，皆和这个主题有关。这个写卷，显然是抄录者有意编录而成。这种有意的选择、编录还见于佛曲，比如“针对特定活动而辑的布萨短偈集(书于单张纸的S.2580及P.3221)、依特定主题曲目所辑的百岁篇集(S.2947、S、5549及册子本P.3821)、劝说出家与道场经验的歌曲选集(如S.0779、S.1497、S.1947卷皆以《早出缠》《乐入山》《乐住山》《辞道场赞》等赞歌曲子为中心，再联缀若干劝人出离凡尘、安住于道场修行及描写道场生活的歌曲)、禅宗诗赞《心海集》残卷(S.3016、S.2295等卷，以其联章及套语运用的情形观之，此集之诗赞可能可以供作演唱之用)、禅师与卫士逢遇歌曲集(S.3017、S.5996、P.3409等卷将六禅师与七卫士相逢对赠歌曲联缀而成的歌曲集)。”其中，有的佛曲“显然是经过刻意安排，编辑而成，且有明显编写的体例，可搭配运用于某些特定的场合，甚至已标定名目，专用于一，并有歌曲运用之相关说明者。”〔16〕 再以P.2838号背面、P.3251号二首词作为例，兹录如下：
丝碧罗冠，搔头缀髻鬓，宝装玉凤金蝉。轻轻敷(浮)粉，深深长画眉绿，雪散胸前。嫩脸红唇，眼如刀割，口似朱丹。浑身挂异种罗裳，更熏龙脑香烟。屐子□齿高，慵移步雨足恐行难。天然有灵性，不娉凡。教(交)招事无不会，解烹水银，炼玉烧金，别尽谱篇。除非却应奉君王，时人未可趋颜。
两眼如刀，浑身似玉，风流第一佳人。及时衣着，梳头京样，素质艳丽情春。善别宫商，能调丝竹，歌令尖新。任从说洛浦阳台，谩将比并无因。半含娇态，逶迤换步出闺门。搔头重，慵�m不插，只把同心。千遍捻弄，来往中庭，应是降王母仙宫，凡间略现容真。〔17〕
两首词作皆见于P.2838号背面，无题，着重刻画了一个清艳脱俗、多才多艺的美人。第一首词先从别致的冠髻、清秀的妆容、绿眉雪胸、刀眼朱唇等方面描写了女子的明艳动人，又从异种罗裳、龙脑香烟、屐子齿高等反衬女子的与众不同。不仅如此，她还冰雪聪明，解烹水银、炼玉烧金等都一学就会。第二首词又见于P.3251号，题“御制林钟商内家娇”。〔18〕该词和第一首内容相似，从刀眼、玉身、衣着、发饰、歌舞等方面描写女子的美丽娇羞。任半塘先生将其定义为“历史意义乐工作品”，这一组作品带有浓厚的历史性，称为“杨妃本事二首”。〔19〕是否演绎杨妃本事，尚无确凿的证据，但其叙事特征却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因此，两首词作可能为讲说的韵文部分，也即“拟定插词”。
再以S.2607号《伤蛇曲子》为例，兹录如下：
伤蛇曲子
听说昔时随(隋)侯，奉命出使行□。□□伤，临欲丧，眼中□泪流，血染路傍。□开展芝囊，取药封裹，□□□□□□。□归日，见玉帝，□□□□。□□□□。□蛇改易。蒙君□□□□，□□□□。其蛇昼夜□□，□□□□□堂。〔20〕
这一首词作虽然残缺，但可略知故事概要。词作主要讲述了隋候救蛇、其蛇报恩的故事。开篇即用“听说昔时”，这是变文等说唱文本的套语，如《汉将王陵变》开篇用“忆昔”，《伍子胥变文》开篇用“昔周国欲末”，《前汉刘家太子传》开篇用“昔前汉欲末之时”，《韩朋赋》开篇用“昔有贤士”，具有明显的说唱文本的特征。“听说昔时隋侯，奉命出使”“开展芝囊，取药封裹”等，令人联想此词应有相应的故事情节。隋侯救蛇、其蛇报恩的故事见于《淮南子》，此后民间流传颇广。敦煌遗书王梵志诗《贫人莫简弃》即言此事，《伍子胥变文》(拟题)中亦有相关情节。
此外，P.3128号背面《浣溪沙》一首内容和本首颇有关系，兹录如下：
浣溪沙
结草城楼不忘恩，些些言语莫生嗔。比死共君缘外客，悉安存。百鸟相依投林宿，道逢枯草再迎春。路上共君先下拜，如若伤蛇口含真。〔21〕
这首词作引用佛教用语，弘扬报恩、息争、共存、修善的思想。王小盾先生认为，“这是一篇佛教色彩很强的讲唱辞，很可能就是佛教唱词。”“伤蛇报恩故事的流行，同儒佛二教的劝善讲唱有关。故《伤蛇曲子》可以判为此种讲唱辞。”〔22〕因此，S.2607号《伤蛇曲子》和P.3128号《浣溪沙》拟为当时讲说中的韵文部分，即“拟定插词”。
再以P.3821号二首曲子词为例，兹录如下：
攻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骋偻罗。手执六旬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堪羡昔时军伍，谩(满)夸儒士(仕)德能康。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仕)，谁人敢去定风波。
征服偻罗未是功，儒士(仕)偻罗转更加。三尺张良非(飞)恶弱，谋略，汉兴楚灭本由他。项羽翘据无路，灭后难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矩)皆自刎(别)。当本，便知儒士(仕)定风波。〔23〕
两首词作是问答体，第一首是武士之问，第二首是儒士之答。武士以为，纵然饱读诗书，却不能为国征战。狼烟四起之时，只有武士才能持枪，驰骋沙场。儒士以为，张良三尺，却可以灭楚兴汉。项羽神勇，却只能自刎乌江。由此可知，儒士亦能运筹帷幄之中，决策千里之外。唐五代时期，民间说唱伎艺中的“论辩”一类盛行。敦煌本《晏子赋》《茶酒论》《孔子项�相问书》等皆是二人对口之作，互相戏谑、辩论争锋以及幽默诙谐的语言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五言体的《燕子赋》《晏子赋》《茶酒论》等和民间流行的“论议”伎艺有关，是重要的说唱文本。当时民间应有“儒士”“武士”争长取胜的说唱节目和文本，如同茶酒辩论一样。上述两首词作只是其中的韵文部分，即“拟定插词”。
其二，以P.2305号背面《无常经讲经文》(拟题)为例。兹录部分如下：
西方好，卒(杂)难论，实是奢花不省闻，忽尔这身生那里，千年万岁没沉沦(轮)。浊世溺，不须论，八苦三灾岂忍闻，好行未曾行一点，不依公道望千春。刀山耀日，剑树凌云，何曾安乐，业火烧身。动说十劫五劫，不曾快活逡巡，争如净土，菩萨为邻。闲向八德池中弄水，闷来七重树下游春。或�O宝殿，或礼经文。或驱孔雀，或臂加凌，或来升瑞采(彩)，或去入祥云。或即晨登宝殿，或时夜礼慈尊。镇闻妙法，常历耳根，到彼永超生死，因兹渐得佛身。日晚且归须去，阿婆屋里干嗔。
且人生一世，喻若漂蓬，贵贱虽殊，无常一盖。上至帝主，下及庶民，富贵即有高低，无常且还一种。故无常经云：上生非想处云云。
上三皇，下四皓，潘岳美容彭祖少，将为红颜一世中，也遭白发驱摧老。
文宣王，五常教，夸骋文章词丽藻(操)，将为他家得久长，也遭白发驱摧老。
说西施，妲己貌，在日红颜夸窈窕，只留名字在人间，也遭白发驱摧老。
或是僧，或是道，清净莲台持释教，将为无常免得身，也遭白发驱摧老。
或经营，或工巧，闻斗样尖新呈妙好，假饶富贵似石崇，也遭白发驱摧老。〔24〕
一般而言，讲经文本先引用经文，再对引用的经文加以阐释，然后用韵语提炼经文和阐释部分。但是本卷却不同，本卷由三段《无常经》经文分成三个框架，每个框架内插入韵文，结尾附“解座文”。其中，韵文以“三三七七七”体为主。同时，原卷缺题。因此，写卷的性质、用途，引起了学者的广泛讨论。启功先生以为，文中有三段《无常经》经文，拟题《无常经讲经文》。周绍良先生认为，该写卷只有三段经文，并非通篇敷演经书，且全卷为七言韵语，与一般意义上的讲经文体制不合。他认为，文中多类似“解座文”之语，拟定为“解座文汇抄”。王重民先生认为，“这一篇是否是讲经文，以至是否是无常经的讲经文，都还有待考证。巴黎藏的题为普劝四众依教修行的十二时，不但和这一篇有些词句相同，全篇都是三三七的句法，格式也几乎一样。”〔25〕潘重规先生认为，“此篇与八相押座文颇相似。疑此篇为讲无常经押座文，或普通泛论无常之押座文。”〔26〕王小盾先生则将这篇文章定性为“联章歌辞”。〔27〕 通篇为韵文的写本，形成原因主要有两种：一，讲诵时即为纯韵文，抄写者据实抄录;二，讲诵时韵散相间，抄写者根据需要仅抄取其中的韵文，应非当时讲说的全部内容，也非“解座文汇抄”，而是《无常经讲经文》中的部分。但目前没有发现另外的《无常经讲经文》的写本，故证据不足。且据引文第一段来看，此段敷演的是《阿弥陀经》。①从原文来看，“说多时，日色被，珍重门徒从座起，明日依时早听来，念佛阶前领取偈。”“说多时”意味着原卷篇幅应该很大。但该写卷篇幅较小，应非当时讲说的全部内容，也非“解座文汇抄”，而是当时讲说的部分内容。同时，从“且晚且须归去，阿婆屋里干嗔”“说多时，日色被，珍重门徒从座起，明日依时早听来，念佛阶前领取偈。”“更拟说，日西垂，坐下门徒各要归”“念佛各自归家，明日却来相伴”〔28〕等“散座”四次来看，P.2305号《无常经讲经文》(拟题)应为讲说过程中某四天的内容，且仅为韵文部分，即“拟定插词”。因为易于记诵或其他原因，它们被保存至今。
其三，以P.3697号《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为例。兹录部分如下：
大汉三年楚将季布骂阵汉王羞耻群臣拔马收军词文：
昔时楚汉定西秦，未辨龙蛇立二君。
连年战败江河沸，累岁相持日月昏。
汉下谋臣真似雨，楚家猛将恰如云，
各佐本王争社稷，数载交锋未立尊。
后至三年冬十月，沮水河边再举军，
楚汉两家排阵讫，观风占气势相吞。〔29〕
《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又名《捉季布传文》。现存十个写本，分别为P.3697号、P.2747号、P.2648号、P.3386号、P.3197号、S.5440号、S.2056号、S.5439号、S.5440号、S.5441号、S.1156号。该写卷标题混乱，P.3697号写本首尾没有缺损，题《捉季布传文》，P.3386号写本末题“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30〕， S.5441号写本末题“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四月十日记。泛孔目学仕郎阴奴儿自手写季布一卷。”〔31〕从形式来看，《捉季布传文》全篇皆七言韵文，押320韵，共640句，4474字。以七言韵文作为唱词，在唐代民间说唱伎艺中极为常见。但是为何这个写本又作《捉季布传文》?当时的说唱艺人或用散文叙说季布故事，用韵文唱诵其中的《季布骂阵词文》。作为说唱文本的季布故事，称为“传文”，作为唱词的《季布骂阵词文》，称为“词文”。从内容说，“季布骂阵”拟为《捉季布传文》故事的一部分，也即“拟定插词”。后来罗贯中作《大唐秦王词话》，以散文叙说，韵文唱诵，对话处几乎皆用韵文，如第六十回李世民与宇文宝的对话，皆用七言韵文，类似《季布骂阵词文》。
其四，以P.3645号、S.1156号《季布诗咏》为例。兹录部分如下：
汉高皇帝诏得韩信于彭城，垓下作一阵，楚灭汉兴。张良见韩信杀(煞)人较(交)多。张良奏曰：“臣且唱楚歌，散却楚军。”歌曰：“
张良奉命入中营，处分儿郎速�听，
今夜拣人三五百，解踏楚歌总须呈。
张良说计甚稀(希)有，其夜围得楚家营，
恰至三更调练熟，四畔齐唱楚歌声。……”
词曰：
“今年萧率度濠梁，玉霜芬芬满涧霜;
丈夫既得高官职，如何忘却阿耶娘。……”〔32〕
《季布诗咏》通篇为七言韵文，52句。S.1156号写本尾题云：“季布一卷 天福四年□四日记”。〔33〕高国藩先生认为，“它仅是‘一卷’只有五十二句短小的‘押座文’或‘缘起’之类专供艺人说唱的民间词文。”〔34〕《季布诗咏》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为何称“诗咏”?从形式来说，《季布诗咏》和“词文”非常相似，为何不称“词”“词文”?第二个问题即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变文集》中提出的疑问，“按此诗明是咏张良事，不知前后题为何均题季布?”〔35〕高国藩先生以为“它所以只写张良而不提季布，只在题目中标出，这是艺术的障眼法，是敦煌民间说唱艺人特地采取的艺术构思。《季布诗咏》内容就是以张良劝季布投降为轴心而展开。”〔36〕高国藩先生之言可备一说。还有一种可能，当时的讲唱类似于今日的话剧换场，现存此文为当时讲唱中的一段，也就是整个表演中的一场。虽然整个故事的中心人物是“季布”，讲唱的是“季布”的故事，但是这一场讲说的主角是张良。既然民间“说话”艺术《一枝花话》八个小时尚未毕场，那么季布故事也可能并非一日讲完，一场一话，一话一题而已。从原文来看，“汉高皇帝诏得韩信于彭城，垓下作一阵，楚灭汉兴。张良见韩信杀人较多。张良奏曰：‘臣且唱楚歌，散却楚军。’歌曰：……”这一场的内容是讲张良和季布的对峙，前一场的内容或是韩信和季布的对峙。季布和韩信、张良的对峙故事在《西汉演义》第八十一回《楚霸王会垓大战》、八十二回《张子房悲歌散楚》中皆有演绎。《西汉演义》，明代甄伟撰。虽然甄伟距唐时已远，但是情节却同《季布诗咏》吻合。《西汉演义》将韩信和张良故事各置一回，推测当时民间讲说可能也是各作一场分别讲说。
从《西汉演义》来看，张良之歌并非针对季布，而是针对包含季布在内的楚军将士。因此，《季布诗咏》开篇的“歌”，不是楚歌，而是韵文提炼、歌唱张良和韩信的故事。“歌”完之后，接着是“词”，为44句七言韵文。由此推测，原文当是以散文叙说，以韵文唱诵的韵散相间的文体。
其五，以S.2073号《庐山远公话》为例。
S.2073号《庐山远公话》，标题原有，通篇为韵散相间的说唱体，文中插入五言、七言的韵文。原文末尾有缺损，兹录部分如下：
远公既出长安，足下云生如壮士展臂，须臾之间，便至庐山。远公亦也不归旧寺，相去十里已来，于一峻岭上，权时结一草庵。彼中结跏敷坐，便即重寻旧卷，再举经声。荏苒之间，又经数月，远公忽望高原，乃援(唤)此上，其境峻峰鹤鸣，涧下龙吟，百谷千峰，例皆花发。地平长流之水，园开不朽之花，是如来修行之处。于是远公正坐，入其三昧。然净意澄心，思唯佛道，念浮生不久，想凡世而无堪，便将自性心王，造一法船，归依上界。远公造船，不用凡间料物，也不要诸般，自持无漏大乘，已为揽索，菩提般若，用作勾(拘)栏，金刚密迹，已为……(下缺) 开宝五年张长继书记〔37〕
从原卷末尾来看，远公从长安回到庐山，结草庵于峻岭之上，结跏趺坐，诵经修行。数月之后，入其三昧，以为浮生既短，不如归依上界。于是，他以无漏大乘为揽索，以菩提般若为勾栏建造大法船，准备升天。惜文本不全，升天之事已缺，只是推测而已。据周绍良先生考证，元代流行的《庐山成道记》即《庐山远公话》，元释优昙《庐山莲宗宝鉴》卷四《辩远祖成道事》批驳《成道记》有“七诳”，其六即“谓远公乘彩船升兜率”。〔38〕因此，文本结尾残缺的可能为远公乘法船升兜率天之事。另外，徐俊先生在整理S.2165号敦煌写本时发现，《庐山远公话》中的两首诗另有一个抄本。S.2165号写本存三首“别”的诗偈，前两首见于《庐山远公话》，第一首为远公为崔相公讲“身智二足”时所说，第二首诗为远公入大内讲经时见诸宫将字纸秽用茅厕时所说。第三首不见于该话本，但徐俊先生认为这三首诗都是抄自当时流行的《庐山远公话》传本。兹录第三首“别”的诗偈如下：
诸幡动也室铎鸣，空界唯闻浩浩声。队队香云空里过，双双宝(窒)盖满空行。高低迥与须弥等，广阔周圆耀日明。这日人人皆总见，此时个个发心坚。〔39〕
先生认为，《庐山远公话》末尾缺损远公乘船升天时的情景，而第三首诗歌内容与此相合，可确认为《庐山远公话》未抄部分的篇尾结诗。“《庐山远公话》中原共有诗偈七首，都是作为故事人物远公代言体诗的形式出现的，但这首诗却是说话者的口吻，这正符合话本中篇尾结诗的特征。”〔40〕另外，S.2165号写卷所录13首诗歌中时代最晚的为五代诗僧居遁(835-923)之作，而S.2073号《庐山远公话》抄本年代是宋开宝五年(972)，时间上并无冲突。因此，S.2165号写卷上的最后一首诗可能为《庐山远公话》的插词。
结语
综上所述，说唱伎艺的表演形式多种多样，如散说、韵诵、歌唱以及韵散相间的说唱形式等。文本形式也随之多种多样，如纯散文文本、纯韵文文本、曲子词、白话诗以及韵散相间的讲经文、变文、话本等。同时，记录者、传抄者的素质、需求、抄录标准等因素也会影响文本的形式。抄录标准不同，同样内容的说唱表演可能会流传不同形式的文本。因此，现在可见的敦煌诗、曲子词、佛曲、隐语、词、歌、讲经文、押座文等韵文，有的为说唱文本中的插词，既有既定插词，也有拟定插词。从插词来说，韵文一旦进入说唱文本，它的内容形式、审美风格、传播途径等便会受到说唱文本的制约。从说唱文本来说，插词是文本诗化的表现，是研究说唱文本和说唱伎艺的重要内容。从体制结构、叙述方式、文体互动等角度说，插词对说唱文学的发展流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系统辑录、汇编与研究敦煌说唱文本中的插词，可进一步拓展敦煌说唱文本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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